回想我和沈櫻女士的結識，是在1956年的夏天，我隨母親帶著三歲的女兒阿葳，到老家頭份去參加堂弟的婚禮。上午新婦娶進門，下午有一段空時間，我便要求我的堂的、表的兄弟姊妹們，看有誰願意陪我到鬥煥坪去一趟。我是想做個不速客，去拜訪在大成中學教書的陳（沈櫻）老師，不知她是否在校。大家一聽全都願意陪我去，因為大成中學是頭份著名的私立中學，陳老師又是那兒著名的老師，吾家子弟也有多人在該校讀書的。於是我們一群就浩浩蕩蕩地來到了大成中學。

到學校問陳老師住家何處，校方指說，就在學校對面的一排宿舍中。我們出了校門正好遇見一個小男生，便問他可知道陳老師的住家，並請他帶領我們前往。這個男孩點點頭，一路神秘不語地微笑著帶我們前往（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他那神秘的笑容）。到了這座日式房子，見到沈櫻，她驚訝而高興地迎進我們這群不速客，原來帶我們的正是她的兒子梁思明。

大熱的天，她流著汗（對她初次印象就是不斷擦汗），一邊切西瓜給大家吃，一邊跟我談話。雖是初見，卻不陌生；寫作的人一向如此，因為在文字上大家早就彼此相見了。尤其是沈櫻，她是三十年代的作家，是我們的前輩，我在學生時代就知道並讀過她的作品了。

1956年開始交往，至今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來，我們交往密切，雖然叫她一聲“陳先生”，卻是談得來的文友。她和另外幾位“寫沈櫻”的文友也一樣：比如她和劉枋是山東老鄉，談鄉情、吃饅頭，她和張秀亞談西洋文學，和琦君談中國文學，和羅蘭談人生，和司馬秀媛賞花、做手工、談日本文學。和我的關系又更是不同，她所認為的第二故鄉頭份，正是我的老家，她在那兒蓋了三間小屋，地主張漢文先生又是先父青年時代在頭份公學校教的啟蒙學生。我們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話題甚多，談寫作、談翻譯、談文壇、談嗜好、談趣事，彼此交換報告欣賞到的好文章，快樂無比！到了吃飯的時候，誰也舍不得走，不管在誰家，就大家胡亂弄些吃的——常常是劉枋跑出去到附近買饅頭鹵菜什麽的。

這樣的快樂，正如沈櫻的名言——她常說：“我不是那種找大快樂的人，因為太難了，我只要尋求一些小的快樂。”

這樣小快樂的歡聚的日子也不少，是當她在1957年應聘到台北一女中教書的十年里，以及她在一女中退休後，寫譯豐富、出版旺盛的一段時日里。

如今呢？她獨自躺在馬利蘭州高兒子家不遠的一家老人療養院（nursing house）里，精神和體力日日地衰退。手抖不能寫，原是數年前就有的現象，到近兩年，視力也模糊了，腦子也不清楚了。本來倚君在美國還跟她時通電話，行動雖不便，電話中的聲音還很清晰，但是近來卻越來越不行了。今春二月思明來信還說，媽媽知道阿姨們要寫散文祝賀她八十歲生日，非常高興，我向思薇、思明姊弟要照片——最重要的是要媽媽和爸爸梁宗岱（去年在大陸逝世）的照片，以配合我們文章的刊出，沈櫻還對兒女們催促並囑咐：“趕快找出來掛號寄去！”思明寄照片同時來信說：“媽的身體很好，只是糊塗，眼看不清楚，手不能寫是最難過的事，我也只有盡量順著她，讓她晚年平靜地過去。”據說這家療養院護理照顧很好，定期檢查，據醫院說，沈櫻身體無大病，只是人老化了，處處退步。

我們知道沈櫻眼既不能視，便打算每人把自己的寫作錄音下來，寄去放給她聽也好吧！但是思薇最近來信卻說：“……希望阿姨們的文章刊出錄音後，媽媽還能‘體會’，她是越來越糊塗了，只偶爾說幾句明白話。每次見著她，倒總是一臉祥和，微笑著環視周遭，希望她內心也像外表平靜就讓人安心了……”琦君最近也來信說：“稿子刊出沈櫻也不能看了，念給她聽也聽不懂了，只是老友一點心意，思之令人傷心！”

頻頻傳來的都是這樣的消息，怎能想象出沈櫻如今的這種病情呢

1907年出生的沈櫻，按足歲算是七十九歲，但以中國的虛歲算，應該是八十整壽了。無論怎麽說，是位高壽者。而她的寫作齡也有一甲子六十年了。沈櫻開始寫作才二十歲出頭，那時她是復旦大學的學生。她寫的都是短篇小說，頗引起當時大作家的注意，但是她自己卻不喜歡那時代的寫作，在台灣絕少提起。她曾寫信給朋友說，她“深悔少作”，因為那些作品都是幼稚的，模仿的，只能算是歷史資料而已。她認為她在五十歲以後的作品才能算數，那也就是在台灣以後的作品了。

可是她在台灣的幾十年，翻譯比創作多多，創作中絕無小說，多是散文。她的文字輕松活潑，順乎自然，絕不矯揉做作。她的翻譯倒是小說居多。她對於選擇作家作品很認真，一定要她喜歡的才翻譯。當然翻譯的文字和創作一樣順當，所以每譯一書皆成暢銷。最讓人難忘的當然是茨威格的《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出版以後不斷再版。引起她翻譯的大興趣，約在1967、1968年間，她竟在教書之余，一口氣翻譯、出版了九種書，那時她也正從一女中退休，很有意辦個翻譯出版社，在翻譯的園地上耕耘吧！

說起她的翻譯，應當說是很受梁宗岱的影響。1935年她和梁宗岱在天津結婚，他們是彼此傾慕對方的才華而結合的。尤其是文采橫溢的梁宗岱，無論在寫詩、翻譯的認真上，都使沈櫻佩服，她日後在翻譯上，對文字的運用，作品的選擇，就是受了梁宗岱的影響。但是在他們婚後的十年間，沈櫻的譯作卻是一片空白，因為連續生了三個孩子，又趕上抗戰八年。但是沒有想到抗戰勝利後，她和梁宗岱的夫妻之情再也不能維持下去，因為梁宗岱對她不忠。又和一個廣東女伶結合，她的個性強，便一怒而攜三稚齡子女隨母親、弟弟、妹妹來台灣，一下子住進了我的家鄉頭份，在山村鬥煥坪的大成中學一教七年才到台北來。她並沒有和梁宗岱離婚，在名義上她仍是梁太太，而梁宗岱的妹妹在台灣，她們也一直是很要好的姑嫂。

記得有一年她正出版多種翻譯小說時，忽然拿出一本梁宗岱的譯詩《一切的峰頂》來，說是預備重印刊行，我當時曾想梁宗岱有很多譯著，為什麽單單拿出這本譯詩來呢！不久前，在一篇寫去年去世的梁宗岱的資料，說梁於1934年在日本燕山完成《一切的峰頂》的譯作，而這時也正是沈櫻遊學日本，和梁同遊，當然完成這部譯作，沈櫻隨在身邊，這對沈櫻來說，是個回憶和紀念的情意，怪不得她要特別重印這本書呢！也可見她對梁的感情，並沒有完全消失，她的子女也說，母親對父親是既愛又恨！也怪不得這次我向她子女索取一定要有爸媽合照的照片時，她催著子女一定要掛號趕快給我寄來。如果不是海天相隔梁宗岱已故去的話，今年也是他們的金婚紀念呢！

在我收到的一批照片中，有幾張是1935年二十四歲的馬思聰、王慕理夫婦第一次到北平開演奏會，住在沈櫻家一個月時合拍的。沈櫻想到1935年時和故友同遊的情景，如今她形單影只，怎能不有“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的心情呢！

頭份如今是個有七萬人口的鎮，鬥煥坪是頭份鎮外的山村，經過這兒是通往獅頭山的路。沈櫻把這里當做她的“有家歸不得”的精神的老家。她退休後在這兒蓋了三間小屋。她所以喜歡這兒，不止是為了她在這兒住了七年的感情，不止是果園的自然風景和友情，而是一次女兒思薇來信說到曾做夢回台灣時，加注了一句：“不知為什麽每次做這種夢，總是從前在鄉下的情景。”就是指的鬥煥坪。於是她才決定在那山村中，蓋了三間小屋，使孩子們有了個精神的老家，她也跟著有了第二故鄉。

她在台北居住忙於翻譯出書時，總還會想著回到木屋去過幾天清悠的日子，那是她這一生文學生活最快樂的時期，所以她說：“我對生活真是越來越熱愛，我在這個世界還有許多事沒做呢！”

沈櫻退休赴美定居後，時時兩地跑，倒也很開心。1981年是沈櫻回台灣距今最近的一次。1983年身體才變化大，衰弱下來。今後恐怕她不容易再有回台灣她的第二故鄉的機會了，我們只希望她聽了我們每人的錄音，真能“體會”到和我們歡聚的那些美好的日子。

1986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