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屋常年是陰暗潮濕的，受不到一點陽光的照射。北平人說：“有錢不住東南房，冬不暖，夏不涼。”真是經驗之談。我雖然把兩明一暗的三間南屋布置成很好的客廳——緞面的沙發，硬木的矮幾，墻角的宮燈，仿古花紋的窗簾，腳下是軟軟的地毯；但是我們都沒有興趣到南屋去，熟識的朋友來了，也還是習慣到我們起居飲食的北屋來坐。

就這樣，我們整年地把南屋冷落著。小三合院中心一棵好大的槐樹，像一座天棚，整個夏天遮蓋著這院子，但是南屋更陰暗了。秋天槐花落了滿院子，地上像鋪了一層雪。我一簸箕一簸箕地掃著，心里就打著南屋的算盤；煤這樣貴，今年冬天我不打算在南屋裝洋爐子了。把去年留下的兩個爐子的煙筒挑一挑，用在北屋的一個爐子上大概夠了。鐵皮暴漲，煙筒省一節是一節，大家都盡量把爐子裝得移近窗戶，這叫做“縮短防線”。我又想，為什麽不把南屋租出去呢？既節流，又開源。

這個主意說開了去，大嫂很快就引來了一位房客，她給我介紹說：“咱們南京老親端木家的三太太，你仿佛說過，中學里教過你地理的，就是三先生。”

我說：“是呀！端木老師不容易被人忘記，他的……”

“他的眼鏡。”端木太太立刻微笑著接腔。

回憶到學校的生活，我很開心，我大笑著說：“是的，眼鏡，還有冬天那條長長的圍巾，脖子後面總拖著那麽長的一大截，飄蕩著。”

據說端木家這門老親，和我們攀來巴去，算是平輩表親。端木樸生老師已經死了十多年了。這位端木太太因為一直在外面做事，所以大家都稱呼她一聲“朱先生”。我對端木老師的印象，也只是那掉在鼻梁中間的眼鏡和長圍巾這一點點而已，他實在只教了我連一學期都不到。

說是平輩，朱先生比我年紀大多了，已經兩鬢花白，她雖憔悴，但很穩重，也整潔，眉目間藏著年輕時代的風韻。這樣的形容似乎很矛盾，但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確是這樣。

她是從東城她的親戚家搬出來的，因為她在師大的圖書館工作，住親戚家雖然方便，只是離學校太遠，往返不便，我們家可離師大很近。

“老胳膊老腿兒啦！讓我來來去去地趕電車，我也追不上，到了冬天，骨頭節兒就仿佛泡在醋里，那麽酸痛，真不是滋味兒。”她苦笑著說。

但是我想到陰暗的南屋，租給這樣一個獨身而患著風濕的老女人住，而我這年輕健康的卻住著陽光普照的北屋，倒有點不自在，我只好說：“只要朱先生不嫌房子小，不嫌我三個孩子吵鬧。”

朱先生搬來的時候，槐樹葉已經掉完了，光禿禿的枝子在冷風里挺著。南屋里我們原來的那一套家具，都移到北屋來，北屋顯得擁擠，但是卻像暖和了些。太陽從寬大的玻璃窗透進來，照到紫紅色的沙發上，發著亮光，摸摸是熱的。我很喜歡這種氣氛，抱著孩子坐在沙發上，望著南屋朱先生在忙碌；盆兒呀，罐兒呀，煤球呀，都堆在南屋房檐下的石階上。那地方原來我都擺著菊花，現在這麽一來，原有的一點兒藝術氣氛就沒了。

宋媽和朱先生的一個侄女在幫著整理，中午我當然邀她來我家吃飯，她進屋來先在洋爐子旁烤著搓著她的凍得發僵的兩手，看著墻上掛的我和凡帶著三個孩子的照片說：“一個人也是一個家，什麽都扔不下，就像蝸牛殼似的，再簡單，也得把它背在身上，帶來帶去。”

她沒有生育過，體態較少變化，也可想見她年輕時的輕盈。她如今穿著青嘩嘰的罩袍，平平貼貼，一點褶痕都沒有，我只覺得她太整潔了。聽了她的話，不知是出於安慰還是真的感覺，我說：

“我現在就覺著一個人最舒服，三個孩子加一個丈夫，真亂死我了，我常對凡說，多咱能離開你們清凈幾天才好。要知道伺候大人也不比伺候孩子省事。”我最初是為了安慰她的孤寂，而故意說出羨慕她的話，但說來說去，也說出了我的牢騷。

“別這麽說！”她笑著止住我。

“這是真話呀！”我也笑著說。

“真的離開你，你又不放心了。”她說著拍拍我的手背，仿佛我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

她搬來後，每天早出晚歸，冬天日短，回來後，天都快黑了，大家都縮在屋里過日子。窗簾拉上，探到爐中去的尾巴壺的水滾開著，孩子的吵鬧歡笑聲，使我應付這三間北屋里的生活，已經來不及了，這晚上的幾小時簡直就和屋外隔絕了一樣。有時我會猛想起，對面還有一家新街坊呢！我想著到朱先生屋里去談談，像拜訪朋友似的。但是等到夜靜後，我也疲乏了，掀開窗簾一角向南屋看去，外屋的燈已經熄了，里面是她的臥室，低燭光的燈亮著，怕她已經就寢了，也就不好去打擾。有一兩次也仿佛聽到樂器的聲音，但被孩子或客人的說笑聲遮蓋了，就沒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