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兩星期前，華苓打電話來說某處所選中譯英的短篇小說，尚缺少本省作家的作品，要我代找。這個消息使我很興奮，立刻就近要了文心、清文的，同時寫信給肇政和鐘理和先生，要他們寄幾篇來選，因為他們幾位都是常寫小說的本省籍作家。華苓在催，但是鐘理和先生的卻遲遲未到，我只好選了他在《聯副》不久前刊過的一篇《還鄉記》湊上送去。接著他的四篇剪報寄來了，所附的信是別人代筆署他的名寫的，我可以猜想到他一定是病了，因為起起倒倒對於他已經是常事了。但過了兩天，卻又接到理和先生的親筆信，他說他突然病倒了，這回病得兇狠些，所以所要的剪報遲寄來，同時他又說他所選的四篇作品，在他是有意義的，因為他寫的是鄉土的台灣，都市的台灣自有別的作家去寫。我的工作忙忙亂亂，還來不及寫信謝謝他，並且告訴他說已經來不及，所有的稿子都已送走，而今天便又接到一封寄自高雄美濃鎮的信，筆跡不是理和自己的，我猜想一定是他細心要修改稿件的信。接信的當時，我從木柵回來，人很疲乏，吃了午飯睡覺第一，午覺醒來才拆開信，那上面寫著：

海音女士：

家父於8月3日突然老病復發，4日終於不治辭世，5日下午依遺言火化。事出倉猝，不能及時通知，請原諒。

前些日子寄去的作品，用完後請替我寄回來，以後希望您仍像以前一樣的照顧我們。還有好些作品沒有出版，我希望將來能把他的作品集成一集出版。《笠山農場》父親遺言要請您跟肇政叔叔設法出版，現在原稿在台北，已經寫信去要了，接到後即將寄給您們。心里慌亂，言語無緒。敬祝，大安

鐘鐵民拜　8月7日

看了這封信，我楞住了，因為理和先生的死，似在意料中，又出乎意外。他在本刊那篇萬字連載《復活》是5日才刊畢，他4日已經死了，這可能是他在世所見到他的最後一篇刊出的作品，而相信他日前寫來的短信，也可能是他生前寫的最後的一封信。想到他和《聯副》兩年來的寫作的關系，以及對他的敬佩和認識，似乎不會使我的心情平復，同時本刊的讀者，在讀了理和先生的許多作品以後，也會對這位默默一生的作者寄予無限的懷念吧！

從理和先生的作品中，讀者也會看出他是一位不快樂的作者，因為在他的作品中難得——不，簡直從沒有看見過“歡樂”與“詼諧”的場面，而多的是“悲憫”和“憂傷”。每讀他的作品都使人心情沈重起來，有欲哭無淚的感覺。但是他並不是一個賣弄筆墨來賺取讀者的眼淚或同情的作家，而是他寫作和生活的背景，正有著無限的辛酸，筆觸所及，不由要流露出來。理和先生一生熱愛寫作，從年輕到死亡，他所寫的，在情感上毫無虛構，這正應了貝多芬的名言：

“為何我寫作？我心中所蘊蓄的，必須流露出來，所以我寫作。”

但可憐的是他一直盼著有一本自己的集子出版，卻到死也沒有實現。

理和先生今年四十六歲，一生除了熱愛寫作外，沒有輝煌的記歷和學歷，而更不幸的是十幾年來一直在和肺病搏鬥。他在第一次通信上便沈痛地寫說：“我在一個人生涯中最為有用的少壯之年便罹此疾，空讓大好時光虛擲，自思此生已無多大希望，今後倘能當名小卒，吶喊吶喊為文壇添點熱鬧，於願足矣！”

然而這點願望也不能讓他完全地達到，他還有些作品尚未發表，但當我們再讀到他的作品時，這個人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了。

鐘理和先生的平凡（也不平凡！）的一生，是這樣的：

他的學歷僅僅是日據時代的高小畢業再上一年半的村塾（讀漢文）而已，而實際上，村塾所讀的漢文，對於他後來的寫作，並沒有什麽大幫助，因為當時所讀的都是古文。在日據時代，政治環境是那樣地惡劣，一切條件都不適合一個人成為一個中國文的作家，所以他有了今天的成就，除了酷愛文藝的起碼條件以外，還是有賴於他個人的遭際。

他自己曾說過他的寫作生涯的最初動機：

我少時有三個好友，其中一個是我異母兄弟，我們都有良好的理想。我們四個人中，三個人順利地升學了，一個人名落孫山，這個人就是我。這事給我的刺激很大，它深深地刺傷了我的心，我私下抱定由別種途徑趕上他們的野。心。這是最初的動機，但尚未定型。

他在高小讀書時，借著由父親手里得到的一點點閱讀能力，熱心地瀏覽中文古體小說，一部《楊文廣平蠻十八洞》，可以說是他啟蒙的中國小說了。後來他進入村塾後，閱讀能力提高了，隨著閱讀的範圍也增廣了！舉凡當時能夠搜羅到手的古體小說，莫不廣加涉獵，後來更由高雄、嘉義等地買來新體小說。當時祖國大陸上正是五四之後，新文學風起雲湧，當時很多名作家的選集，在台灣也可以買到。那些新文藝作品，幾乎使他廢寢忘食地傾讀著。於是在熟讀之余，便也偶爾拿起筆來寫。有一次他把改作後的一篇短文拿給他的兄弟看，他默默地看過後忽然對理和先生說：“你也許可以寫小說。”他雖然不明白兄弟的這句話，究竟是出於無心還是有感，但對理和先生來說，卻是一句重要的話。以後他的兄弟到台北到日本，都常常給他寄來文藝理論的書籍。他兄弟的這種做法，使他不斷地和文藝發生關系，他後來從事文藝工作，兄弟的鼓勵有很大關系。

但是把他更驅向文藝的，卻是他的婚姻！

當理和先生讀完了一年半的村塾，第二年他十九歲，家里從屏東縣遷到現在的地方來開拓山林，而就在那里，他認識了一個農場的女工平妹，並且愛上了平妹，不幸的是女工也姓鐘，同姓聯姻，在本省是大忌，他自述說：

我們受到舊社會的壓力之巨和為貫徹初衷所付的代價之巨，是無法形容的。這是我生平的又一次刺激。被壓迫的苦悶和悲憤，幾乎把我壓毀。這時候我兄弟的那句話開始對我發生影響了，我借筆墨來發泄蘊藏在心中的感情的風暴。這思想把我更深地趨向文藝。由此時起，要做作家的願望開始在心中萌芽了。

1938年夏天，他只身跑到中國的東北，1940年便回台灣把他的平妹帶走。平妹也就是他的妻，這個結合對他太不容易了。而平妹呢？在貧病交迫的日子里，她勇敢地又背起了犁耙回到農場，現在她還是一個耕種著四分田和養著幾只豬的農婦。讀者在理和先生的作品中，早已看到一個那樣忍耐著丈夫的病、家庭的貧的主婦，如果說平妹嫁給理和先生沒有得到什麽嗎？她得來的卻是全部的愛，一直到死！現在他們有四個孩子，一個讀高中，一個讀國校，兩個還小，生活一直不如理想，理和先生死了，更不堪想象。

二十年來，理和先生並沒有過一個固定的職業。當他1938年到東北去，是做著駕駛汽車的工作，後來在公司里工作。1941年，他們移居北平，在文化古城中加強了他要做作家的願望，雖然他的工作一向沒有和“文化”有關，他在北平經營的是“煤炭零售商”！但是他幾乎把全副的精力花在寫作和自修上了。

最不幸的是他的病。1946年他回到台灣來，初擔任縣立初中代用教員，但轉過年的年初就得病，後來進松山療養院，開刀切去了七條肋骨，一個人只剩半個了！這期間他沒有寫作，但是1950年出院回到鄉下的家里，便在療養中繼續他熱愛的寫作。這時好像完全達到他的夙願了，因為事實上他不能擔任任何工作，看書、寫作，不正是他所希望的嗎？然而時好時壞的病體，實在是在掙紮中生活的。

在這種情形下，他的筆觸何來幽默與歡樂？但是他從不發牢騷，本著他熱愛文藝的意志，盡情地寫作下去。平妹，下田種著地，上山砍著柴，她也從不抱怨。

理和先生在病後的作品多屬短篇，而且也多在《聯副》發表，其他刊物如《自由青年》上也間或發表一兩篇。唯一的長篇小說《笠山農場》是曾得文藝會獎的，但一直不得機會出版單行本。

一個一生的精力付諸寫作的人，盼望著有一本自己的集子出版，該不算奢侈吧，但是一直到死，理和先生的小小願望就沒有達到，但是誰又想到他這樣突然地離去了呢？

不久以前我曾在通信中向理和先生談及說，台北的西區扶輪社（全部本省籍會員）對於本省的文化年年都獎勵，我很想建議他們掏出點錢來出版一本省籍作家的作品合集。理和先生很高興，寫信頻頻詢及，但是我還沒碰到什麽機會向什麽人去講呢，理和先生已經不在世了。他臨死的遺言要肇政和我幫他出版集子。對於這樣一位作家，我們應當盡力而為，為了安慰他，也為了這是我們應當做的事。

1960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