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的美” 

弗蘭茨與薩賓娜在紐約街上一定就是幾個小時。每走一步都有新鮮的景觀，如同他們是循著一條山林小道前行，沿途景色都令人驚嘆不已：一位年輕人跪在人行道中祈禱；幾步之外是一位漂亮的黑人婦女靠著一棵樹；一位身穿黑制服的男人橫過馬路時指揮著一支無形的樂隊；一個噴泉在噴水而一群建築工人坐在噴泉邊上吃午飯；一些奇怪的鐵梯上上下下爬滿建築還配有醜陋的紅欄桿，醜到極致也就顯得美妙；再定過去，是一座巨大的玻璃墻面的摩天大樓，後面又是比肩而立的一座，樓頂帶有小型的阿拉伯式遊樂廳，有塔樓，遊廊，還有鍍金圓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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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蘭茨曾就讀巴黎，天資不凡，二十歲那年就確定了學者生涯。從二十歲起，他便知道自己一生將會被局限在大學辦公室、一兩所圖書館，或兩三個演講廳里。想到這種生活將把他窒息，他總是期望著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像從屋里走向大街。 

住在巴黎期間，他參加了每一次可能的遊行示威，去慶祝什麽，要求什麽，或抗議什麽，去露天里和人們呆在一起。遊行的隊伍直抵聖耶門大街或從共和廣場到巴士底，使他神魂顛倒。他把行進和呼喊看成歐洲以及歐洲史的形像。歐洲就是偉大的進軍，從革命到革命，從鬥爭到鬥爭，永遠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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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得很快，與那些移民分裂的想法更使她不安。她知道自己是不公正的，畢竟還有另一些捷克人，與那有長長食指的人完全不一樣。何況她那段小議論後的難堪沈默，也沒有表明他們都反對她。沒有，他們也許是被這突然的憤怒搞昏了頭，沒有理解他們都是受制於移民生活的人。那麽為什麽她不原諒他們？為什麽不把他們都看成可憐的被拋棄了的上帝之造物？ 

我們知道為什麽。她背叛了她的父親，生活便向她敞開了背叛的漫漫長途。每一個吸引她的背叛是罪惡也是勝利。她不願意遵守秩序；她拒絕服從秩序——拒絕永遠和同樣的人在一起講同樣的話！這就是她被自己的不公平所困擾的原因。但這並非心情不悅，恰恰相反，薩賓娜的印像中，這是一次勝利，有看不見的人還在為她熱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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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報告與美術才華、踢球技巧、或需要鹹腥海洋空氣的疾病毫無關係，它們只說明一個問題：“公民的政治情況”。（用另一句話說就是，這位公民說過什麽，想過什麽，行為如何，在五一遊行集會中表現如何。）每一件事（一天天的生存，工作中的升遷，度假）都有賴於這種評價過程的結果，因此每一個人（無論他是否要為國連隊踢球，或是否獲准展覽作品，是否去海灘度假），都必須蹈規蹈矩努力表現以取得優良的評價。

這就是薩賓娜聽到灰頭髮男人講話時所想到的。他不關心他的同胞們是否足球運動員或畫家（在這一群移民中，沒有一個捷克人對薩賓娜的作品表示過任何興趣）；只關心他們是否反對共產主義，積極地或消極地？真正實在地或是表面地？從一開始就反還是從移居國外以後？ …

光明與黑暗 

對薩賓娜來說，生活就意昧著觀看。觀看被兩條界線局限著，一種是強光，使人看不見，另一種是徹底的黑暗。也許這就是薩賓娜厭惡一切極端主義的原因。極端主義意味著生命範圍的邊界。不論藝術上或政治上的極端主義激情，是一種掩蓋著的找死的渴望。在弗蘭茨那里，“光明”不會與某張日暖風和的風景畫相聯系，而會使他想起光源本身：太陽，燈泡，聚光燈。弗蘭茨的聯想總是一些熟悉的比喻，如：正直的太陽，理智的光輝，等等。 …

“真是惡性循環，”薩賓娜說，“音樂越放越響，人反而變成聾子。因為他們變聾，音樂聲才不得不更響。”“你不喜歡音樂嗎？”弗蘭茨問。 

“不喜歡。”她又補充，“不過在一個不同的時代里……”她想著巴赫的時代，那時的音樂就像玫瑰盛開在雪原般的無邊無際的寂靜之上。從童年起她開始追求音樂，就領受著噪音妨礙。在美術學院那幾年，學生們整個暑假都要求在青年港地度過。他們住在一色的屋子里，一起去鋼廠建鍛工地勞動，工地上高音喇叭里的音樂從早上五點直吼到晚上九點。盡管樂曲是歡快的，但她感到好像是哭嚎。沒有什麽地方可以躲避，即使躲進公共廁所，躲入被褥。任何地方都有喇叭。那聲音像一群獵狗一直騷撓著她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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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美術學院的學生，但不能像畢加索那樣畫畫。這正是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規定獨尊的時代，是成批制作共產主義政治家們肖像的時代，她要背叛父聲的願望總不能如願以償：這種共產主義只不過是另一個父親罷了。這位父親同樣嚴格地限制她，同樣禁止她的愛（清教徒時代）以及她的畢加索。如果說她終於與一位二流演員結了婚，只是因為那人有著怪漢子的名聲，同樣不為兩種父親所接受。 

隨後，母親去世了。就在她參加葬禮返回布拉格之後，她接到了父親因悲傷而自殺的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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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解小辭典“女人”

薩賓娜並沒有選擇一個作女人的命運。我們所沒有選擇的東西，我們既不能認為是自己的功勞，也不是自己的過錯。薩賓娜相信她不得不采取正確的態度來對待非已所擇的命運。在她看來，反抗自己生為女人是愚蠢的，驕傲於自己生為女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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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剩薩賓娜自己了。她還是只穿著內衣，回到鏡子前，把禮帽又戴上，久久地看著自己，對自己多年來只是為了追尋那失去了的一瞬間而感到驚訝，

許多年以前，這頂禮帽曾使托馬斯拜訪她畫家時興致盎然。他戴上帽子，從大鏡子里去看自己，鏡子也像在日內瓦一樣是靠著墻的。他想看看自己作為一個十九世紀的市長是什麽摸樣。薩賓娜開始脫衣，他便把帽子戴到她頭上。他們都站在鏡子面前（每次她脫衣時他們總是站在鏡子面前），看著他們自己。她脫掉了內衣，頭上仍然戴著帽子，在這一瞬間，她意識到他們倆都被鏡子中所看到的情景激動了。

什麽能使他們如此激動？幾分鐘前她也戴著帽子，看起來只不過是個玩笑而已。激動與玩笑真的只是一步之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