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他立在門廳口凝視著衣帽架，那里接著他的皮帶和項圈。她給他套上項圈系好皮帶，帶他一起去買東西。她要買點牛奶、黃油、麵包，同往常一樣，還有他早餐用的麵包圈。他貼在她身邊跑著，嘴里叼著麵包，吸引旁人的注意之後洋洋自得為之四顧。一到家，他叼著麵包圍躺在臥房門口，等待托馬斯對他的關注，向托馬斯爬過去，沖他狺狺地叫，假定他要把那麵包圈兒奪走。每天都如此一番。他們在屋子里至少要互相追逐五分鐘之久，卡列寧才爬到桌子底下去狼吞虎咽消受他的麵包圈。 

這一次，他白白地等候著這一套早晨的儀禮。托馬斯面前的桌上有一臺小小的晶體管收音機，他正在專心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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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有關捷克移民的節目，一段私人對話的錄音剪輯，由一個打入移民團體後又榮歸布拉格的特務最近竊聽到的。都是些無意義的瞎扯，夾雜著一些攻擊佔領當局的粗話，不時還能聽到某位移民罵另一位是低能兒或者騙子。這些正是廣播的要害所在。它不僅證明移民在說蘇聯的壞話（這已經不會使任何捷克人驚訝不安），而且還表明他們在互相罵娘，隨便使用骯字眼。人們乎常可以整日講髒話，在打開收音機聽到某位眾所周知令人肅然的角色在每句話里也夾一個“他娘的”，他們畢竟會大為失望。 

“都是從普羅恰茲卡開的頭。”托馬斯說。

普羅恰茲卡是位四十歲的捷克小說家，精神充沛，力大如牛，在1968年以前就大叫大嚷公開批評時政。後來，他成為“布拉格之春”中最受人喜愛的人物，把那場隨著入侵而告結束的共產主義自由化搞得轟轟烈烈。入侵後不久，報界發起了一場攻擊他的運動，但越玷汙他，人們倒越喜歡他。後來（確切地說是1970年），電臺播出了一系列他與某位教授朋友兩年前的私人談話（即1968年春）。他們倆很長的時間都沒有發現，教授的住宅已被竊聽，他們每一行動都受到監視。普羅情茲卡喜歡用誇張、過激的話與朋友逗樂，而現在這些過激的話成了每周電臺的連續節目。秘密警察制造並導演了這一節目，費盡心機向人們強調普羅恰茲卡取笑朋友們的插料打渾——比如說，對杜布切克。人們一有機會就要挖苦朋友的，但現在與其說他們被十分可恨的秘密警察嚇住了，還不如說他們是被他們十分喜愛的普羅恰茲卡給驚呆了。 

托馬斯關了收音機說：“每個國家都有秘密警察，在電臺播放錄音的秘密警察，只可能在布拉格有，絕對史無前例！”

“我知道一個前例，”特麗莎說，“我十四歲的時候寫了一本秘密日記。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頂樓上。媽媽嗅出了它。有一天吃飯，我們都埋頭喝著湯，她從口袋里拿出日記說：‘好了，諸位現在仔細聽一聽。’她讀了幾句，就哈哈大笑。他們都笑得無法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