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直起腰來，迷惑不解地聽著薩賓娜的話。

“你在找什麼？”她說。

“一隻襪子。”

她和他一起把房子找了個遍，他又一次爬到桌子下面去。

“你的襪子哪兒也找不到了，”薩賓娜說，“你一定來的時候就沒有穿。”

“怎麼能不穿襪子來？”托馬斯叫道，看看手錶，“我會穿著一隻襪子到這里來嗎？你說？”

“沒錯，你近來一直丟三拉四的，總是急匆匆要去什麼地方，總是看手錶。要是你忘了穿一隻襪子什麼的，我一點幾也不驚訝。”

他把赤腳往鞋里套，薩賓娜又說：“外邊涼著哩，我借你一隻襪子吧。”

她遞給他一隻白色的時鬃寬口長襪。

他完全知道，對方瞥見了自已做愛時的看表動作，一定是她把襪子藏在什麼地方以作報復。外面的確很冷，他別無選擇，只得接受她的賜予，就這樣回家去，一隻腳穿著短襪，另一隻腳套著那隻寬口的長襪，襪口直卷到腳踝。

他陷入了困境：在情人們眼中，他對特麗莎的愛使他蒙受惡名，而在特麗莎眼中，他與那些情人們的風流韻事，使他蒙受恥辱。

11

為了減輕特麗莎的痛苦，他娶了她，還送給她一隻小狗（他們終於退掉了她那間經常空著的房子）。

小狗是他某位同事一條聖伯納德種狗生的，公狗則是鄰居的一條德國種牧羊狗。沒有人要這些雜種小狗，同事又不願殺掉它們。

托馬斯看著這些小狗，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話，它們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個共和國的總統站在四個死囚面前，僅有權利赦免其中一個。最後，他選了一條母狗。狗的體形如德國牧羊公狗，頭則屬於它的聖伯納德母親。他把它帶回家交給特麗莎，她把它抱起來貼在胸前，那狗當即撤了她一身尿。

隨後，他們設法給它取個名字。托馬斯要讓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麗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來時腋下夾著那本書，建議讓狗名叫“托爾斯秦”。

“它不能叫托爾斯泰，”特麗莎說，“它是個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麼樣？”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馬斯說，“女人不可能有它那麼滑稽的臉，它太像卡列寧，對，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經常想像中的樣子。”

“叫卡列寧不會影響她的性機能嗎？”

“完全可能，”托馬斯說，“一條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們叫得多了，可能會發展同性戀趨向。”

太奇怪了，托馬斯的話果然言中。雖然母狗們一般更衷情於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寧是例外，決心與特麗莎相好。托馬斯為此而感謝它，總是敲敲那小狗的頭：“幹得好，卡列寧！我當初要你就為了這個。我不能安頓好她，你可一定得幫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寧的幫助，托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識到自己的失敗是幾年之後，大約在俄國坦克攻佔他的祖國後的第十天。這是1968中8月，托馬斯接到白天從蘇黎世一所醫院打來的電話。對方是一位院長，一位內科大夫，在一次國際性的會議上曾與托馬斯結下了友誼。他為托馬斯擔心，堅持讓他去那兒工作。

12

因為特麗莎的緣故，托馬斯想也沒想便謝絕了瑞士那位院長的邀請。他估計她不會願意離開這兒。在佔領的頭一周里，她沈浸在一種類似快樂的狀態之中，帶著照相機在街上轉遊，然後把一些膠卷交給外國記者們，事實上是記者們搶著要。有一次，她做得太過火，竟然給一位俄國軍官來了一個近鏡頭：衝著一群老百姓舉起左輪手槍。她被捕了，在佔領軍指揮部里過了一夜。他們還威脅著要槍斃她。可他們剛一放走她，她又帶著照相機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為如此，佔領後的第十天，托馬斯對她的回答感到驚訝。當時她說：“你為什麼不想去瑞士？”

“我為什麼要去？”

“他們會給你吃苦頭的。”

“他們會給每個人吃苦頭，”托馬斯揮了揮手。“你呢？你能住在國外嗎？”

“為什麼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國，這會兒說到離開，又這樣無所謂？”

“現在杜布切克回來了，情況變了。”特麗莎說。

這倒是真的：她的興奮感只延續了一個星期，那時國家的頭面人物像罪犯一樣被俄國軍隊帶走了，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哪兒，人人都為他們的性命擔心。對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這是一種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鎮上貼滿了成千上萬的大宇報，有諷刺小品，格言，詩歌，以及畫片，都衝著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們而來。把他們嘲弄成馬戲團的無知小丑。可是沒有不散的宴席，就在與此同時，俄國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簽定了妥協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們回到布拉格。他在電臺作了演說。六天的監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簡直說不出話來，結結巴巴，不時喘氣，講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時長達三十秒鐘。

這個妥協使國家幸免了最糟的結果：即人人懼怕的死刑和大規模地流放西伯利亞。可有一點是清楚的：這個國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來日方長，它將永遠結結巴巴，茍延殘喘，如亞力山大.杜布切克。狂歡完了，接下來是日復一日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