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娃並不否認結構主義符號學方法在人文社會諸學科發展中的作用，但對其局限之處始終具有清醒的認識。 她認為，在符號學研究過程中，只有動態地把握符號系統，才能超越結構主義思想的局限，從而在「結構」生成和變化、在「結構」與外部關係中辨證地把握符號。 符號實質上是主體的意識或知識借助於能指而形成的一種物質載體，必然與人及其存在的世界密切聯系。 因此，我們在研究符號意義生成的動態性特征的同時，還必須致力於將符號學研究的觸角延伸到人外部世界的各個方面，特別是非語言性社會、歷史和文化，從而建立起一門後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研究方法——解析符號學。

解析符號學是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一種反叛和挑戰。 克里斯蒂娃曾明確指出，「符號的這種解析理論旨在解析自斯多葛派以來以主體和符號為內容的符號學運作基礎，重新確定符號學的方案。 解析符號學——符義分析——決不滿足於笛卡兒式的或知性行為式的對封閉體的描述……它視表意實踐為多元實踐」…

（四）互文性概念的價值

1. 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的超越其一，克里斯蒂娃注意到決定文本意義的不僅僅是語言系統，還有外部世界這個大文本。 社會與歷史並不是外在於文本的獨立因素或背景，它們本身就是文本，是文本整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這樣一來，互文性理論就對結構主義者所謂的「文本是一個獨立自足的、離散的語言封閉體」的觀點形成了沖擊。 其二，互文性理論強調現存文本與歷史文本的關聯，而不是像結構主義者那樣排斥歷史，只對文本作共時性研究，換言之，克里斯蒂娃的功績之一在於將歷時因素納入文本符號研究的視野。 其三，結構主義符號學一直認為，符號是由能指和所指構成的，在能指以外存在著一個所謂的先驗所指與能指相對應。 而克里斯蒂娃反對這種觀點，她強調符號意義的非確定性，能指與所指關係的無法確定性，意義應該產生於能指之間的交叉、組合和變換及其釋放出來的無數能指關係之中。…

3. 轉換性

克里斯蒂娃認為， 既然小說是一個變化過程，那麼她就有理由借用專門研究語句變化過程的轉換生成語法，把小說當做一種「轉換性話語結構」來考察，所以她的《小說文本》的副標題叫做「一種轉換性話語結構的符號學研究」。 當然，她在借用轉換生成原則時也加入了許多非語言學的思考，尤其是互文性意義上的「轉換生成」完全是她本人的獨特發明，是為了彌補轉換生成語法的不足， 以便研究 「像小說這樣的複雜符號系統」［15］（P37）。

在她看來，相對於早期結構主義語言學的靜態研究來講，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是一種進…

1. 引文性或二重性

互文性必不可少的特征是引文性，即一個文本中含有另一個文本。 克里斯蒂娃認為，「任何文本都像是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轉換」［1］（P146）。 這里，克里斯蒂娃的獨特意義在於，她的互文性概念建立在她的泛文本主義之上，「文本」、「另一個文本」或「引文」等詞語在她那里都具有極為寬泛的含義。 她所說的「文本」可以確指一部文學作品，但首先是指一種意義生產過程；她所說的「另一個文本」可以確指另一部文學作品， 但首先是指一切社會歷史實踐； 各種社會歷史文本不一定屬於自然語言，但都「像語言那樣來結構」，所以任何符號系統或文化現象（社會實踐）都可以看做「文本」。 ［13］（P17）…

4. 顯著互文性和構成互文性

Fairclough 把互文性區分為顯著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 和構成互文性（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 或 interdiscursivity）。［8］（P85）前者是指特定的其他文本公開地被利用到一個文本之中，如有引號、明確標示或暗示的；後者則是按照各種體裁或語篇類型來建構一個文本。…

（二）互文關係的分類

自從克里斯蒂娃於 20 世紀 60 年代末首次提出互文性概念之後，學者們圍繞著該術語本身及其內涵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尤其在互文關係的分類問題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分別從不同角度作出了劃分，雖然分類還顯粗糙，彼此間還有兼類現象，但對進一步完善互文性理論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水平互文性和垂直互文性…

文化符號學

在互文性理論形成過程中，給予克里斯蒂娃影響最大之人就是俄羅斯的偉大學者巴赫金。 克里斯蒂娃於 1966 年在羅蘭·巴特的研討班上開始介紹巴赫金的理論思想，這使她成為最早向西方學術界介紹巴赫金思想理論的學者之一。 她借助於巴赫金的語言哲學理論及其有關狂歡化文學的種種探討，「對索緒爾的靜態語言模式以及結構主義的文本理論進行了批評，強調文本的對話原則、 復調結構與互文本的生成過程」［4］（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