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曹丕說“氣之清濁有體”，把人的“氣”分成“清”與“濁”，這種說法容易引起誤解，以為“清”氣是好的，“濁”氣是不好的，實際上，氣無所謂好與不好。劉勰把曹丕的“清濁”之分，改為剛柔之分（“氣有剛柔”，見《體性》篇），就彌補了曹丕用詞上的缺憾。劉勰為什麽贊美《古詩十九首》“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稱許“張衡怨詩，清典可味”，肯定建安詩人“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為什麽批評當時的一些詩人“儷采百句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的傾向呢？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前者所抒發之誌是有“血氣”之誌，後者所抒發之誌則是缺乏“血氣”之誌。“氣以實誌”是很重要的。

關於“誌足”。《議對》篇：“對策所選，實屬通才，誌足文遠，不其鮮歟。”又，《征聖》篇：“然則誌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這兩篇雖然不是說詩，但“誌足文遠”和“誌足言文”的意思，仍然是可以用來說明詩之“誌”的特征。“足”，充足，充實，用現今的話說是有力度。所以“誌足”關係到“誌”的強力度，它要求的是詩的“誌”充實飽滿。只有“誌”充實飽滿，文辭才能巧麗致遠。所以“誌”是不是“足”，關係到詩的辭采與意味深遠問題，也是很重要的。

關於“誌深”。《時序》篇：“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慨而多氣也。”這里是對“建安風骨”的著名概括。其中提出“誌深而筆長”，意思是說詩人情志深沈，其筆墨才能有悠遠的含義。詩人的“誌”如何才能“深”，重要的是對生活要有刻骨銘心的體驗。建安時期，社會正處多事之秋，所謂“世積亂離，風衰俗怨”，詩人在這環境中，往往遭遇不平，體驗深沈而強烈，這樣從筆下流露出來的情志被自己的體驗自覺不自覺地浸潤改造過，從而表現出不同尋常的悠遠之誌。

關於“誌隱”。《體性》篇：“子云沈寂，故誌隱而味深。”這是說揚雄個性深沈，所以其作品意味含蓄、隱晦而不直露。這就從個性的角度給“誌”注入了新的內容。有什麽樣的個性，就會有什麽樣的“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