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形而上學是關於認識本身的認識，是哲學史主線上的東西。形而上學與加字哲學形成區別：一種加字哲學是與加字所表達的東西相關的認識。這里區別的實質是，形而上學的研究是先驗的，加字哲學的研究是經驗的。形而上學的探討始終圍繞著句子，因為認識是由語言表達的，而句子是表達認識的基本單位。與句子相關有三個方面：語言層面的基本句式是「S是P」，涵義層面是語言所表達的東西，語義層面的核心概念則是「真」。形而上學的研究始終圍繞著「是」與「真」進行，涉及這三個層面，尤其是第三個層面，它揭示的是句子的真之條件，並幫助說明前兩個層面。應該認識形而上學的性質和特征，應該加強形而上學的研究，並通過形而上學的研究更好地推進哲學的研究。…

還需要注意的是，胡適不僅強調「白話」（口語）入詩，而且屢屢提醒「文法」（語法）的重要性。關於中國古代的文體，他批評得最為激烈的就是律詩和駢文，言其「不講文法」、「不通」。[32]胡適的看法若孤立起來看，顯得頗為獨斷、偏頗。但是，若從前文所述之韻律與句法之矛盾關係來看，胡適的做法有其不得不為的初衷。因為律詩和駢文這兩種文體，恰好就是詩與文中受到韻律法則支配最深的體裁。



對於胡適而言，最為迫切的是讓邏輯關係明確的現代語言用文學的方式「催生」出來。他優先考慮的顯然是如何讓現代漢語在詩歌寫作中「立足」，而不是建設詩歌的韻律形式。所以他反復強調把話說「通」；而且他屢屢提醒人們要注意語法，不要因為詩律的需要去寫一些「病句」，這說明他對於傳統詩文中語法與邏輯受到韻律的擠壓這個根本問題是有直覺的感知的。…

格律與節奏的區別雖然抽象，但實際上也不難理解。因為「格律」只規定了它「最在乎」的那部分語言成分，比如英語格律中的輕重音數量，法語格律中的音節數量，西班牙語詩歌的音節數和重音數，漢語格律中的字數（詩行長度）、押韻等；[27] 但是，這些規定並沒有囊括語言的全部成分，比如各字詞的音質的選擇，復沓、諧音的運用，詞語之間的語法關係，詞語的語義暗示和形象，等等，這些都會造成節奏的微妙差異。因此，不僅同一格律寫成的不同的作品的節奏會有差異，甚至同一詩作的不同詩行之間的節奏也會有差異。[28]帕斯說：「節奏，是具體的時間性，加爾西拉索的十一音節詩就不同於克維多或者貢戈拉的十一音節詩。他們的格律度量是相同的，但節奏是不同的。」…

三、節奏與格律的關係，以及自由詩的節奏問題

關於語言條件的變化與詩律的構建之關係，帕斯有非常深入的觀察，他提醒我們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格律的變遷，而且應該把節奏（rhythm）與格律…

應該意識到，重疊、對偶正是詩歌中非常依賴的節奏手法，舊詩自不必說，新詩同樣也如此，比如卞之琳的《無題四》：

昨夜付一片輕喟，

今朝收兩朵微笑，

付一支鏡花，收一輪水月……

我為你記下流水帳。[18]

可見詩律只是把日常語言中自發運用的法則上升到自覺的層次而已。…

時間，如前所論，是運動的尺度，感受的形式。因此，對時間體驗的操作就是讓運動獲得一種有規律的尺度，讓感受形成一種特定的形態，讓人有意識地去「注意」時間的存在。這一點在古典詩歌中是特別明顯的。任舉一首古詩：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

閬苑有書多附鶴，女床無樹不棲鸞。

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

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

——李商隱《碧城三首》（其一）…

既然時間「先天地」存在於我們感受世界的方式之中，那麼作為一種「具體的時間性」的節奏的意義何在呢？在康德看來，時間的前後相繼、替代更新是一種「先驗直觀」，是先天地賦予給我們的；[6] 而帕斯卻認為這只是一種「日常時間」（quotidian time），在「日常時間」之外，還有一種與神話、宗教祭祀、宗教歷法、魔術以及文學密切相關的時間，即「原型時間」（archetypal time），或者說「原初時間」(original time)。原型時間是「古代時間觀念的殘余」…

誰能撿起詞，並把它展示給時間? ——曼德里施塔姆《詞與文化》

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是有著廣泛的世界影響的墨西哥詩人、散文家、文學理論家,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關於帕斯，人們更關注其作為詩人的成就，不過，帕斯也是一位出色的詩學理論研究者，其理論專著《弓與琴》（1956）、《泥淖之子》（1974）、《另一個聲音》（1990）等均有相當高的成就和影響。其中《弓與琴》一書中有不少涉及詩體與韻律學…

這已經不是詩人一己生命感官，一絲生命體悟的把握，也不是精神碎片純粹的展示和個體意識流動的"閃回"，而是在尖銳，硬度，疼痛的基座上，重新粘合靈魂的問題了，即在生命的天平上，加重人格，良知的砝碼。這種加重，並不是在排斥去除生命詩學的原汁原味，改變它的原質，恰恰相反，是加強整體性深化。畢竟生命詩學的最終完成，乃是生命感官與人格的統合，乃是生命感性與良知的統合。

誠然，生命詩學的出發，是從本能，原始，衝動，力比多原點開始，但絕不是原地兜圈，而要做發散式輻射，通過體驗的中介，瞬間地親歷生命的本真，並企及自明。它的初級階段，掙脫種種外在束縛，表現了各種生命本相的本然活動，覆蓋了生命所有正、負值及中性層面。到了高一級階段，我們則有理由要求在生命本然活躍中，加大生命中的人格力度，亦即抵達非個人化的存在深度，這樣生命就脫棄了瑣屑、卑微，而顯得"大氣"。…

四

正是從類群經驗概括向個人日常瑣屑的體驗轉型，導致了九十年代先鋒詩歌寫作自我化大趨勢。這種帶有私人物品的性質，私人自傳特色的寫作，成功地保留了個體巨大的精神自由空間。它獨立地抗衡主流文化，權力話語的導引強制，拒絕非藝術干擾，它推進生命詩學在前人極少問津的領地昂首闊步。從重大的人權到細微的嘆息，不管是正值層面的高揚抑或負值層面包括自瀆自虐自戕的展示，都顯現了生命在不可抗拒的悖論中——自明的意義，其頑韌執著的自我穿透，自我體認，自我放血，自我燭照，通，過體驗為中心支持的強大發射網絡，佔據和覆蓋了詩歌最廣闊的版圖。…

我一直以為于堅對過程，細節，時間有一種特別偏好，他往往在體驗中強化時間鏈條，由此而詩化時間，時間是人的生存的狀態，他尤其看重進行時態，通過它再造另一種內在心理時間，從而重構出新的生活。重要的不是時間的現實刻度，而是被完全個人內化，進行中體味著的時間。因為每一個瞬間都可能顯示連續生命的特殊意義，哪怕完全是極具個人化的。顯然，類似于堅這種私人性充滿細節，過程，時間，情節的狀態體驗，為生命詩學——其前期經驗聚合的范型，做出了重要的而有益的增補。…

是誰?是誰?是誰?

他敲著流水的小鼓，他敲著鋼刀的鋒刃

他敲著朋友那如紙的臉皮

是誰?是誰?是誰?

他敲著所有風中最簡單的風

他敲著自己的雙眼

他敲著天空的肋骨……

他敲著跌落的牙齒，他敲著失掉的鞋…

生命體驗的第二個熱點是死亡。人們都忌諱談論死，但死亡是哲學最根本的問題，是生命詩學最真實的底色。生與死是存在的兩極，死的永無窺測比生更為凝重和富有力度，所以體驗

死亡即是最深刻體驗存在，即是最深入沉思人的本質。死亡作為生存的基本參照和背景，必然會帶給生存空前的力量，如果對死缺乏真正的意識，也就必然對生缺乏真正的自覺。在死亡面前，生命最徹底暴露它的本色:擁抱、欣賞、逃避、絕望……構成了它輝煌悲愴的樂章。

死亡體驗可分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以身殉道的親歷型，用自己高貴的生命去驗證去燭照生存的虛空。第二種是虛擬型，用冥思幻想擬想去開辟生命終極的種種情景感知。第三種是知性型的，從哲學理念出發，去作形而上認知演繹。…

海德格爾認為，諦聽是指諦聽自己的內心，諦聽天地神秘的聲音，在諦聽中靠攏人性的本質，靠攏神性的東西，諦聽排除各種外在干擾和功利，全身貫注浸淫於高峰體驗，通過冥想遐思，捕捉生命的奧秘，由此把握有限人生中的瞬間意義。先鋒詩人，不再采用從前情感歌吟或隱喻方式，而是直接進入對象，"我坐進一片楓葉/並且從枝丫上飄入深深的秋天"。這既是進入自然又是進入人體的方式。他們往往"借助"某種微不足道的聲息或影像去傾聽神秘的生命律動：

當我雙手垂伏桌面

忽聽一陣悲哀的腳步

從書的內部傳來

它細微得像樹枝折斷…

朦朧詩時期：

嫩芽般把雙手伸向天空

伸向水和空氣

太陽輝煌地把生命賜給我們

帶著母親的芬芳，綠色的芬芳

吐出第一個呼吸

籠子在震顫

挺葉抖動著發出聲響

這是生命的對話………

一



生命，是現代詩學的根基。往昔的棄絕和斫傷曾導致它退行性萎縮。今天，除去外在強加的束縛，扭曲，自然釋放主體生命意識及各種潛能，方能永葆其青春的開放與活力。生命詩學，全方位指涉生命，這個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它充滿了奇妙、神秘、誘惑和注定的悖論。…

逆人類的分叉：從認知資本主義到負熵未來

面對科技加速變遷的沖擊波，斯蒂格勒以技術性見長的超哲學研究在不斷地做出新的反應，其理論框架也由技術論述階段發展至器官學與藥學階段和逆人類學階段，思考的重心轉向更直白和激進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未來烏托邦構想。所謂一般器官學實際上是一種泛生命系統分析法，它將由技術所連接起來的個人和社會看做一個由有機器官和人工器官共同構成廣義生命系統，將其中作為快變量的技術視為一種會帶來毒性或破壞性的突變，同時主張相應地開展藥學研究，以消除技術突變帶來的危害。…

或許是這些驚嚇中的強烈感知使他更容易超越西方理性主義的哲學傳統，不再只是從生物器官和內在心靈的角度理解人及其理性的形成與演進，轉而從技術性與人工器官等生命外置化的維度重新理解技術和人：人類從一開始就是一種用生命以外的形式尋求生存和進化的機體，所謂生命以外的形式就是由技術組成的非生物器官或人工器官，而技術的進化不再主要依靠生物的進化。



這意味著使人不斷生成和演化的「人化」（hominization），是一個不斷地更新各種外生的人工器官的過程。從系統發生學的意義上講，人和技術實際上是一種相伴而生的共同演進關係。大致沿著系統論、控制論和關係實在論的脈絡，斯蒂格勒通過人的生成過程重新發現了技術一直被哲學所忽視的奠基性。



一方面，人性就是技術性：「人類是人工性和技術性的，也就是說他們不能在自身找到意義，而需要在他們制造、發明的義肢…

技術時代，路向何方？近30年來，作為後來者的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試圖通過「重新發現技術」帶來一場哲學的革命：哲學問題就是技術問題。究其語境，這一斷語有兩個重要的背景。

其一是科學的技術化，20世紀以來，隨著技術與科學和工業的結合，技術的范圍空前擴張，科學越來越多地依附於技術，其基本形態發展為日漸科技一體化的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

本文作者段偉文（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1651年，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在《利維坦》一書中大膽設想，人們可以構造各種人造生命。在他看來，一方面，生命只是肢體的一種運動，一切像鐘表一樣用發條和齒輪運行的「自動機械結構」也應該具有人造的生命；另一方面，人類社會自身也可以通過自我組織的體系獲得自發的生命和智慧，即人們可以按照有理性的人的樣子構造出「國民整體」或利維坦這一龐然大物，使人類社會成為擁有靈魂和智慧的整體，整合為一種新的生命形式。更為重要的是，他還證明了邏輯推理與數字計算的等價性，並宣稱「每一個推論都可以被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