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與節奏的區別雖然抽象，但實際上也不難理解。因為「格律」只規定了它「最在乎」的那部分語言成分，比如英語格律中的輕重音數量，法語格律中的音節數量，西班牙語詩歌的音節數和重音數，漢語格律中的字數（詩行長度）、押韻等；[27] 但是，這些規定並沒有囊括語言的全部成分，比如各字詞的音質的選擇，復沓、諧音的運用，詞語之間的語法關係，詞語的語義暗示和形象，等等，這些都會造成節奏的微妙差異。因此，不僅同一格律寫成的不同的作品的節奏會有差異，甚至同一詩作的不同詩行之間的節奏也會有差異。[28]帕斯說：「節奏，是具體的時間性，加爾西拉索的十一音節詩就不同於克維多或者貢戈拉的十一音節詩。他們的格律度量是相同的，但節奏是不同的。」（第59頁）朱光潛也觸及到這種區別，他指出：李白與周邦彥的兩首《憶秦娥》，「雖然用同一調子，節奏並不一樣」，又說「陶潛和謝靈運都用五古……他們的節奏都相同嗎？」[29]

帕斯還高度概括了節奏與格律之關係的歷史變遷：「格律源於節奏又返於節奏。最初，兩者的界限是模糊的。後來，格律凝結為固定的形式。這是它光輝的時期，也是它僵化的時期。由於脫離了語言節奏的潮流，韻文變成了聲響度量。在和諧之後，隨之變是僵化；接著就是不和諧，在詩歌的內部開始產生一種斗爭：要麼是格律度量壓制形象，要麼是形象沖破這種禁錮，返回到口語，然後形成新的節奏。」（第59頁）這個過程也大體符合中國韻文發展的過程。

在先秦時代的詩歌中（如《詩經》與《楚辭》），格律與節奏混然不分，或者說，格律尚未明確、固化，因此，在同一首詩中，也往往會出現四、五、六、七言等不同長度的詩行，這一時期的節奏的同一性多以簡單直接的重復（如復沓、疊章）營造。而自漢魏之後，詩體開始凝固，先後出現了四言、五言、七言詩體，這個「格律化」的時期長達一千多年，這既是中國詩歌的輝煌盛世，也是它逐漸走向僵化的時期。五四時期的詩體變革，本質上就是打破格律造成的詩體與口語（日常語言）的隔絕，讓日常語言和現代語言的節奏重新進入詩歌中的一種努力。

關於自由詩的出現，帕斯認為，在格律詩的黃金時代，詩歌形式和語言之間有非常緊密的聯系，因此一首詩往往同時也是一個完整的意象和句子，而這種聯系到了現代逐漸喪失了：「一個現代意象往往會被傳統的格律弄得支離破碎，它往往很難適宜於傳統的十四或者十一音節格律，這種情況在過去格律就是口語的自然表達的時代是不會出現的。」（第60頁）與此相反，自由詩恢復了這種聯系，它往往就是一個完整的意象，而且可以一口氣讀下來，甚至經常不用標點。他提出：「自由詩就是一個節奏整體。勞倫斯（D·H·Lawrence）認為自由詩的整體性是由意象帶來的，而不是外在的格律造成的。他曾引證惠特曼的詩行，說它們就像是一個健壯的人的心髒的收縮和擴展。」（第60頁）

在帕斯看來，這正是自由詩在詩體上的優點，因為它讓詩體重新貼近了日常語言的節奏，因此也就與呼吸高度吻合（因此有人提出了「呼吸節奏」的說法）。強調自由詩與口語的自然節奏以及呼吸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自由詩的寫作很容易被書面化寫作和智性思考所支配，從而使節奏的完整性受到損害，如同帕斯所擔憂的：「智性和視覺對於呼吸日盛一日的凌駕反映出我們的自由詩也有轉化為一種機械量度的危險，就像亞歷山大體和十一音節體一樣。」（第60-61頁）換言之，自由詩也有很大的危險變成一種可以「看」而不適合「讀」的詩歌，喪失其節奏的活力。

再引申一點，帕斯所觀察到的詩體變遷與語言條件的適應問題在中國詩歌中也同樣存在。在現代漢語（包括其詞語、語法、語氣等方面）的條件下，已經很難再讓詩歌的寫作適應於傳統詩體。新詩革命的先驅者胡適在不同形式的詩歌寫作「嘗試」中，已經深刻地觸及到這一問題。我們會發現他那些用現代漢語寫成的五、七言詩句往往過於單薄，顯得支離破碎，像是剛解開裹腳布的纏足女子走路，並不自然：「兩只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蝴蝶》）[30]

首行的「兩只」已經成「雙」，次行又言「雙雙飛上天」，顯然是為了湊齊五字所迫，其重復囉嗦與「一個和尚獨自歸，關門閉戶掩柴扉」「異曲同工」。錢玄同批評胡適詩集中「有幾首因為被『五言』的字數所拘，似乎不能和語言恰和」。[31]因此，胡適徹底拋棄傳統詩體，以長短不一的詩行來譯詩、寫詩，找到了真正實現「話怎麼說，詩就怎麼作」的自然節奏。

[27]「格律」在我國古代有「法律」之義，我們將其理解為韻文的硬性規定的總合，所以這里的「格律」並不僅指律詩中的平仄對仗，而更多指的是詩行的字數（長度）、停頓（或者說「頓」）、詩行數量（比如四行、八行）、押韻的規則，所以包括四言、五言、七言在內的詩體都可以說是「格律詩」。

[28]近來，陳世驤、高友工、梅祖麟等詳細討論了中國古典詩歌中這種節奏的微妙差異，見：陳世驤：《時間和律度在中國詩中之示意作用》，收入《陳世驤文存》，台北志文出版社1972年版；Kao Yu-kungand Mei Tsu-lin, 「Syntax, Diction, 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31,1971, pp. 49-136.

[29]朱光潛：《詩論》，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頁。

[30]胡適：《嘗試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

（作者：李章斌；原題：帕斯《弓與琴》中的韻律學問題—兼及中國新詩節奏理論的建設；原刊《外國文學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