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當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個語種，就說這種語言的人數而言，有沒有充分表 述的自由？這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其次是社會倫理道德的壓力，從而造成作家心 理上的自我約束，然後才是這語言自身的問題。一個作家寫作原本只面對語言，卻 不得不先應忖這話多擠壓，使勁去突破，這實在是用漢語寫作的中國作家多餘的負 擔，往往弄得狼狽不堪，以至於到面對語言的藝術的時候，已精疲力竭，不能不說 是十分不幸。

　　一九八一年，我得力於一位熱心的朗友，出版了一本談語言藝術的通俗的小冊 子《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本想為我自己的那些難以發表的小說開道，沒想到我那 些小說依然難以出版，我的一本短篇小說集，輾轉了五家出版社，後來又弄到了香 港的一家出版社，也還出不來。相反，倒是這本亳不言及政治的小冊子，招來了一 場所謂現代主義還是現實主義的大論爭，給我自己惹了許多麻煩不說，還把不少朋 友乃至一些關心我的老作家諸如巴金、夏衍、葉君健、嚴文井、鐘惦斐等都牽扯進 去，王蒙因為就這本小班給我寫了封公開信，更成了靶子。所以說，在中國奢談語…

高行健系專訪（台灣聯合報公元二千年十二月十日）

　　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高行健，十二月十日下午在斯德哥爾摩獲 頒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接受台灣聯合報系專訪。在訪談中，高行健特別感謝他的父母 及所有支持他的朋友，因為父母為他取了一個好名字，因為大家不辭辛勞地翻譯、 出版、評介他的作品，將他和讀者連繫在一起，讓他的努力有所回報。以下是專訪 摘要。

　　記者問：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感想如何？

　　高行健答：我首先感謝父母給我取了一個好名字，「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 可以說成為我終生做事的導引。我是個作家和畫家，而這兩件事我都是非做不可， 懷著很大的激情，一件事你只要喜歡，全心全意去做，成為生活中必要的東西，遲…

　　1993年，法國《世界報》的—二月專號《辯論》（Le Monde des Debats ）以 《當代藝術：畫家或是騙子？》為標題，概要地報導了當今法國文化界正在發生的 一場大論戰。正如這篇文章所說，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意見認為，目前正在進行的畫 廊展出，國際博覽會行銷，且由美術館加以頌揚的當代藝術，早已失去了藝術的性 質，藝術發展到「當代藝術。，究竟是「革命」還是「招搖撞騙」？

　　批判的一方主要以《精神》一刊為據點，惋惜以往作為「好手藝」的藝術業已 喪失，攻擊當代作品評論晦澀難解而無意義，進而認為：當今藝術批評的自由精神 已經消失，藝術的審美判斷跟隨市場的時尚潮流後面，藝術家的聲音早已被媒體和 廣告所淹沒，而跨國的藝術市場幾乎左右了新聞媒體，這樣下去無疑是藝術的死亡。 辯護的一方仍是力圖將活的藝術從「現代主義的學院派「 中區分開來，讚揚當代 藝術的創新和標新立異，認為回歸過去的傳統並沒有希望。但願而易見，辯證一方…

　　當代文學是很少被認為有傑作的，因為是當代人寫的，寫的又是當代活人的事， 遠不如古人寫的死去了的生活那樣幸運。崇尚已經作古了的人是文學史的事情，於 是被註釋、被評點、被分析得頭頭是道。而一經入史便成為大家，於是又被引證、 被考據，成為準則，當作經典，連現今的言行也從中找尋出處和根據。作家一旦死 去，作品方變得神聖起來。當代作家生前則難得有這分榮幸，即使受到推崇，也總 留有餘地，免得驕傲。至於批評，則又當別論。然而，當代作品如果能有傑作，我 想王蒙的《雜色》可以屬於這傑作之林，雖然這麼說無疑是有爭議的。

　　主人公曹千里，一位熱情、有抱負卻因此倒了霉的老小伙子，在我們都熟悉的 那個時代，被發配到了邊疆，即使是「自願的」，也還是被發配，騎上了一匹毛色 混雜的老馬，小說《雜色》的題目就這麼來的。他們到牧場上去，曹千里同他的老 馬，又可以說老馬同曹千里，因為這老馬同曹千里互為寫照，難捨難分。他們從牧…

　　我應該說，無論政治還是文學，我甚麼派都不是，不隸屬於任何主義，也包括 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我固然有我的政治見解和文學藝術觀，可沒有必要釘死在某 一種政治或美學的框子裡。現今這個意識形態分崩離析的時代，個人想要保持精神 的獨立，可取的態度，我以為□有質疑。

　　我作為一個流亡作家，唯有在文學和藝術的創作中才得以自救。這並不是說， 我就主張所謂純文學，那種全然脫離社會的象牙塔。恰恰相反，我把文學創作作為 個人的生存對社會的一種挑戰，哪怕這種挑戰其實微不足道，畢竟是一個姿態。

　　我為自己贏得表述自由的時候，才傾心於語言。我有時甚至遊戲語言，可這並 不是我寫作的終極目的。而語言的遊戲對作家往往是一個陷阱，如果這遊戲背後不 能傳達通常難以表達的意味，即使玩得再聰明、再漂亮，也徒然□是某種空洞的語 言形式。我所以找尋新的表述方式，□因為常規的語言限制了我，無法把我的感受…

　　那種像革命一樣鬧得轟轟烈烈的文學的時代我以為已經過去了，因為這革命也 已經把自己革完了，只留下一番苦澀、一種乏味，無聊乃至於反胃。 文學原本同 政治無關，只是純然個人的事情，一番觀察，一種對經驗的回顧，一些臆想和種種 感受，某種心態的表達，兼以對思考的滿足。 其所以轟動，不幸全在於政治的需 要，或受攻擊，或被捧場，不由自主弄成了一種工具、一件武器、一個靶子，以至 於克喪失了文學的本性。

　　所謂作家，無非是一個人自己在說話、在寫作，他人可聽可不聽，可讀可不讀， 既不是為民請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為偶像來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眾或政治勢力 的敵人。之所以有時竟跟著作品受難，只因為是他人的需要。當權勢者需要製造幾 個敵人來轉移民眾的注意力的時候，作家便成為一種犧牲品。而更真不幸的是，弄 暈了的作家竟也以為當祭品是一種光榮。 其實，作家同讀者的關係無非是一個人 同另一個人或若干人彼此不必見面，不必交往，只通過作品，精神上的一種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