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趙王得到了一塊於闐出產的美玉，用來雕琢成一只酒杯，並說：“這酒杯專門用來向有功的人敬酒。”邯鄲之圍解除後，趙王跪在地上，手捧這只酒杯虔誠地向魏公子敬酒。魏公子拜飲後，趙王沒有什麽用作賞賜的東西，就用他的這只玉杯向有功將士敬酒，眾將士飲後皆大歡喜。於是趙國人認為，能飲上這只玉杯盛的酒，比得到四十匹馬、十輛車的俸祿還要貴重。可是到了後來，趙王遷卻用這只玉杯給為他舔痔瘡的那個受他寵愛的小人飲酒，這一來大失人心。適逢秦國征伐趙國，趙國大將李牧率領軍隊擊退了秦國的軍隊。趙王遷又拿那只玉杯來向有功將士敬酒，將士們都不願飲，一個個怒火中燒。所以盡管同是這一只玉杯，用它一有不妥，便把好事也變成了壞事。這只是由於不懂得珍惜自己所寶貴的東西罷了。

張爾和他們結婚已有兩年了。

他愛好文學，經常寫文章去投稿，可是從來沒給登過。

他也會木工，手藝很好，他們結婚家具就是他自己打的，但他不肯業余時間撈外快。

他很愛她。

她也是。

她脾氣很犟，經常“欺負”他，是“小國霸權主義”。

他脾氣很好，經常讓她，是“不抵抗主義”。

現在，她又“挑戰”了。…

眼前，大路小徑縱橫交錯，如一張令人迷惘的網。

人人都得走過這張網。

一位智者和一位愚者走到了這張網跟前。

智者彎下養尊處優的身子，顯出頗有教養的神情，從容不迫地理起網來。他要找出一條路，走過那張迷人的網。

愚者停下腳步，四下打量權衡之後，果敢地跨出腳步，向那張網走去。他要踩著那張網，朝著自己的目標，走出自己的路。

多少時間過去了。…

我第一次聽到這故事是在印度。在那裏，人們講起它來像是真有其事似的，盡何一個動物學家都認為這不可能會是真的。後來，我了解到，一次大戰前不久有家雜志也發表過這篇東西。但故事源出何處？作者又是誰？我至今也未能查出個究竟。

故事發生在印度。有位殖民官員和夫人在家裏“舉行盛大晚宴。筵席設在寬敞的飯廳裏，室內是大理石地板，沒有鋪地毯；有明椽和通向走廊的寬大的玻璃門。

賓主圍坐在一起。來賓中有陸軍軍官、政府官員及他們的夫人，另外還有一位來訪的美國動物學家。…

我第一次跑進魏格登先生的糖果店，大概總在4歲左右，現在時隔半世紀以上*還清楚地記得那間擺滿許多1分錢就買得到手的糖果的可愛鋪子，甚至連它的氣味好像都聞得到。魏格登先生每聽到前門的小鈴發出輕微的叮當聲，必定悄悄地出來，走到糖果櫃台的後面。他那時已經很老，滿頭銀白細發。

我在童年從未見過一大堆這樣富於吸引力的美味排列在自己的面前。要從其中選擇一種，實在傷腦筋。每一種糖，要先想象它是什麽味道，決定要不要買，然後才能考慮第二種。魏格登先生把挑好的糖裝入小白紙袋時，我心裏總有短短一陣的悔痛。也許另一種糖更好吃吧？或者更耐吃？魏格登先生總是把你揀好的糖果用杓子舀在紙袋裏，然後停一停。他雖然一聲不響，但每一個孩子都知道魏格登先生揚起眉毛是表示給你一個最後掉換的機會。只有你把錢放在櫃台上之後，他才會把紙袋口無可挽回地一扭，你的猶豫心情也就沒有了。…

不知是出於個人的愛好還是生計的必需，小個子提琴手魯道夫總是獨自駕小船在斯堪的納維亞漫遊，在那些小小的海港城市裏舉辦個人音樂會。如果能找到伴奏者，那當然好；沒有的時候他就演奏一些不需要伴奏的作品。偶爾他特別想要鋼琴給他伴奏，他就在腦子裏想象一架。這樣，即使沒有鋼琴在眼前，他也可以把為提琴和鋼琴譜寫的奏鳴曲一口氣拉下來。…

話說公元3世紀，某國的君王喬將他的兒子送到樸古大師門下，要求大師負責教授王子成為一名傑出的統治者，因為王子將要繼承王位。當王子剛抵達寺廟，大師就將他獨自送到大森林中，並要求他一年後回到寺廟時要描述出森林的聲音。…

這是個動人的故事，故事發生在台北。

杜小雙，是個不幸的少女。幼年，母親就去世了。不久前，病魔又奪去了她父親的生命。她成了孤兒。

父親的至友朱自耕收留了她，把她帶回家中。在這個溫暖的家庭中，她得到了親人般的愛撫和照料，生活得非常快樂。

朱自耕有個兒子叫朱詩堯，在電視公司工作。他暗暗地愛上了杜小雙，但他沒有勇氣向杜小雙表示。他為自己是個跛子而自卑。為了掩飾自己內心熾烈的愛，他外表上對杜小雙異常冷淡。他生活在痛苦的折磨之中。

杜小雙具有良好的音樂素養，鋼琴彈得很好。一天，她彈起她父親生前譜寫的一首歌：《在水一方》。這首歌頌男女愛情的歌曲優美動人，使朱詩堯陶醉了。…

一九七七年一月間，忽有人找我到學部辦公處去。有個辦事人員交給我一串鑰匙，叫我去看房子，還備有汽車，讓我女兒陪我同去，並對我說：“如有人問，你就說‘因為你住辦公室’。”

我和女兒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現在住的三裏河南沙溝寓所。我們的年輕朋友得知消息，都為我們高興。“眾神齊著力”，幫我們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節。

鐘書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對新居“格”來“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窮了。我們猜了幾個人，又覺得不可能。“住辦公室”已住了兩年半，是誰讓我們搬到這所高級宿舍來的呀？

何其芳也是從領導變成朋友的。他帶著夫人牟鳴同來看我們的新居。他最欣賞洗墩布的小間，也願有這麽一套房子。顯然，房子不是他給分的。…

鐘書帶了女兒到武昌探親之前，1957年的5月間，在北京上大學的外甥女來我家玩，說北大的學生都貼出大字報來了。我們晚上溜出去看大字報，真的滿墻都是。我們讀了很驚訝。三反之後，我們直以為人都變了。原來一點沒變，我們倆的思想原來很一般，比大字報上流露的還平和些。我們又驚又喜地一處處看大字報，心上大為舒暢。幾年來的不自在，這回得到了安慰。人還是人。

接下來就是領導號召鳴放了。鐘書曾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主席的講話，覺得是真心誠意的號召鳴放，並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後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方知是經過長期精心策劃的事，使我們對“政治”悚然畏懼。…

我們免得犯錯誤、惹是非，就離群索居。我們日常在家裏工作，每月匯報工作進程。我們常挪用工作時間偷偷出去玩，因為周末女兒回家，而假日公園的遊客多。頤和園後山的松堂，遊人稀少，我們經常去走一走後山。那裏的松樹千姿百態，我們和一棵棵松樹都認識了。

動物園也是我們喜愛的地方。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華讀書，鐘書北來，我曾帶他同遊。園內最幽靜的一隅有幾間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樹，一灣流水。鐘書很看中這幾間小屋，願得以為家。十余年後重來，這幾間房屋，連同松樹和那一灣流水，都不知去向了。…

解放後，中國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國。不過我們夫婦始終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我們也一貫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

一九四九年夏，我們夫婦得到清華母校的聘請，於八月廿四日攜帶女兒，登上火車，廿六日到達清華，開始在新中國工作。

鐘書教什麽課我已忘記，主要是指導研究生。我是兼任教授，因為按清華舊規，夫妻不能在同校同當專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鐘點計工資，工資很少。我自稱“散工”。後來清華廢了舊規，系主任請我當專任，我卻只願做“散工”。因為我未經改造，未能適應，借“散工”之名，可以逃會。婦女會開學習會，我不參加，因為我不是家庭婦女。教職員開學習會，我不參加，因為我沒有專職，只是“散工”。我曾應系裏的需要，增添一門到兩門課，其實已經夠專任的職責了，但是我為了逃避開會，堅持做“散工”，直到“三反運動”。…

一九四八年夏，鐘書的爺爺百歲冥壽，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無錫老家聚會。這時鐘書、圓圓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隨上海錢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場老家。

我結婚後只在那裏住過十天上下。這次再去，那間房子堆滿了爛東西，都走不進人了。我房間裏原先的家具：大床、鏡臺、書桌等，早給人全部賣掉了。我們夫婦和女兒在七尺場錢家只住了一夜，住在小叔叔新蓋的樓上。

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發現了他從未放在心上的“女孫健汝”，得意非凡。…

我們淪陷上海，最艱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變之後，抗日勝利之前。鐘書除了在教會大學教課，又增添了兩名拜門學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錢、一姓方）。但我們的生活還是愈來愈艱苦。只說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給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篩去雜質，還是麩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間還雜有白的、黃的、黑的沙子。黑沙子還容易挑出來，黃白沙子，雜在粞裏，只好用鑷子挑揀。聽到沿街有賣米的，不論多貴，也得趕緊買。當時上海流行的歌：糞車是我們的報曉雞，多少的聲音都從它起，前門叫賣菜，後門叫賣米。

隨就接上一句叫賣聲：“大米要嗎？”（讀如：“杜米要口口伐？”）大米不嫌多。因為吃粞不能過活。…

一九四一年暑假，鐘書由陸路改乘輪船，輾轉回到上海。當時辣斐德路錢家的人口還在增加。一年前，我曾在辣斐德路弄堂裏租到一間房，住了一個月，退了。這回，卻哪裏也找不到房子，只好擠居錢家樓下客堂裏。我和圓圓在鐘書到達之前，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

鐘書面目黧黑，頭發也太長了，穿一件夏布長衫，式樣很土，布也很粗。他從船上為女兒帶回一只外國橘子。圓圓見過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邊觀看。她接過橘子，就轉交媽媽，只註目看著這個陌生人。兩年不見，她好像已經不認識了。她看見爸爸帶回的行李放在媽媽床邊，很不放心，猜疑地監視著，晚飯後，圓圓對爸爸發話了。

“這是我的媽媽，你的媽媽在那邊。”她要趕爸爸走。

鐘書很窩囊地笑說：“我倒問問你，是我先認識你媽媽，還是你先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