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情感，二十世紀到底發生了什麼？在一九四零年間，為了吸納那些由於產能過剩而無人問津的商品，美國產業部門開創了市場營銷學（早在在三十年代，弗洛依德的侄子愛德華・巴奈就已經想到了這個概念），這門學科在整個二十世紀蓬勃發展，投資的剩餘價值依賴於經濟規模越來越大的大眾市場。為了獲得更大的大眾市場，工業發展出了一套以視聽媒體為主導的美學，根據工業發展的需要來重新功能化（refonctionnaliser）個人的美學范疇，目的就是刺激個人的消費行為。由此形成的符號貧困同時也是性欲和情感的貧困，這將導致所謂「原始自戀」（narcissisme primordial）的消失：個人在美學上對獨特的事物和獨特性的欣賞能力漸漸消失。

洛克（Locke）早在十七世紀就明白了一個道理：我之所以是獨特的人，是因為我與那些獨特的事物產生了聯系。換言之，我代表了我和我的物品之間的獨特關係。然而，隨著人與工業產品之間的關係被逐漸標准化，此種關係被定型並按區域分類，在市場營銷學看來，每一個區域都是市場的一個部分；而在這個過程中，「獨特」（le singulier）被轉化為「特殊」(particulier)－從而引發各種形式的社群主義（communautarisme）的出現[5]。這是因為，對獨特的特殊化處理就是對個體獨特性的抹殺、是把獨特性徹底溶解在商品的洪流里。

隨著影音技術被運用於營銷，我每天看到的影像和聽到的聲音也就是我鄰居看到和聽到的，如此一來，我過去的個人經歷也逐步等同於我鄰居的經歷。而各種連鎖店的多樣化發展也遵循同樣的道理：這是對（客戶）目標的特殊化處理——這也就是為什麼每一家連鎖店都在做同樣的事情[6]。我的過去與其他人的過去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少，因為媒體不斷地往我的意識里灌入各種影像和聲音，我個人的過去逐漸被這些影音佔據，也被各種商品佔據（而我會購買這些商品正是因為受到了媒體的影響）。我的過去正在失去它的獨特性，這也就是說，我自身的獨特性也在消失。

一旦我失去了自己的獨特性，我就不再愛自己了：因為愛自己的前提條件是我知道自己是獨一無二的，這也是為什麼「共同體原本是由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親密性構成的」。這種感性的獨特性通過藝術來體現，並得到藝術的支撐，或者說藝術邀請人們參與符號活動、在集體時間里生產、邂逅這些痕跡（trace）[7]。所以，美學問題、政治問題和工業問題是同一個問題。

消費時代的符號：一個全球性的大貧困

人化（l‘hominisation）指用生命以外的方式（moyen）延續生命，這意味著一種共同生活的出現，也意味著職責分配的基准不再是遺傳，而是命運——即一個人的現在與他的家族史，[8]也就是說一個人的過去影響著這個人的當下——命運在人的歷史中形成，而人作為一個種類，不再是一個普通的生物種類：人化就是個體的獨特經驗的功能性外置（extériorisation fonctionnelle），並被傳遞到他的後代。遠古人類鑿刻礈石的動作是獨特的，後來人在洞穴壁上作畫時的動作也是獨特的——我在這里所說的獨特性是存在的獨特性（ex-sistere，即在自身之外存在），這個獨特性因為各種人造器物（無論是岩壁上的畫還是打磨過的工具）而保存下來並傳遞與後人；這些器物雖然形式多樣，但都是記憶的載體，或者說記憶的技術（mémotechnique ，這個概念尼采曾經研究過，我在後面的章節里也還會談到）。

但是，似乎早在人化一開始，社會就是集體個性化（individuation collective）的產物，這也就是說，所有人（tous）都要參與到一個單一整體（ l‘un）的構建過程中去。換句話說，我們通過建立一系列群體性的機制（比如語言、宗教、家庭結構、生產模式等等）來構建某種必要的幻象，並把這個假定的統一體稱作「社會」。而這些被我們稱為結構、系統或者機構等等的群體性機制，都預設了命運本原輔助性的外置化（supposent l』extériorisation originaire supportant des destins.）。而這些組成所謂「整體」的群體性機制意味著社會或者共同體並不實際存在，存在的僅僅是一系列機制的組合。而為了構建「單一整體」，這個組合必然是雙重性的，即同時兼備「獨特」和「共同」的特點。

（原題：斯蒂格勒·論符號的貧困、情感的控制和二者造成的恥辱；翻譯：許煜；校對：王舒柳；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du contrôle des affects et de la honte que cela constitue，本文節選自《論符號的貧困》第一冊：超工業時代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Tome 1. L‘époque hyperindustrielle，Editions Galilée，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