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暑假，鐘書由陸路改乘輪船，輾轉回到上海。當時辣斐德路錢家的人口還在增加。一年前，我曾在辣斐德路弄堂裏租到一間房，住了一個月，退了。這回，卻哪裏也找不到房子，只好擠居錢家樓下客堂裏。我和圓圓在鐘書到達之前，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

鐘書面目黧黑，頭發也太長了，穿一件夏布長衫，式樣很土，布也很粗。他從船上為女兒帶回一只外國橘子。圓圓見過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邊觀看。她接過橘子，就轉交媽媽，只註目看著這個陌生人。兩年不見，她好像已經不認識了。她看見爸爸帶回的行李放在媽媽床邊，很不放心，猜疑地監視著，晚飯後，圓圓對爸爸發話了。

“這是我的媽媽，你的媽媽在那邊。”她要趕爸爸走。

鐘書很窩囊地笑說：“我倒問問你，是我先認識你媽媽，還是你先認識？”

“自然我先認識，我一生出來就認識，你是長大了認識的。”這是圓圓的原話，我只把無錫話改為國語。我當時非常驚奇，所以把她的話一字字記住了。

鐘書悄悄地在她耳邊說了一句話。圓圓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媽媽都退居第二了。圓圓始終和爸爸最“哥們”。鐘書說的什麽話，我當時沒問，以後也沒想到問，現在已沒人可問。他是否說“你一生出來，我就認識你”？是否說“你是我的女兒”？是否說“我是你的爸爸”？我們三個人中間，我是最笨的一個。鐘書究竟說了什麽話，一下子就贏得女兒的友情，我猜不出來，只好存疑，只好永遠是個謎了。反正他們兩個立即成了好朋友。

她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氣，一起吵鬧。從前，圓圓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從爸爸回來，圓圓不乖了，和爸爸沒大沒小地玩鬧，簡直變了個樣兒。她那時虛歲五歲，實足年齡是四歲零兩三個月。向來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卻從來沒有一個一同淘氣玩耍的伴兒。

圓圓去世，六十歲還欠兩個多月。去世前一兩個月，她躺在病床上還在寫《我們仨》。第一節就是《爸爸逗我玩》。現在，我把她的記事，附在卷末。

鐘書這次回上海，只準備度個暑假。他已獲悉清華決議聘他回校。消息也許是吳宓老師傳的。所以鐘書已辭去藍田的職務，準備再回西南聯大。《槐聚詩存》1941年有《又將入滇愴念若渠》一詩。據清華大學檔案，1941年3月4日，確有聘請錢鐘書回校的記錄。據《吳宓日記》，系裏通過決議，請鐘書回校任教是1940年11月6日的事，《日記》上說，“忌之者明示反對，但卒通過。”（《吳宓日記》VII，258頁）。鐘書並不知道有“忌之者明示反對”，也不知道當時的系主任是陳福田。

陳福田是華僑，對祖國文化欠根底，鐘書在校時，他不過是外語系的一位教師，遠不是什麽主任。鐘書從不稱陳福田先生或陳福田，只稱F-T。他和F-T-從無交往。

鐘書滿以為不日就會收到清華的聘約。“他癡漢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清華杳無消息。鐘書的二弟已攜帶妻子兒女到外地就職，鐘書的妹妹已到爹爹身邊去，鐘書還在等待清華的聘書。

我問鐘書：是不是弄錯了，清華並沒有聘你回校。看樣子他是錯了。鐘書躊躇說，袁同禮曾和他有約，如不便入內地，可到中央圖書館任職。我不知鐘書是否給袁同禮去過信。鐘書後來曾告訴我，葉先生對袁同禮說他驕傲，但我也不知有何根據。僅正清華和袁同禮都杳無音信。

快開學了，鐘書覺得兩處落空，有失業的危險。他的好友陳麟瑞當時任暨南大學英文系主任，鐘書就向陳麟瑞求職。陳說：“正好，系裏都對孫大雨不滿，你來就頂了他。”鐘書只聞孫大雨之名，並不相識。但是他決不肯奪取別人的職位，所以一口拒絕了。他接受了我爸爸讓給他的震旦女校兩個鐘點的課。

10月左右，陳福田先生有事來上海。他以清華大學外文系主任的身份，親來聘請錢鐘書回校。清華既決定聘錢鐘書回校，聘書早該寄出了。遲遲不發，顯然是不歡迎他。既然不受歡迎，何苦挨上去自討沒趣呢？鐘書這一輩子受到的排擠不算少，他從不和對方爭執，總乖乖地退讓。他客客氣氣地辭謝了聘請，陳福田完成任務就走了，他們沒談幾句話。

我們擠居辣斐德路錢家，一住就是八年。

爹爹經常有家信，信總是寫給小兒子的，每信必誇他“持家奉母”。自從鐘書回上海，“持家奉母”之外又多了“扶兄”二字。鐘書又何需弟弟“扶”呢，爹爹既這麽說，他也就認了。他肯委屈，能忍耐。圓圓也肯委屈，能忍耐。我覺得他們都像我婆婆。

我那時已為闊小姐補習到高中畢業，把她介紹給我認識的一位大學助教了。珍珠港事變後，孤島已沈沒，振華分校也解散了。我接了另一個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學的代課教師，薪水不薄，每月還有三鬥白米，只是校址離家很遠，我飯後趕去上課，困得在公交車上直打盹兒。我業余編寫劇本。《稱心如意》上演，我還在做小學教師呢。

鐘書和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負責人“方凳媽媽”（MotherThornton）見面之後，校方立即為他增加了幾個鐘點。他隨後收了一名拜門的學生，束總隨著物價一起上漲。淪陷區生活艱苦，但我們總能自給自足。能自給自足，就是勝利，鐘書雖然遭厄運播弄，卻覺得一家人同甘共苦，勝於別離。他發願說：“從今以後，咱們只有死別，不再生離。”

鐘書的妹妹到了爹爹身邊之後，記不起是哪年，大約是1944年，鐘書的二弟當時攜家住漢口，來信報告母親，說爹爹已將妹妹許配他的學生某某，但妹妹不願意，常在河邊獨自徘徊，怕是有輕生之想。（二弟家住處和爹爹住處僅一江之隔，來往極便。）我婆婆最疼的是小兒小女，一般傳統家庭，重男輕女。但錢家兒子極多而女兒極少，女兒都是非常寶貝的。據二弟來信，爹爹選擇的人並不合適。那人是一位講師，曾和鐘書同事。鐘書站在妹妹的立場上，妹妹不願意，就是不合適。我婆婆只因為他是外地人，就認為不合適。鐘書的三弟已攜帶妻子兒女遷居蘇州。三弟往來於蘇州上海之間，這時不在上海。

我婆婆囑鐘書寫信勸阻這門親事。叔父同情我的婆婆，也寫信勸阻。他信上極為開明，說家裏一對對小夫妻都愛吵架，惟獨我們夫婦不吵，可見婚姻還是自由的好。鐘書代母親委婉陳詞，說生平只此一女，不願她嫁外地人，希望爹爹再加考慮。鐘書私下又給妹妹寫信給她打氣，叫她抗拒。不料妹妹不敢自己違抗父親，就拿出哥哥的信來，代她說話。

爹爹見信很惱火。他一意要為女兒選個好女婿，看中了這位品學兼優的講師，認為在他培育下必能成才；女兒嫁個書生，“粗茶淡飯足矣”，外地人又怎的？我記不清他回信是一封還是兩封，只記得信中說，儲安平（當時在師院任職）是自由結婚的，直在鬧離婚呢！又譏誚說，現在做父母的，要等待子女來教育了！（這是針對鐘書煽動妹妹違抗的話。）爹爹和鐘書的信，都是文言的絕妙好辭，可惜我只能撮述，不免欠缺文采。不過我對各方的情緒都稍能了解。

四嬸嬸最有幽默，笑彎了眼睛私下對我說：“乖的沒事，憨的又討罵了。”———“乖的”指養誌的弟弟（但他當時不在上海），“憨的”指鐘書。其實連“乖的”叔叔也“挨眥兒”了，連累我也“挨眥兒”了。

鐘書的妹妹乖乖地於一九四五年八月結了婚。我婆婆解放前夕到了我公公處，就一直和女兒女婿同住。鐘書的妹妹生了兩個聰明美麗的女兒，還有兩個小兒小女我未見過。爹爹一手操辦的婚姻該算美滿，不過這是後話了。

其實，鐘書是爹爹最器重的兒子。愛之深則責之嚴，但嚴父的架式掩不沒慈父的真情。鐘書雖然從小怕爹爹，父子之情還是很誠摯的。他很尊重爹爹，也很憐惜他。

他私下告訴我：“爹爹因唔娘多病體弱，而七年間生了四個孩子，他就不回內寢，無日無夜在外書房工作，倦了倒在躺椅裏歇歇。江浙戰爭，亂軍搶劫無錫，爺爺的產業遭劫，爺爺欠下一大筆債款。這一大筆債，都是爹爹獨力償還的。”

我問：“小叔叔呢？”

鐘書說：“小叔叔不相幹，爹爹是負責人。等到這一大筆債還清，爹爹已勞累得一身是病了。”

我曾聽到我公公喊“啊唷哇啦”，以為碰傷了哪裏。鐘書說，不是喊痛，是他的習慣語，因為他多年渾身疼痛，不痛也喊“啊唷哇啦”。

爹爹對鐘書的訓誡，只是好文章，對鐘書無大補益。鐘書對爹爹的“誌”，並不完全贊同，卻也了解。爹爹對鐘書的“誌”並不了解，也不贊許。他們父慈子孝，但父子倆的誌趣並不接軌。

鐘書的堂弟鐘韓和鐘書是好兄弟，親密勝於親兄弟。一次，鐘韓在我們三裏河寓所說過一句非常中肯的話。他說，“其實啊，倒是我最像三伯伯。”我們都覺得他說得對極了，他是我公公理想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