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形而上的焦慮

巴塔耶的寫作有兩個最主要的源頭：尼采與薩德侯爵。前者對於西方哲學中主體性傳統的批判啟發了巴塔耶對於現代性的反思，而後者的色情文學則成為巴塔耶對抗現代理性的武器。在「前言」中，巴塔耶強調《天空之藍》一書源自「一直折磨著我的痛苦」（第112頁）。這種痛苦不僅是具體語境下對於政治與歷史的焦慮，更是一種更為本質的形而上的焦慮，而這種形而上的焦慮也有著歷史源頭。

在尼采的哲學中，上帝之死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這一事件，在《快樂的科學》最著名的第125節中，借由一個在光天化日之下提著燈籠的瘋子之口道出⑤。在市集上，他對聚集而來的眾人宣稱，上帝已死，是我們殺死了上帝。但是在這一經典場景中，瘋子並非在指責我們是殺人凶手，而是在指責我們沒有意識到上帝之死。上帝的死亡並非簡單地作為一個新聞事實出現，它帶來的更是一種無盡的虛無之感，一個失去了所有價值標准、尺度、確定性的世界，仿佛地球失去了太陽：上下、寒熱、黑白混淆在了一起，以至於在白天也要提著燈籠。

上帝之死作為一個單純的事實而存在是不夠的，人們需要真正意識到這個事實，這就需要親身「體驗」（expérience）這樣一個虛無的世界，體驗這種在混沌中無依無靠的絕望之感，體驗這樣的焦慮。作為《內在體驗》的作者，作為一個不僅依靠理性認識世界、且無時無刻不在用個人體驗直覺荒誕的哲學家，巴塔耶同尼采一樣，將這種存在的焦慮以一種體驗的方式，赤裸裸地展現在《天空之藍》當中。讀者接觸到的，也不是對一個哲學論斷的理性推論，而是最直觀、最痛苦的焦灼體驗。

失去了上帝的世界，仿佛沒有了太陽的天空，只留下無盡的空虛與眩暈。在失去了一切確定性的世界里，死亡成了必然，而《天空之藍》的敘事者一直以來就生活在這樣一種存在的焦慮當中。在唐璜的傳說里，統領最終出現，將唐璜帶入地獄。而統領的形象作為死亡的化身，也反復出現在托普曼的精神世界中，如影隨形，蠢蠢欲動。此外，這種存在的荒誕情緒也體現在主人公長期的精神掙扎上。世界已經混亂不堪，一切道德准則都不復存在。在這種黑白顛倒的環境下，托普曼長期徘徊在個人的縱慾與革命的理想主義之間，難以做出抉擇。這樣的焦慮情緒，最直接地體現在了作品的核心部分——關於「天空之藍」的記敘之中。

在蒂爾媞到達巴塞羅那的前一晚，當托普曼在深夜里等待著米歇爾的出現，他回憶起曾經的某個正午的刺眼陽光時，突然陶醉在了這樣「耀眼的藍色」（第175頁）中。存在的焦慮被具象化為那片無盡的、讓人眩暈的天空，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尼采筆下那個在正午的烈日下提著燈籠尋找上帝的瘋子。事實上，在《快樂的科學》德文原版里，尼采使用的時間狀語是「am hellen Vormittage」，亦即「在上午、在大白天」；在通用的法文譯本中，這個時間狀語被譯為「en plein jour」，同義。但是巴塔耶在其作品中兩次引述尼采這個片段時，使用的卻都是「en plein midi」，「在正午」。這一微妙的變化，暗暗契合了《天空之藍》里這段超現實體驗的描寫，似乎作者有意在此小說與尼采對形而上學的顛覆之間建立一種聯系；除此之外，正午在尼采的世界中本身就是一個關鍵的概念，這一陽光最強烈的時刻，標誌著舊道德與舊價值的重估，預示著超人的到來；最後，《天空之藍》英譯本的題目是「Blue of Noon」⑥，實為「正午之藍」。凡此種種，不禁讓人大膽地猜測這部作品與尼采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除了尼采哲學的影響外，這部小說在文學上也有著對於傳統的繼承。當然，薩德侯爵的影子無處不在，《天空之藍》敘事者的性倒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前者變態的色情世界。但是，在文學上與《天空之藍》有著最直接關聯的，毫無疑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在《天空之藍》中，巴塔耶三次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是在「前言」中，他將《白痴》列為符合自己創作觀的代表作；後兩次都是在小說的開頭，「序幕」的第一句話「在地下室中」（第113頁）就已經暗示了本書與《地下室手記》的關聯，而作者很快就直接挑明，第一幕的縱慾與濫交「堪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場景」（第113頁）。那麼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影響了巴塔耶？（2019-12-21 《文藝研究》）

⑤巴塔耶在他的作品中两次引述过这个片段的法语译文（Cf.Georges Bataille,L’Expérience intérieure,dansŒuvres complètes,tôme V,Paris:Gallimard,1973,pp.175-176;Mémorandum,dansŒuvres complètes,tôme VI,Paris:Gallimard,1973,pp.219-220）。

⑥Georges Bataille,Blue of Noon,trans.Harry Mathews,London:Paladin Grafton Books,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