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位退休的圖書館館長、雙目失明的老人、一位女士的丈夫、作家和詩人。就這樣，晚年的博爾赫斯帶著四重身份，離開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岸，開始其漂洋過海的短暫生涯，他的終點是日內瓦。就像其他感到來日不多的老人一樣，博爾赫斯也選擇了落葉歸根，他如願以償地死在了日內瓦。一年以後，他的遺孀接受了一位記者的采訪。

瑪麗婭·科達瑪因為悲傷顯得異常激動，記者在括號裏這樣寫道：“整個采訪中，她哭了三次。”然而有一次，科達瑪笑了，她告訴記者：“我想我將會夢見他，就像我常常夢見我的父親一樣。密碼很快就會出現，我們兩人之間新的密碼，需要等待……這是一個秘密。它剛剛到來……我與我父親之間就有一個密碼。”…

博爾赫斯在但丁的詩句裏聽到了聲音，他舉例《地獄篇》第五唱中的最後一句——“倒下了，就像死去的軀體倒下。”博爾赫斯說：“為什麼令人難忘？就因為它有‘倒下’的回響。”他感到但丁寫出了自己的想象。出於類似的原因，博爾赫斯認為自己發現了但丁的力度和但丁的精美，關於精美他補充道：“我們總是只關註佛羅倫薩詩人的陰冷與嚴謹，卻忘了作品所賦予的美感、愉悅和溫柔。”“就像死去的軀體倒下”，在但丁這個比喻中，倒下的聲音是從敘述中傳達出來的。如果換成這樣的句式———“倒下了，撲通一聲。”顯然，這裏的聲音是從詞語裏發出的。上述例子表明了博爾赫斯所關註的是敘述的特征，而不是詞語的含義。為此他敏感地意識到詩人陰冷和嚴謹的風格與敘述裏不斷波動的美感、愉悅和溫柔其實是相對稱的。…

一個作家的寫作影響了另一個作家的寫作，這已經成為了文學中寫作的繼續，讓古已有之的情感和源遠流長的思想得到繼續，這裏不存在誰在獲得的問題，也不存在誰被覆蓋的問題，文學中影響就像植物沐浴著的陽光一樣，植物需要陽光的照耀並不是希望自己能夠成為陽光，而是始終要以植物的方式去茁壯成長。另一方面，植物的成長也表明了陽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文學就這樣獲得了繼承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他那篇令人感動的文章《回憶胡安·魯爾福》裏這樣寫道：“對於胡安·魯爾福作品的深入了解，終於使我找到了為繼續寫我的書而需要尋找的道路……他的作品不過三百頁，但是它幾乎和我們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樣浩瀚，我相信也會一樣經久不衰。”…

我曾經被這樣的兩句話所深深吸引，第一句話來自美國作家艾薩克·辛格的哥哥，這位很早就開始寫作，後來又被人們完全遺忘的作家這樣教導他的弟弟：“看法總是要陳舊過時，而事實永遠不會陳舊過時。”第二句話出自一位古老的希臘人之口：“命運的看法比我們更準確。”

在這裏，他們都否定了“看法”，而且都為此尋找到一個有力的借口，那位辛格家族的成員十分實際地強調了“事實”；古希臘人則更相信不可知的事物，指出的是“命運”。他們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事實”和“命運”都要比“看法”寬廣得多，就像秋天一樣；而“看法”又是什麼？在他們眼中很可能只是一片樹葉。人們總是喜歡不斷地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幾乎成了狂妄自大的根源，於是人們真以為一葉可以見秋了，而忘記了它其實只是一個形容詞。…

我想在這裏先談談歐內斯特·海明威和羅伯－格裏耶的兩部作品，這是在我個人極其有限閱讀裏的兩次難忘的經歷，我指的是《白象似的群山》和《嫉妒》。與閱讀其它作品不一樣，這兩部作品帶給我的樂趣是忘記它們的對話、場景和比喻，然後去記住從巴塞羅那開往馬德裏快車上的“聲音”，和百葉窗後面的“眼睛”。

我指的似乎是敘述的方式，或者說是風格。對很多作家來說，能夠貫穿其一生寫作的只能是語言的方式和敘述的風格，在不同的題材和不同的人物場景裏反復出現，有時是散漫的，有時是暗示，也有的時候會突出和明朗起來。不管作家怎樣寫作。總會在某一天或者某一個時期，其敘述風格會在某一部作品裏突然凝聚起來。《白象似的群山》和《嫉妒》對海明威和羅伯－格裏耶正是如此。就像參加集會的人流從大街小巷匯聚到廣場一樣，《白象似的群山》和《嫉妒》展現了幾乎是無限的文學之中的兩個廣場，或者說是某些文學風格裏的中心。…

契訶夫的等待

安·巴·契訶夫在本世紀初創作了劇本《三姊妹》，娥爾加、瑪莎和衣麗娜。她們的父親是一位死去的將軍，她們哥哥的理想是成為一名大學教授。她們活著，沒有理想，只有夢想，那就是去莫斯科。莫斯科是她們童年美好時光的證詞，也是她們成年以後唯一的向往。她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等待著，歲月流逝，她們依然坐在各自的椅子裏，莫斯科依然存在於向往之中，而“去”的行為則始終作為一個象征，被娥爾加、瑪莎和衣麗娜不斷透支著。…

兩位從事出版的朋友提出建議：希望我將自己所有的中短篇小說編輯成冊。於是我們坐到了一起，經過幾個小時的討論之後，就有了現在的方案，以每冊十萬字左右的篇幅編輯完成了共六冊的選集。裏面收錄了過去已經出版，可是發行只有一千多冊的舊作；也有近幾年所寫，還未出版的新作。我沒有以作品完成日期的順序來編輯，我的方案是希望每一冊都擁有相對獨立的風格，當然這六冊有著統一的風格。我的意思是這六冊選集就像是臉上的五官一樣，以各自獨立的方式來組成完整的臉的形象。…

這確實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夜晚，多明戈、卡雷拉斯和帕瓦羅蒂三大男高音的音樂會有著感人至深的魅力。

在此之前，已經在報紙上和網上讀到無數有關這次音樂會的報道和評述，隨著時間的臨近，批評的聲音也是越來越多，主要集中在票價的昂貴上。我不知道2000美金的座位能否看清三位男高音的臉？別人送我的票是1080美金價格，在我的座位上看三位男高音時就像是三只麻雀，我用望遠鏡看也不過是三只企鵝而已。所以當我走進午門廣場時，一個強烈的感受湧上心頭，我覺得這似乎不是一場音樂會，而是世界杯足球賽的決賽，幾萬人聚集到了一起。好在今天晚上涼風陣陣，還有六個巨大的屏幕，我沒有出汗，也通過屏幕看清了他們的臉。…

二十多年前，那時候我還是一名初中學生，正在經歷著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我記得自己當時怎麼也分不清上課和下課的鈴聲，經常是在下課鈴響時去教室上課，與蜂擁而出的同學們迎面相撞，我才知道又弄錯了。那時候我喜歡將課本卷起來，插滿身上所有的口袋，時間一久，我所有的課本都失去了課本的形象，像茶葉罐似的，一旦掉到地上就會滾動起來。我的另一個傑作是，我把我所有的鞋都當成了拖鞋，我從不將鞋的後幫拉出來，而是踩著它走路，讓它發出那種只有拖鞋才會有的漫不經心的聲響。接下去，我欣喜地發現我的惡習在男同學中間蔚然成風，他們的課本也變圓了，他們的鞋後幫也被踩了下去。…

我在小學畢業的那一年，應該是1973年，縣裏的圖書館重新對外開放。我父親為我和哥哥弄了一張借書證，從那時起我開始喜歡閱讀小說了，尤其是長篇小說。我把那個時代所有的作品幾乎都讀了一遍，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還有《牛田洋》、《虹南作戰史》、《新橋》、《礦山風雲》、《飛雪迎春》、《閃閃的紅星》……當時我最喜歡的書是《閃閃的紅星》，然後是《礦山風雲》。

在閱讀這些枯燥乏味的書籍的同時，我迷戀上了街道上的大字報。…

這些隨筆作品試圖表明的是一個讀者的身份，而不是一個作者的身份。沒有一個作者的寫作歷史可以長過閱讀歷史就像是沒有一種經歷能夠長過人生一樣。我相信是讀者的經歷養育了我寫作的能力……二十年多來，我像是一個營養不良的孩子那樣保持了閱讀的饑渴，我可以說是用喝的方式去閱讀那些經典作品。最近的三年當我寫作這些隨筆作品時我重讀了裏面很多篇章，我感到自己開始用品嘗的方式會閱讀了。我意外地發現品嘗比喝更加愜意。

這些隨筆作品試圖表明的是一個讀者的身份，而不是一個作者的身份。沒有一個作者的寫作歷史可以長過閱讀歷史，就像是沒有一種經歷能夠長過人生一樣。我相信是讀者的經歷養育了我寫作的能力，如同土地養育了河流的奔騰和樹林的成長。…

“那另一攤呢？”他似乎想起來其中一攤血跡不是皮皮的。

“也是皮皮的。”山崗說。

他覺得自己也許弄錯了，所以他不再說話。過了一會他又說：“山崗，你知道嗎？”

“知道什麼？”“其實昨天我很害怕，踢死皮皮以後我就很害怕了。”

“你不會害怕的。”山崗說。

“不。”山峰搖搖頭，“我很害怕，最害怕的時候是遞給你菜刀。”山崗停止了按摩，用手親切地拍拍他的臉說：“你不會害怕的。”山峰聽後微微笑了起來，他說：“你不肯相信我。”…

山崗沒有洗那些肉骨頭，他將它們放入了鍋子以後，也不放作料就拿進廚房，往裏面加了一點水後便放在煤氣竈上燒起來。隨後他從廚房走出來，走進了自己的臥室。

妻子正坐在床沿，坐在他兒子身旁，但她沒看著兒子。她的目光和山峰剛才一樣也在窗外。窗外有樹葉，她的目光在某一片樹葉上。他走到床前，兒子的頭朝右側去，創口隱約可見。兒子已經不流血了，枕巾上只有一小攤血跡，那血跡像是印在上面的某種圖案。他那麼看了一會後，走過去把兒子的頭搖向右側，這樣創口便隱蔽起來，那圖案也隱蔽了起來，圖案使他感到有些可惜。那條小狗從床底下鉆出來，跑到他腳上，玩弄起了他的褲管。他這時眼睛也看到窗外去，看著一片樹葉，但不是妻子望著的那片樹葉。“你為什麼不揍他一拳。”他聽到妻子這樣說。妻子的聲音像樹葉一樣在他近旁搖晃。

“我只要你揍他一拳。”她又說。…

山峰問母親：“是誰把我兒子抱出去的？”

母親擡起頭來看看兒子，愁眉苦臉地說：“我看到血了。”

“我問你。”山峰叫道，“是誰把我兒子抱出去的？”

母親仍然沒對兒子的問話感興趣，但她希望兒子對她看到血感興趣，她希望兒子來關心一下她的胃口。所以她再次說：“我看到血了。”然而山峰卻抓住了母親的肩膀搖了起來：“是誰？”

坐在一旁的山崗這時開口了，他平靜地說：“別這樣。”

山峰放開了母親的肩膀，他轉身朝山崗吼道：“我兒子死啦！”山崗聽後心裏一怔，於是他就不再說什麼。…

那天早晨和別的早晨沒有兩樣，那天早晨正下著小雨。因為這雨斷斷續續下了一個多星期，所以在山崗和山峰兄弟倆的印象中，晴天十分遙遠，仿佛遠在他們的童年裏。

天剛亮的時候，他們就聽到母親在抱怨什麼骨頭發黴了。母親的抱怨聲就像那雨一樣滴滴答答。那時候他們還躺在床上，他們聽著母親向廚房走去的腳步聲。…

一九六0年四月三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醫院裏，可能是婦幼保健醫院，當時我母親在浙江醫院，我父親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關我出生時的情景，我的父母沒有對我講述過。在我記憶中他們總是忙忙碌碌的，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幾乎沒有見過他們有空余的時間坐在一起談談過去，或者談談我——他們第二個兒子出生時的情景。我母親曾經說起過我們在杭州時的生活片斷，她都是帶著回想的，情緒去說的。說我們住過的房子和周圍的景色，這對我是很重要的記憶。我們在杭州曾經有過的短暫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時期一直是想像中最為美好的部分。

我的父親在我一歲的時候，離開杭州來到一個叫海鹽的縣城，從而實現了他最大的願望，成為了一名外科醫生。我父親一輩子只念了六年書，三年是小學，，另外三年是大學，中間的課程是他在部隊裏當衛生員時自學的。他在浙江醫科大學專科畢業後，不想回到防疫站去，為了當一名外科醫生，他先是到嘉興，可是嘉興方面讓他去衛生學校當教務…

意大利《晚郵報》請我寫一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自五十周年的文章，我就想起前幾天和幾位朋友社長安街旁的飯店吃晚飯，吃完飯準備回家時，發現長安街已經封鎖了，說是國慶遊行的隊伍正在排練，我只能讓出租車繞很遠的路回家。出租車司機告訴我，這些日子差不多每天晚上十點鐘以後，長安街都會被封鎖，就是為了參加國慶的隊伍進行遊行排練。我在報紙上讀到:到了國慶節的那一天，參加遊行慶祝的人有五十萬。這只是參加表演的人

數，如果算上前去觀看的人，我想肯定會有一百多萬。我還在報紙上讀到:國慶時，在天安門廣場東側，北京最大的公共廁所將會建成開放，報紙上說這個廁所有四百七十平方米，而且還用文學的語言描述它——"潔白的地板磚，精致的壁墻，舒緩的輕音樂，寬敞舒適的大廳，空調……"…

一…

在我小時候，包子和餃子都是屬於奢侈的食物，只有在逢年過節時才有希望吃到。那時候，我還年輕的父親手裏捧著一袋面粉回家時，總喜歡大叫一聲:"面粉來啦!"這是我童年記憶裏最為美好的聲音。

然後，我父親用肥皂將臉盆洗幹凈，把面粉倒人臉盆，再加上水，他就開始用力地揉起了面粉。我的工作就是使勁地按住臉盆，讓它不要被父親的力氣掀翻。我父親高大強壯，他揉面粉時顯得十分有力，我就是使出全身的力氣接住臉盆，臉盆仍然在桌上不停地跳動，將桌子拍得"咯咯"直響。這時候，我父親就會問我:"你猜一猜，今天我們吃的是包子呢?還是餃子?"

我需要耐心地等待。我要看他是否再往面粉裏加上發酵粉，如果加上了，他又將臉盆抱到我的床上，用我的被子將臉盆捂起來，我就會立刻叫:"吃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