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周圍，一切都在寫，這一點應該有所覺察，一切都在寫，蒼蠅，它也寫，寫在牆上。在大廳裡，在池水所折射的光線中，蒼蠅寫了許多，可以填滿整整一頁紙，蒼蠅的字跡。它會是另一種文字。既然它可能是文字，那麼它就已經是文字了。有一天，也許，在未來的世紀中，人們會閱讀這種文字，也會識辨它和翻譯它。於是一首難辨而廣闊無垠的詩會在天上展開。

然而，在世界某處，人們在寫書。所有人都在寫。我相信這一點。我確信是這樣。例如，對布朗肖來說，就是這樣。瘋狂圍繞著他。瘋狂也是死亡。巴塔耶就不是這樣。他為什麼躲避自由的、瘋狂的思想？我解釋不了。

關於蒼蠅這件事，我還想說幾句。

我仍然看見它，看見這只蒼蠅在白牆上死去。先是在陽光中，後來在方磚地上陰暗的折射光線中。…

蒼蠅死亡時刻的精確性使它有了秘密葬禮。證據就在這裡，它死了二十年，我還在談論它。

此前我從未講起這只蒼蠅的死亡，它持續的時間，它的緩慢，它難以忍受的恐懼，它的真實。

死亡時間的精確性反映出與人的共存，與殖民地民族，與世上龐大無比的陌生人群，與處於普遍孤獨中的孤單人們的共存。生命無處不在。從細菌到大象。從大地到神聖的或已死亡的天空。

對於蒼蠅的死，我沒有做什麼事。光滑的白牆，它的裹屍布，已經在那裡，它的死亡成了一個公共事件，自然的與不可避免的。這只蒼蠅顯然到了生命的末日。我無法抑制自己不去看著它死。它不再動彈。還有這一點，我也知道人們不能說這只蒼蠅存在過。…

我想講一件事，我第一次曾講給為我拍過片子的米歇爾·波爾特聽。在發生這件事的時候，我正在與大房子相通的那間被稱作食物貯藏室的「小」房子裡。獨自一人。我在那裡等米歇爾·波爾特。我經常這樣獨自待在安靜而空蕩蕩的地方。待上很久。那一天，在寂靜中，我突然看到和聽到，在離我很近的地方，貼著牆，一隻普通的蒼蠅在做垂死掙扎。

我在地上坐了下來，免得嚇壞它。我一動不動。

在這麼大的空間裡，我和它單獨在一起。此前我從未想到蒼蠅，除了詛咒它以外。和你一樣。我和你一樣，從小就憎惡全世界的這個災星，帶來瘟疫和霍亂的災星。

我走過去看它死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擺脫人們可能稱作的危機，神經性危機或遲緩、衰落的危機，它彷彿是虛假的睡眠。孤獨也是這個。一種寫作。而閱讀就是寫作。

有些作家感到恐懼。他們害怕寫作。就我的情況而言，也許我從來不害怕這種恐懼。我寫了一些難以理解的書，但它們有讀者。最近我讀了其中一本，我有三十年沒有重讀它，我覺得它很精彩。書名是：《平靜的生活》。此前我完全忘了它，只記得最後那句話：「除我以外，誰也沒有看到他淹死。」這本書是一氣呵成的，根據的是謀殺案十分陰暗的普通邏輯。在這本書裡，你可以走得比書本身更遠，比書中的謀殺案更遠。走向你不知道的地方，走向對那位妹妹的愛慕，這又是兄妹戀愛的故事，是的，是永恆愛情的故事，令人炫目的、冒失而受到處罰的愛情。…

這是我生命的第一本書。它發生在拉合爾，也是在柬埔寨，在種植園，無處不在。《副領事》一開始就有一位十五歲的懷孕的女孩，這位安南姑娘被母親趕了出來，在菩薩藍色大理石的山區裡遊蕩。後來如何我記不清了，只記得我費了很大的力氣尋找這個地方，尋找我從未去過的這座菩薩的山。我的書桌上擺著地圖，我循著乞丐和孩子們走的小路尋找，孩子們兩腿無力，目光呆滯。他們被母親所拋棄，撿垃圾充飢。這本書很難寫。不可能做提綱來表述苦難的深度，因為沒有引發這苦難的明顯事件。這裡只有飢餓和痛苦。

野蠻的事件之間沒有聯繫，因此始終沒有計劃。我生活中從來沒有計劃。從來沒有。生活和作品中都沒有，一次也沒有。…

打開的書也是黑夜。

我不知為什麼，我剛才的這些話使我流淚。

仍然寫作，不理睬絕望。不：懷著絕望。怎樣的絕望，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寫得與作品之前的想法不一樣，就是失敗。但必須接受它：失敗的失敗就是回到另一本書，回到這同一本書的另一種可能性。在屋子裡的這種自我喪失完全不是自願的。我沒有說：「我整年裡每天都關在這裡。」我沒有被關著，這樣說是錯的。我出去採購，上咖啡館。但我同時又在這裡。村子和房屋是一樣的。桌子放在水塘前。還有黑墨水。還有白紙也是一樣的。至於書，不，突然間，永遠不一樣。…

諾弗勒的這座房子，我原以為也是為朋友們買下的，好接待他們，但我錯了。我是為自己買的。只是到了現在我才明白，我才說出來。有時晚上來了許多朋友，伽裡瑪一家經常來，帶著夫人和朋友。伽裡瑪的家人很多，有時可能達十五人之多。我要求他們早一點來，好把餐桌擺在同一間房裡，讓大家都在一起。我說的這些晚會使大家都很高興。這是最令人高興的晚會。在座的總有羅貝爾·昂泰爾姆和迪奧尼斯·馬斯科洛以及他們的朋友。還有我的情人們，特別是熱拉爾·雅爾洛，他是魅力的化身，也成了伽裡瑪家的朋友。…

我躺下時蓋著臉。我害怕自己。我不知道怎麼樣也不知道為什麼。因此我在睡覺以前喝酒。為了忘記自己，忘記我。酒立刻進入血液，然後我睡著了。酒後的孤獨令人不安。心臟，對，就是心臟。它突然急劇地跳動。

我在屋子裡寫作時，一切都在寫作。處處都是文字。我見到朋友時，有時不能立刻認出他們。有好幾年都是這樣，對我來說很艱難，是的，大概持續了十年。就連十分親密的朋友來看我時，也是很糟糕的。朋友們對我毫不知情：他們為我好，好意來看我，以為這是應該的。而最奇怪的是，我對此毫無想法。…

《副領事》這本書裡處處都是無聲的呼喊。我不喜歡這種表達法，但當我重讀時我又發現了這個或類似的東西。的確，副領事每天都在呼喊……但從我不知道的某個地方。他喊叫，正如人們每天祈禱一樣。的確，他大聲喊叫，在拉合爾的夜晚，他朝沙利瑪的花園開槍，他要殺人。殺人，不管殺誰。他為殺人而殺人。既然不論是誰，那就是解體中的整個印度。當他在荒寂的加爾各答黑夜裡獨自一人時，他在官邸裡喊叫。他發狂，聰明得發狂，這位副領事。他每夜都槍殺拉合爾。

我從未在別處與他重逢，只在扮演他的演員、天才的米歇爾·隆達爾身上——甚至在他的其他角色身上——見到副領事。對我來說，我這位朋友仍然是法國駐拉合爾的副領事。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當我獨自在這裡時，我不彈琴。我彈得不壞，但很少彈，我認為我獨自在房子裡，身邊無人時不能彈琴。那是很難忍受的。因為那突然具有了一種意義，而在某些個人情況下只有寫作才具有意義，既然我從事寫作，我在實踐。而鋼琴卻是仍然無法企及的遙遠物體，對我而言永遠是這樣。我想如果我作為專業人員彈鋼琴，我就不會寫書。但我不敢肯定。也許這話不對。我想我無論如何會寫書，即使同時彈琴。不堪卒讀的書，但十分完整。它遠離語言，就像未知的無對象的愛。就像基督或J．B．巴赫之愛——兩者的等值令人目眩。…

我的臥室不是一張床，不論是在這裡，在巴黎，還是在特魯維爾。它是一扇窗子，一張桌子，習慣用的黑墨水，品牌難尋的黑墨水，還有一把椅子。以及某些習慣。無論我去哪裡，我在哪裡，習慣不變，甚至在我不寫作的地方，例如飯店客房，我的手提箱裡一直放著威士忌以應付失眠或突然的絕望。在那個時期，我有情人。沒有任何情人對我是少有的事。他們努力適應諾弗勒的孤獨。它的魅力有時使他們也寫書。我很少將我的書給情人看。女人不應將寫的書給情人看。我當時寫完一章就向他們藏起來。我真是這麼做的，我不知道當你是女人而且有丈夫或情人時，有什麼別的做法或者在別處會怎麼做。在這種情況下，你也應該向情人隱瞞對丈夫的愛。我對丈夫的愛從未被取代。在我生命的每一天我知道這個。…

我在房屋裡才獨自一人。不是在屋外而是在屋內。花園裡有鳥，有貓。有一次還有一隻松鼠，一隻白鼬。我在花園裡並不孤單。但在房屋裡卻如此孤單，有時不知所措。現在我才知道在那裡待了十年。獨自一人。為了寫書，書使我和其他人知道我當時就是作家，和今天一樣。這是怎樣發生的？該怎麼說呢？我能說的只是諾弗勒堡的那種孤獨是被我創造的。為了我。只有在那座房屋裡我才獨自一人。為了寫作。但不像此前那樣寫作。為了寫一些我尚未知的書，它們永遠不由我或任何人決定。我在那裡寫了《勞兒之劫》和《副領事》。後來還有別的書。我明白我獨自一人與寫作相伴，獨自一人，遠離一切。大概長達十年，我不知道，我很少計算寫作的時間或任何時間。我計算等待羅貝爾·昂泰爾姆和他妹妹瑪麗－路易絲的時間。後來我再未計算過任何東西。…

沃維爾的事件，我取名為《年輕的英國飛行員之死》。最初我講給伯努瓦·雅科聽，他當時來特魯維爾看望我。他想到拍一部片子，讓我講述這位二十歲的年輕飛行員之死。於是他拍成了。攝影師是卡羅琳·尚珀蒂埃·德·裡布，錄音師是米歇爾·維奧內。地點是我在巴黎的寓所。

片子拍完以後，我們就去到我在諾弗勒堡的別墅。我談到寫作，我試圖談論這個：寫作。於是出了第二部片子，拍攝與製片仍是原班人馬——國家視聽學會的西爾維·布呂姆和克洛德·吉薩爾。

取名為《羅馬》的這篇文字最初是一部片子：《羅馬的對話》，它是應朋友焦瓦內拉·扎諾尼之邀而攝制的，由意大利廣播電視台資助。

瑪格麗特·杜拉斯

一九九三年六月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