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杜拉斯《寫作》の男人們忍受不了寫書的女人

我的臥室不是一張床,不論是在這裡,在巴黎,還是在特魯維爾。它是一扇窗子,一張桌子,習慣用的黑墨水,品牌難尋的黑墨水,還有一把椅子。以及某些習慣。無論我去哪裡,我在哪裡,習慣不變,甚至在我不寫作的地方,例如飯店客房,我的手提箱裡一直放著威士忌以應付失眠或突然的絕望。在那個時期,我有情人。沒有任何情人對我是少有的事。他們努力適應諾弗勒的孤獨。它的魅力有時使他們也寫書。我很少將我的書給情人看。女人不應將寫的書給情人看。我當時寫完一章就向他們藏起來。我真是這麼做的,我不知道當你是女人而且有丈夫或情人時,有什麼別的做法或者在別處會怎麼做。在這種情況下,你也應該向情人隱瞞對丈夫的愛。我對丈夫的愛從未被取代。在我生命的每一天我知道這個。

這座房子是孤獨之所,但它前面有一條街,一個廣場,一個很老的水塘和村裡的學校。池塘結冰時,孩子們來溜冰,於是我無法工作。這些孩子,我隨他們去。我監視他們。凡是有孩子的女人都監視這些孩子,他們像所有的兒童一樣不聽話,玩得發瘋。而每次她們多麼害怕,害怕至極。多深的愛。

你找不到孤獨,你創造它。孤獨是自生自長的。我創造了它。因為我決定應該在那裡獨自一人,獨自一人來寫書。事情就是這樣。我獨自待在這座房子裡。我將自己關閉起來——當然我也害怕。後來我愛上了這房子。它成了寫作之家。我的書出自這座房子。也出自這種光線,出自花園。出自水塘的這種反光。我用了二十年才寫出剛才說的這些。

你可以從房屋的這一頭走到那一頭。是的。你也可以來回走。此外還有花園。那裡有千年古樹和仍然幼小的樹。有一些落葉松、蘋果樹,一株胡桃樹、一些李子樹、一株櫻桃樹。那株杏樹已經枯死。在我的臥室前有《大西洋人》中的那株出奇的玫瑰。一棵柳樹。還有郁李樹,鳶尾。在音樂室的一扇窗下有株茶花,是迪奧尼斯·馬斯科洛為我栽下的。

我首先為房子配備了傢俱,然後僱人粉刷。然後,也許在兩年以後,我開始在這裡生活。我在這裡完成《勞兒·瓦·施泰因》,在這裡和在特魯維爾海邊寫出了結尾。獨自一人,不,我不是獨自一人,當時有一個男人在我身邊。但我們彼此不說話。我在寫作,所以必須避免談論書籍。男人們忍受不了寫書的女人。對男人來說這很殘酷。這對大家都很困難。除了羅貝爾·A。

然而在特魯維爾有海灘,大海,無邊無際的天空,無邊無際的沙地。這裡就是孤獨。在特魯維爾我極目注視大海。特魯維爾是我整個生命的孤獨。我仍然擁有這種孤獨,它在這裡,在我周圍,不會被攻破。有時我關上門,切斷電話,切斷我的聲音,再無所求。

我可以說想說的話,我永遠也不會知道為什麼寫作又怎能不寫作。

有時當我獨自在這裡,在諾弗勒,我認出一些物品,例如暖氣片。我記得暖氣片上曾經有一大塊罩板,我曾常常坐在上面看汽車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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