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她是一張紙，唯一紫紅的紙

眼睛貼到紙上

像無數閃亮的球

弄散梳妝台的線條

從紙背的弧度開始

她被反卷，像一根古怪的舌頭

她尋覓已久的聲音…

面對這根下降通道中的下降線，也有一些思想家力圖作出向上的解釋，葛蘭西在監獄裏構思文化批判，即認為向資本社會爭奪文化霸權，要比馬克思當年的政治經濟批判還要厲害，已經抵臨與資本控制的總決戰。而我以為，對立一方已經在罵聲中成長，從批判中吸取了營養，底部逐漸擡高，走出了十九世紀的百年大底，終於走上了一條逐級攀升的上行通道。這條被批判者的上行通道，與上述下降通道和下降通道中的批判理論，對位而立，是不能否定的基本事實。我們可以同情走下坡路的一方，就說從經濟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文化批判，矛盾繼續存在，只是解決矛盾的戰場一次接一次轉移而已。但是，有一個基本事實不能否認：矛盾是按照有利於對方的方式解決，戰場是按照對方限定的路徑轉移。我對葛蘭西充滿敬意，同情心也在批判者這一邊，但我總覺得他有點一廂情願。我確實欣賞對方的頑強，欣賞對方的上行通道走得漂亮，也承認自己一方的被動，實在是一浪低於一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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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還可以想一下世上究竟有沒有可以決定一切的東西，管它是叫“文化”還是別的東西？從思想方法說，西化派，還是儒化派，兩種看法表面對立，但在內裏卻是共通的。他們都相信有一種世界圖式，在這種世界圖式後面，就藏著這個決定性的主宰因素，這個主宰因素制約著世界圖式的每一個重大筆劃，規範著世界圖式的最終走向。這個主宰很久以前叫“上帝”，後來叫“歷史理性”，在最接近我們的那一段行程裏突然被改名為“經濟”，由於“經濟”這一字眼過於粗俗以及它後來在某些地方遭到了臭名昭著的失敗，一部分學者嫌其不雅，於是約定俗成，又把這個決定者改名為“文化”。所以，西化也好，儒化也罷，表面吵得兇，…

       有些事情是不能說破的，一說破，大家都覺無趣。比如說，這十幾年裏，越說越煞有其事的“文化問題”。“文化問題”在八十年代叫“文化熱”，在九十年代叫“文化批判”，幾乎呈經久不衰可大可久之勢。　　…

文化產業已成為我國實現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戰略產業，而發展文化產業，其核心在於增強文化產業的競爭力。從理論和實踐兩個角度分析，能否盡快切實解決以下制約提升我國文化產業競爭力的重大問題，直接關系到文化產業能否真正成長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

在當代信息化世界，一個國家表達“國家存在感”的最有效方式，除了國家的整體“實力”，就是這個國家的“話語權”，我們必須要學會用自己的“說話方式”並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講話”

信息化時代的“權力”制高點在“話語權” …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學者、文學評論家陳平原先生，昨日在廣東舉辦了“如何講述‘大學故事’——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講座。在講座當中，他以以前的大學跟現在的大學環境比較，認為：“以前大家很推崇大學。但現在讀大學已經變得稀鬆平常，大家對大學教授、校長、學生的批評變得很刻薄，甚至某種意義上是非理性的。我們整個社會對大學已經采取一種我認為是不太負責任的態度。與之前充滿贊美的態度相反，現在是‘溢惡’了。我認為，現在對大學的論述並不理想，導致我們拼命在上面塗鴉，導致我們沒有精神家園。所以我想，要用什麽方法讓大家覺得現在的大學仍然值得期待。”陳平原說。據悉，陳平原將在新書《花開葉落中文系》有所回答。

大學的現狀究竟如何北京大學讓人羨慕因為她的故事豐富…

文化話語權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標志。提高我國的文化軟實力，把我國真正建設成為世界文化強國，應當深刻認識和科學把握國家文化話語權，注重文化話語權的結構優化，大力提升我國的文化話語權。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和文化多樣化的條件下，國家的文化話語權已經成為表達、維護和實現國家政治利益、經濟利益、文化權益乃至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誰掌握了文化話語權，誰就能有效地維護自身的文化安全和國家安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誰喪失了文化話語權，誰就會削弱自己的文化軟實力，損害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甚至危及本國的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因此，應把提升我國文化話語權作為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有針對性地加強我國文化話語權建設，不斷提高我國文化話語主導權。…

近些年來，話語權成了政治權力的一種越來越突出的表現方式，國際政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話語權政治”。縱觀當今世界的話語權狀況，大體是西方、特別是美國處於一種明顯的優勢地位，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話語權則相當有限。只有從根本上加強話語質量建設，才是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根本出路。

一、什麼是話語權 

話語權這一概念，直接脫胎於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筆者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我的觀點很鮮明：對待傳統文化，態度只有一個——拿來主義。我曾注意過不少論爭傳統文化、論爭國學的文章，發現根本就找不到“拿來主義”這個詞。這是一個怪象。這些論爭中的學者們，似乎有一種集體無意識，那就是把“拿來主義”給徹底忘卻了。魯迅先生當年論及“拿來主義”，再清晰不過了：“他占有，挑選”；“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拿來主義”的重要性，最後歸結到“能不能成為新文藝”上。

反對國學、反對傳統文化者，是看到幾千年的封建皇權造就了東方式的“專制文化”。是的，這是必須“毀滅”的對象。那麽，糟粕與精華如何區分？我比較認同一位思想家對“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不同概念的界定——“傳統文化”是各種具象文化的集成，比如唐詩、宋詞、元曲，值得“拿來”；而“文化傳統”就是指“專制文化思想”，必須拋棄。…

“北京”的演變 

 以北京為例，“北京”這個地名我們可從兩方面分析。一是北京這一塊土地它的名稱有過哪些變化；一是北京這兩個字在歷史上曾經代表過哪些和多少不同的空間範圍。…

“地名”以外的地名

地名不僅是一個名稱所代表的空間範圍和時間範圍，還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內容。我們現在講地名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它們的時間意義和概念，因為從空間範圍講一個地名，無論點還是面，是通過地理坐標，用具體界限劃定的。但是任何一個空間範圍其實都與一定的時間範圍相聯系，這個時間範圍有的長有的短，在這個時間範圍里面又與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聯系，所以地名除它們的本意之外，還有其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義。…

　　早期的人類完全根據自然條件選擇生產和生活。比如，中國古代的建築都是土木結構或者磚木結構，所以無法長期存在，不用說秦漢的宮殿，就是唐宋的建築也基本消失了。但是在埃及，我們看到從古埃及到希臘、羅馬、腓尼基、拜占庭以及阿拉伯那些建築，現在大多數還能看到，有的還非常完整，因為這些建築全部是由大理石、花崗石至少是砂巖、火山巖建造的。我想這不是他們民族的特色，主要也是自然條件，阿斯旺一帶有非常好的花崗石，還可以利用地中海把西西裏島、希臘、羅馬出產的大理石運到埃及，卻很難找到廉價的木材。然而在黃河流域，要在黃土覆蓋下面采集優良的石材並不容易，相反早期還殘留不少天然的森林，當然會以土木結構的建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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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公權力與文化私權利

如果說，文化權力可以被分為文化公權力和文化私權力，那麽，文化權利也可以被分為文化公權利和文化私權利。於是，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化公權力-文化公權利、文化公權力-文化私權力、文化公權力-文化私權利、文化私權力-文化私權利、文化私權力-文化公權利、文化公權利-文化私權利這六組關系的互動和博弈。顯而易見，文化公權力-文化私權利是各種文化權力-文化權利組合中至關重要和最為核心的部分，也是各種文化權力-文化權利關系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這是因為：第一，文化公權力來源於文化私權利。從歷時性的角度來看，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文化權利要先於文化權力而存在。…

        我很高興能夠參加這次會議。由黃河水利委員會召開這樣一次會議，邀請這麽多人文學科的專家來討論河流倫理，是史無前例的盛事。研究黃河和治理黃河的歷史，是先師譚其驤先生和水利史學界前輩畢生追求的事業。盡管他們來不及看到今天這樣的結果，但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們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的。沒有他們孜孜不倦地探索黃河的歷史和黃河變遷的規律，我們就不可能真正了解黃河，更不會有資格討論河流倫理。

　　

　　一、黃河文明的獨特性和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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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理論上講，文化權力就是對他人的文化生活產生預期效果的能力。從實踐來看，文化權利包括文化生活參與權、文化成果分享權和文化收益保護權。就文化公權力和文化私權利的關系而言，文化公權力的行使必須首先樹立文化規制的邊界意識，從而防止文化公權力對文化私權利的過度侵害。　　 

　　 從文化規制的角度來看，文化權的核心問題就是文化規制者的權力與被規制者的權利問題。從本質上講，這對矛盾背後涉及的實際上是文化權力與文化權利的沖突與調和。更準確地講，主要涉及到文化公權力與文化私權利的沖突與調和。這是因為，文化規制的實施是以被規制者讓渡自己的部分文化自由為前提，而文化權力的行使又對文化權利具有天然的侵害性，因此，必須處理好文化權力與文化權利，尤其是文化公權力與文化私權利的關系問題。…

五、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

1.王道理想…

一、何謂“文化”？ 

文化是人們在改造自然環境中所獲得的品格、行為和方法，以及由此所積累起來的意識、風俗、禮儀等精神復合體。

講文化，既有對傳統文化的估價問題，又有對現代化的理解問題。目前，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承認文化的多元論，不僅承認文化起源上的多元論，而且承認在文化的現代化上也是多元的。…

四 “學藝”還是“事業”

五四時期活躍於北京大學的眾多社團中，有兩個是以“言說”為主攻方向的，一是發起於1917年12月的雄辯會，一是創立於1919年3月的平民教育講演團。歷經沈浮，八十年後的今日，後者聲名如日中天，前者則很少為人關注。這里試圖勾勒兩個社團的基本面貌、思想資源以及發展趨勢，並將其對照閱讀，目的是凸顯“五四”那代人的文化姿態與思維方式。選擇作為一種論述策略的“雄辯”或“講演”，不只受制於擬想讀者（聽眾），而且牽涉一系列重大命題：如學校與社會、思想與行動、懷疑與信仰、對話與獨自、邏輯與立場、精英與大眾等。而所有這些，深刻影響著“五四”以後中國知識者的歷史命運。

為紀念校慶，1920年12月17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專門載文介紹本校的“學生生活及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