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是不能說破的，一說破，大家都覺無趣。比如說，這十幾年裏，越說越煞有其事的“文化問題”。“文化問題”在八十年代叫“文化熱”，在九十年代叫“文化批判”，幾乎呈經久不衰可大可久之勢。　　

　　之所以出現這一局面，原因多多。其中之一，中國知識階層的結構是否存在一個文人過剩的問題？文人的思維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術思維，有問題喜歡向上走，走向雲端，引出一個統攝一切的本源，然後再俯瞰下來，向下作哲學的批判或文學的抒情。這種文學化的哲學或哲學化的文學，構成大陸人文學科的先驗氛圍，而不是經驗氛圍，使得這一行當中人的思維方式遲遲不能向下著陸，掙脫中古束縛；而工匠式的經驗性思維就比較笨拙，總是貼著地面步行，就事論事，局部問題局部解決，甚至是技術性地解決，輕易不敢把很多不相關的問題攪在一個大局裏，然後發一通宏觀議論了事。文人傳統過甚，又喜歡追尋萬物一源，就容易把這個“一源”定位在文人所熟悉的事務上，小如語言文字，大如文化方式，總得 與“文”有緣，這樣，他們從大學中文系學得的文化評論(多半是文藝評論)，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訓練就統統派上了用場。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否因為允許討論的問題實在太少？ 那麽多人擠在這麽狹小的言論空間，是因為再也沒有一個話題像“文化”這樣本身寬泛無邊，同時又可以被討論，必要時還可以被批判。這樣一來，可就苦了“文化”，萬喙啄一，啄得體無完膚，身上塗滿各種文化人的口涎，不說臭不可聞，至少沒有一塊幹凈的地方了。
　　
　　以上兩個原因，輕易不能說破。尤其是後面一個，一說破，大家臉上都掛不住，那麽一個高尚的文化形而上，竟然還有這樣一個形而下的安全考慮？
　　
　　世界歷史上可能還沒有哪一個民族像我們這樣，要讓“文化”承擔那麽多的東西。既有歷史的，又有現實的，既有經濟的，又有政治的，既有社會的，又有個人的。文化說多了，就出來兩派：西化派認為傳統文化不改造，科學無望，民主無望；儒化派認為，科學也好，民主也罷，都要從傳統文化裏往外“開”，不要說四個現代化，就是那第五個現代化也可以而且是只能從傳統文化裏“開”出來。
　　　　
　　我始終不能接受這個“開”字，無論是從西方文化裏“開”，還是從中國文化裏“開”。
　　
　　我們是否先想一下文化究竟有沒有那種決定性力量？我的看法是，沒有。文化、政治、經濟這三大塊，各自有不同的發生機制，如果硬要說哪個與哪個接近，我只能說政治這一塊離經濟近，離文化最遠。與其說政治體制是從文化裏“開”出來的，不如說是從經濟裏“長”出來的(當然不能離開人在制度層面的努力)；與其說政治體制是文人議論出來的，不如說是與文人習慣距離最遠的律師或相當於律師的人討價還價錙銖必較“摳”出來的，此其一。其二，一種文化並不必然地只能與一種政治、經濟模式配合，而是呈開放性多種可能：在文化基本不變的情況下，既可忍受這樣一種政治經濟模式，也可接受另一種更為合理的政治經濟模式，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不存在那種一旦文化如此，政治與經濟只能如此，倘若變動政治經濟如彼，先要文化改造成如彼的決定論閉鎖關系。東亞如臺灣等地基本是儒家文化，卻出現與大陸不同的制度走向，已經說明了這一問題。事實上，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的現代轉型是由幾個知識分子關在書齋裏搞文化工程設計，從“文化”裏“開”出來的。沈溺於文化討論，只能說明一個民族的知識分子面對另外兩大板塊尤其是制度層面的偷懶、無能與無
　　奈。僅僅是偷懶、無能與無奈，倒也罷了，可笑的是，失敗以後還要把比自己強橫的一方說成是被自己所從事的文化決定著的被決定者，自己的躲避是對被決定者的高邁超越，是“深挖洞，廣積糧”，是為未來的根本變動“建設”更為“深刻”的“基礎”去了。這不是典型的精神勝利法，又是什麽？順便說一句，阿Q歷來出在城裏的知識界，而不是農村裏的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