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話語權成了政治權力的一種越來越突出的表現方式，國際政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話語權政治”。縱觀當今世界的話語權狀況，大體是西方、特別是美國處於一種明顯的優勢地位，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話語權則相當有限。只有從根本上加強話語質量建設，才是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根本出路。

一、什麼是話語權 

話語權這一概念，直接脫胎於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關於話語與社會權力關系的理論。1970年12月，福柯在其就任法蘭西學院院士時的演講《話語的秩序》之中，提出了“話語即權力”的著名命題，他深刻地認識到話語不僅僅是思維符號和交際工具，而且是人們斗爭的手段和目的，“話語是權力，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權力”。從這里我們可以知道，“話語權”指的是一種“權力”（power），而非“權利”（right）。換言之，話語權不是指有沒有說話的權利，而是指話語背後體現著的權力關系。

作為一種權力的表現形式，話語權以話語為載體，有著自己內在的特性。話語權的內在特性可以從五個方面來理解：一是除了基於社會“共有知識”或科學的、客觀性的敘述之外，話語的邏輯性越強，以及在不同時機和場合下的話語越具有一致性，其說服力就越強，話語權在一定程度上產生於其邏輯性和說服力；二是由於具有社會性，話語不可避免地帶有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色彩。三是所使用的概念和知識的創新，以及觀察視角上對他人的引導，會有利於話語轉化為權力。四是諸多外在因素，如“受眾”的既有知識、觀念和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性和結構性制約狀況，以及時機與輿論環境等，參與話語權的塑造，改變這些因素的狀況，也就影響到話語與權力之間的關系。最後，對於話語的言說者而言，越有系統地使用“屬於自己的”話語，便越能主動地獲得由這種話語所帶來的權力，如果只是做他人話語的追隨者，則很難獲得屬於自己的話語權。

二、中國國際話語的質量問題 

當前，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意識高漲，許許多多的行業都發出要求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的呼聲。然而，對於國家實力與國際話語權之間的關系，我們的輿論往往作片面的理解，認為國際話語權的大小根本取決於國家實力的大小。這種看法嚴重忽視了話語作為權力載體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並且與事實相悖。當然，這種觀點似乎來自於當今世界一個迷惑人的現象，即今天實力最為強大的美國擁有最強的國際話語權，傳統強國比較集中的歐洲也擁有很大的國際話語權。但是，美國和歐洲之所以擁有強大的國際話語權，並非僅僅因其實力強大，更是因為他們的話語中所包含的觀念創新性引導著大多重要國際議題的設置，他們話語中的邏輯性和說服力較強等等。雖然不能否認實力強大對於話語權是一個積極性因素，但國際話語權從來不是按國家的實力大小來分配的，在某些問題或某些領域，一些實力小的國家比一些實力大的國家擁有更多話語權的情況比比皆是。例如，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不受侵犯的問題上，古巴比美國更理直氣壯，而在國際氣候變化問題上，北歐的一些小國比許多大國掌握了更大的話語權，這些都是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對於中國來說，首先需要破除國家實力與國際話語權份額相對應的迷信，才能回到對話語本身的探索上來，真正認識到強化話語質量對於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根本意義。

其一，要努力將自己的優勢觀念轉化為國際主流話語。但凡國際主流話語，首先都是一種關於國際事務的觀念和看法被得到廣泛的傳播和認同，而為此，必須為這種觀念和看法提供包括科學依據、道德精神和利害關系論述在內的強有力的邏輯論證，從而具有說服力。雖然在“西強我弱”的既有歷史結構下，中國話語的國際說服力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西方主流的觀念和意識形態，但是只要我們能夠為自己的話語提供強有力的論證，仍然有可能轉化為國際主流話語。何況，我們在許多國際問題上擁有優勢的觀念。例如，中國作為有核國家最早明確地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主張，以及最終徹底銷毀核武器的無核世界觀念。又如，冷戰後我們提出了“國際關系民主化”，提出了建立“和諧世界”的理念，等等。這些中國話語在根本上事關世界和平和人類前途，利害關系明確且具有道德倫理上不可辯駁的正當性。然而，我們往往只有好的觀念卻缺乏深入的學術論證和學理支撐，結果是優勢觀念流於政策性宣告，說服力大打折扣，更沒有能夠置奉行相反政策的國家於道德困境之中，因而我們的優勢觀念沒能轉化為具有引導力的國際主流話語。

其二，要努力增強設置國際議題和制定國際規則的話語能力。設置國際議題和制定國際規則的能力雖然不單單取決於話語的使用，但現實告訴我們，當今世界的許多國際議題的設置，許多國際規則的制定，是不同國家間話語競爭的結果，闡述理論和思想的話語的使用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理論上說，人類面臨的每一個國際問題都可以被設置為國際議題，進行討論並尋找解決方案。冷戰後最為重要的國際議題有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全球治理、人權與人道主義援助、維和、反恐、反核擴散、減少貧困、婦女發展、公民社會建設、環境保護、氣候變化與減排、互聯網安全與信息自由、生物技術風險管理與倫理禁忌、金融制度改革與穩定、區域經濟合作與一體化等等。雖然我們在許多問題的解決中，特別是在當前的全球性金融制度改革和東亞地區的自由貿易區建設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總體上說，中國的話語能力和話語質量仍然偏弱，中國話語在某些國際議題設置和國際規則制定中遠沒有起到關鍵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