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進一步，還可以想一下世上究竟有沒有可以決定一切的東西，管它是叫“文化”還是別的東西？從思想方法說，西化派，還是儒化派，兩種看法表面對立，但在內裏卻是共通的。他們都相信有一種世界圖式，在這種世界圖式後面，就藏著這個決定性的主宰因素，這個主宰因素制約著世界圖式的每一個重大筆劃，規範著世界圖式的最終走向。這個主宰很久以前叫“上帝”，後來叫“歷史理性”，在最接近我們的那一段行程裏突然被改名為“經濟”，由於“經濟”這一字眼過於粗俗以及它後來在某些地方遭到了臭名昭著的失敗，一部分學者嫌其不雅，於是約定俗成，又把這個決定者改名為“文化”。所以，西化也好，儒化也罷，表面吵得兇， 其實都是決定論，只是以“文化”替代了“經濟”、“歷史理性”與“上帝”。兩派人以對立的方式互相補充，都從對立的兩端向當中那個雙方看中的地方擠，一定要擠出一個文化決定論才善罷甘休。在文化決定論者眼裏，文化問題沒有最終解決以前，所有的社會改革都是不徹底的、沒深度的，是盲人摸象；不討論文化，而討論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就像一群沒文化的工匠，在工程師沒有交給他們圖紙以前就草率開工，太可笑也太可憐了。
　　
　　我不這麽看。第一，我不相信有那個世界圖式的存在，第二，更不相信文人手裏擺弄的那一點文化，就是那個世界圖式後面的決定性主宰因素。有一次，一個編輯在電話裏非讓我在文章名字後面註明職稱之類的文化身份，我實在心煩，就隨口報了一個“前管道工”職稱。我以前是作過管道工，而且不止三五年，告別那一行當進入所謂的文化界，也還是甘心做一個“不徹底”、“沒深度”、“沒文化的工匠”。我和他們的區別在於，他們認為除了文化，其它東西都不值得改造，而我的看法相反，其它東西都可以成為討論與改革的對象，唯有文化除外。被人們稱作“文化”的那樣東西不能說沒有，但是它太大而且太空，始終在我們的身後，人們向前伸出無數雙手，試圖抓住它，每一雙手抓回來卻都是空的。文化確實像空氣，人們每天都在呼吸它，卻無從把握它。因此我始終弄不懂的是，人們怎麽能向空氣宣戰，有什麽必要向空氣宣戰？如果確實有某種主體宣稱他能改造文化，而且是在一代人的時間裏重建了一種新文化或摧毀了一種舊文化，那麽他非神即獸，肯定不是人能幹的事業。從思想史範圍說，我近年來產生一個懷疑，難以釋懷：從嚴復、胡適以來的文化討論，很可能是個百年假問題？不能說毫無所見，但相比更應該著手的實際問題，那幾代精英耗費於文化辯論的精力，實在得不償失。三百年前黃宗羲說“有治法方有治人”，表面看來不深刻，缺乏哲理深度，屬常識性思維，實際上是壁立千仞，頂破了幾千年中國文人的習慣思維。他已經摸到了今天只有制度學派才摸到的一個關鍵點：制度本身能釋放出強大的學習功能，能使整個社會行為模式卷入其中而不自覺。可惜這一突破性想法，太不合喜弄文藝、文化的中國文人的習性。到近代，在治法層面稍有挫折，就被胡適等改成“先有治人再有治法”，實際是先有“治‘文’再有治法”，去搞文化改造去了。後經丁文江斥責：不要上胡適之的當，他才有所悔悟。到了我們這一代手裏，文化問題則弄得更不象樣，不說在知識積累上沒有超過前人，而且形成一種偽深刻的風氣，什麽事都得往文化上扯，不扯就顯得沒學問。前輩學者陷於這一“文化問題”，既有上述思想方法的嚴肅原因，也有當時具體的歷史環境使然，值得認真總結。我們這一代繼續擴大這一“問題”，恐怕還有一個在當下環境中產生的形而下的心理動機？多半人當然不自覺，但是不自覺的力量超過自覺的力量，形成集體無意識，更厲害。在這一集體無意識的作用下，大家都把只能討論的問題冒充成必須討論的問題，而且是決定一切的問題，越說越假，越假越當真，終於弄出一個“現實中不可承受之輕”，呈現一種內裏萎縮外延肥大的文化癡肥狀。戈培爾說，謠言重復千遍，自會成真理。他沒有想到，文化問題重復十幾年，居然也能成真理。這樣一個可氣又可笑的局面，大概只有等著童言無忌來解救了？恐怕是會有一天有一個不知輕重的小孩出來，冒叫一聲“啊，皇帝身上沒有穿新衣！”這個可憐的用泡沫塑料吹成的文化大氣球才會“嘭”地一聲徹底爆裂。
　　　　
　　說到法蘭克福學派，很可能是這些年“文化決定論”的一個洋根源？因為僅從學理符號看，這一派人以“文化批判”見長，似乎比他們的上幾代人深刻，超越了政治結構、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在諸種結構之下，打出了一口文化批判的深水井。在中國那些好談文化問題的朋友眼裏，能以法蘭克福符號談文化，自然比只會引用先秦古籍的人來得高雅而且時髦，又深刻了一層。
　　
　　我寫過一篇《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試圖說明任何一種決定論，包括文化決定論在內，推理越深刻，越違背起碼的邏輯。現在想來，對文化決定論者，僅僅說明邏輯是不夠的，還必須認真對待他們的每一個論據；僅僅反對本土出現的文化決定論也是不夠的，還必須認真對待他們從外面搬來的洋根源。對那些喜歡引用舶來學理而不是中國古籍談論文化問題的朋友，似乎有必要破一破有關法蘭克福學派的迷信。事實上，這十幾年從外面引進的洋思潮，像法蘭克福學派這樣，拿來就用，用之不衰，跟進者日眾，卻始終沒有受到與之平等的學術檢驗，確實罕見。這件工作早就該做，現在有《讀書》雜誌來做，當然是好事，但也晚了一點。
　　
　　我以為，法蘭克福過來的這幅油畫再深刻，也先不忙贊嘆這幅畫的內部結構。不妨退一步，設法獲得一個廣角視野，看看這幅畫所在的西方批判理論發展史，究竟是出於上升通道，還是下降通道？
　　
　　站遠一點看二百年歐洲社會沖突史，以法國為代表，可以看出一根社會沖突的下降通道。下降通道的第一階段，是經濟沖突，從早期工人毀壞機器到一七八九年攻占巴士底獄；第二階段是政治沖突，從一七九三年雅各賓專政設置斷頭臺到一八七一年蒙馬特爾高地起義；第三階段是文化沖突，從上世紀中葉波特萊爾《惡之花》出現至一九六八年學生造反五月風暴失敗。十九世紀以來的批判理論家，經歷幾代人的變化，就是在這根下降通道中劃出了一根批判理論發展史的軌跡，它可以上下踢騰，但無法突破制約它的上下軌道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