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我的觀點很鮮明：對待傳統文化，態度只有一個——拿來主義。我曾注意過不少論爭傳統文化、論爭國學的文章，發現根本就找不到“拿來主義”這個詞。這是一個怪象。這些論爭中的學者們，似乎有一種集體無意識，那就是把“拿來主義”給徹底忘卻了。魯迅先生當年論及“拿來主義”，再清晰不過了：“他占有，挑選”；“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拿來主義”的重要性，最後歸結到“能不能成為新文藝”上。

反對國學、反對傳統文化者，是看到幾千年的封建皇權造就了東方式的“專制文化”。是的，這是必須“毀滅”的對象。那麽，糟粕與精華如何區分？我比較認同一位思想家對“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不同概念的界定——“傳統文化”是各種具象文化的集成，比如唐詩、宋詞、元曲，值得“拿來”；而“文化傳統”就是指“專制文化思想”，必須拋棄。

關於國學，章炳麟曾有一段名言：“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亡，是不亦視前世尤岌岌乎！”章炳麟的看法還是比較辯證的，他也看到在競爭之世，光有國學是不足以立國的。至於沒有國學是否亡國，我看也不必爭論，關鍵是如何研究、如何“拿來”。可憐可嘆的是，我們的學者研究出“中醫是最大的偽科學”、研究出“張飛原來是曹操的遠房侄女婿”之類，遠不如兩會期間民進中央主席許嘉璐與網民交流時“隨便舉個生活中的例子”：現在的桌子、椅子，直到南北朝的時候我們還沒有，椅子是學當時胡人的。

看看那些嘩眾取寵的文化研究，難道它不是一種“學術惡搞”嗎？它恐怕連“文化制造”都算不上。 

四、從“文化制造”到“文化創造”需拋棄“沒有文化的文化” 

“沒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這是北京奧運會吉祥物福娃主創者、美術家韓美林說過的一句有分量的話。在2006年年初，在第三屆“文化講壇”上，韓美林進行了一次有意思的演講，那講稿就是一篇不錯的隨筆。他開篇就講到：在21世紀的經濟浪潮中，在這樣一個大的轉型時期，我們的民族要更重視“文化”這兩個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僅要有實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這個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藝術。”

韓美林直言不諱：“誰有權，誰錢多，誰就說了算。這就是沒有文化的文化。”我們進一步理解：沒文化的文化，實質是沒思想沒精神沒內涵沒人文的文化，只是一個文化軀殼而已。文化如果總是“錢權說了算”，始終停留在“制造”層面，而不能提升為“創造”，那麽，我們很可能就是一直在制造“沒有文化的文化”。文化制造如何興盛也只停留於“文化產業”，只融於經濟範疇，成為所謂的“新增長點”；而只有文化創造，才有文化精神和人文精魂；文化制造造就的是工匠，文化創造才有望造就大師。

“文化制造”是可以“軟件化”操作的，能夠大量復制拷貝。僅僅從“發展文化產業”來說發展文化產業，就“文化體制改革”來說文化體制改革，那注定會導致文化物化、體制硬化。在一個只有“文化制造”的國度，文化衍生產品如何之豐富，也不能說明其“有文化”。說我們如今“沒文化”，除了惡搞搞不出真文化，就是因為“文化制造”造不出真文化。比較典型的是“帝王劇”的“文化制造”，盡管制造的量很大，看的人也很多，它其實屬於“沒文化”之列，所以有識之士就發出了“掃皇比掃黃還重要”的聲音。

經過多年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我國已經成為經濟上的制造大國，而缺改革少開放的文化思想領域，至今還僅僅是個文化制造弱國和文化輸出小國。經濟要真正強大，就需變“制造大國”為“創造大國”；而文化的真正強盛，則需從“文化制造小國”跨欄般跳過“文化制造大國”，而直接走向“文化創造大國”。

以上是宏觀與中觀層面的情況，在個人的微觀層面，同樣有著“文化制造”和“文化創造”之別。聽過大師馬三立相聲中的“意識流”，其實也是諷刺“文化制造”的：“我寫，我寫小說，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過托爾斯泰，不讓巴爾紮克，外國有馬雅可夫斯基，中國有馬三立！高爾基寫《母親》，我寫《二姨》！短篇，中篇，長篇，稿費，源源不斷，郵局匯款：‘馬三立，拿戳兒！馬三立，拿戳兒！’有了錢，怎麽辦，我先買一棉帽子戴。”作家藝術家如果“商業意識”過於發達、過於靈敏，使勁於“文化制造”，成功的可能僅僅是商業，藝術則不好意思，恐怕只能“免談”了。今天“有錢了”先買一幢別墅住，與那“先買一棉帽子戴”也沒啥區別。

什麽是“文化創造”，其實一點也不難理解，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披閱十載就是典例。如今在互聯網的熱鬧之外，我們很需要有“局外人”、有“沈默的極少數”、有“麥田的守望者”、有“上帝唇邊的長笛”、有“百年孤獨”，做不到百年孤獨那麽一二十年的孤獨也好，心無旁騖專心靜心於文化藝術的創作。 

要從“文化制造”提升到“文化創造”，就需堅決拋棄“沒有文化的文化”；也只有堅決拋棄“沒有文化的文化”，才能實現從“文化制造”到“文化創造”的升華。

五、中國文化的康復與發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環境

羅曼·羅蘭說：“少數人獨占的文化架子已經破碎了；今天我們必須接受最廣義的人文主義，擁抱全世界所有的精神力量。”羅曼 \"羅蘭的話說得真好啊！文化不是少數人獨占的文化，少數人獨占的文化其實是文化霸權和文化獨裁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更應該接受最廣義的人文主義、擁抱全人類所有的精神力量，為我們文化的康復、發展、興盛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最廣義的人文主義，就是一種普世價值，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和諧、寬容等等，都是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這些普世價值是人道的、人性的，它是廣義文化的崇高境界。要抵達這樣的高境界，需要硬骨錚錚的文化人不懈奮斗，奮力去拆除壓制創新、限制創造的社會因素；都說文化人要心腸軟、骨頭硬，可惜現在大抵是倒過來了，反成了骨頭軟、心腸硬。

文化是一個國家的重要“軟實力”。作為“硬實力”的經濟，其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是必然的趨勢；而作為“軟實力”的文化，其發展方向則需要“由上級主管向個人自主轉變”。市場經濟給我們的經濟帶來繁榮，但如果想給我們的文化也帶來興盛，必須跨越制度鴻溝。

文藝的繁榮、文化的勃興、大師的輩出，都不是靠“管理”給管出來的。“權大”管出來的文化、“錢多”造出來的文化，就是“沒有文化的文化”。所謂“文化產業”管理，就應局限於“後半程”，作家寫出一部小說是“前半程”，出書發行才是“後半程”，管理之手作用於“後半程”，任務應是監管盜版之類侵害權利的事。可遺憾的是，如今我們許多文化官員其實很沒文化，比照歷史看，甚至是“一蟹不如一蟹”。

要想重建文化自信，寬松寬容的制度環境是不可或缺的。早在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國文代大會上，鄧小平曾說：“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麽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1980年10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名作——“趙丹遺言”，那是真摯心聲的流露，更是真理常識的揭示，千言萬語都在標題的10個字上——《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如今韓美林也深有感觸：“用‘沒有文化’來干涉藝術，很可怕。”

智識者說：“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佞幸復干坤。”雨果則雲：“親善產生幸福，文明帶來和諧。”親善、文明、幸福、和諧，這樣的關鍵詞，構成了文化復興的良好制度環境，我們要努力抓住，不可輕言放棄。（愛思想網站 2007-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