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回信呢？信封信裡，全是寫給我的。嚴肅的文言文，除了滿紙的誨勉，還有對老師的誇讚與感謝。最後，幾乎封封信都是固定的幾句：「父思家心切，歸期不遠，望轉稟汝母，多多珍重。」



當我轉稟母親時，她卻似聽非聽。直到晚上忙完家務，才撥下髮針，把菜油燈芯挑得高高地，坐下來自己仔仔細細地一遍又一遍地看，也不知她看懂多少。但從她臉上的神情，看得出她是非常欣慰與滿足的。…

在我腦海中，不時會想到「代書」兩個字。誰都知道，「代書」是現代繁榮社會裡一項熱門行業。他們比某些看上去神情嚴肅、學識淵博的律師平易親切得多，因此委託他們辦事，十分方便。我現在所想到的，卻是指為人代寫書信的「代書」。



我十一二歲以前，住在鄉間，也代母親給遠客未歸的父親寫信，並時常代房族的長輩們，給在外地經商的子侄們寫信。每寫完一封信，總給我一塊炒米糖或是一個大橘子，報酬豐厚，我也就樂此不疲。



在我成長期間，由於環境的不時變遷，歲歲年年，總離不了為不同的人，代寫不同的信。「代書」這項工作，就與我結下不解之緣。如今回想起來，倒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呢。…

濃厚的佛教氣氛，使我幼小的心靈，感到平安有依靠。但忽然一個青天霹靂，自北平傳來噩耗，我親愛的大哥，忽然因腎臟炎去世了。這個沉痛的打擊，使我對佛的信心起了動搖。但母親在萬分悲劫中，沒有一句怨言。她悲悲切切只悔恨自己沒有堅持把哥哥帶在身邊。老師卻說人生年壽都是有定數的，越發勸我要多拜佛唸經。他說我下巴尖，非載福之相，要我時時心存善念，修心可以補相。可是再怎麼修行，親愛的哥哥已回生乏術，雁行失序的悲痛，每於拜佛唸經時，尤為刻骨銘心。



十二歲被帶到杭州，與家鄉的小朋友們遠離，尤感孤單。幸不久即考入一所教會女子中學，生活有了大大的轉變。但使我不習慣的是每天早上要做祈禱，每頓飯前要低頭禱告，感謝上帝。每週日要做禮拜。我堅定信佛，因而時常躲到健身房裡，被舍監抓去重重處罰。…

我幼年時隨母親住在鄉間，父親請了位吃素念佛的老師教我認字讀書，卻帶了長我三歲的大哥去北京定居，把我們兄妹硬生生分開得那麼遙遠。母親是虔誠奉佛的，對父親的安排都逆來順受，只有命我每天一大早隨她在經堂裡上香拜佛，保佑父親和大哥身體健康。我和母親並排兒跪在蒲團上，頸上套著佛珠，邊撥邊唸一圈阿彌陀佛、一圈釋迦牟尼佛、一圈地藏王菩薩、一圈觀世音菩薩。唸得我空肚子咕咕直叫，只好敲著姑婆從普陀山帶回給我的小木魚，再看母親仍舊眼觀鼻、鼻觀心地唸心經、大悲咒、白衣咒，聽得耳熟能詳，也就餓著肚子跟她唸。唸完經，拜了佛，才吃早餐，早餐一定是素的──鹹菜炒蠶豆、腐孔鹵蒸豆腐。母親說：「早餐吃素，一天心清。」因此我相信我們母女的心都很清。…

我有好幾把小摺傘，朋友送的，自己買的，我都一一珍藏。因為我對傘有一份偏愛。愛它玲瓏小巧，愛它撐開來時籠罩著夢境似的那份美。



撐著傘，在雨地裡漫步，聽傘背上的滴答之聲，把世上一切的煩囂嘈雜一起洗滌，浮起的是一片清明潔淨。記得有一位詩人把傘比作整個宇宙，是一點不錯的。



最記得小時候，下雨天晚上去看廟戲，外公一手打著大大的桐油傘，一手提著紅燈籠，叫我牽著他的青布大圍裙，一步步踩著石子路往前走，那一份歡樂與溫暖，至今仍縈繞心頭。



旅居中很少在雨天外出，即使外出也都是搭老伴的車，所以很少用傘的機會，因此我常常選擇下雨天撐起傘在附近散步，不是附庸風雅地聽雨，只是為了懷念童年，和享受傘對我覆蓋照顧的溫馨。…

琦君來台後因雙親已逝，離鄉背井之下內心倍感寂寞，因此親友紛紛鼓勵她寫作投稿，散文〈金盒子〉在中央副刊順利刊出之後，又得文壇前輩蘇雪林及謝冰瑩的鼓勵，她便努力不懈地在副刊及雜誌投稿。琦君的夫婿李唐基先生在報紙上看到〈金盒子〉一文而對琦君心生仰慕之情，因緣際會之下兩人便結成連理，他是琦君最忠實的讀者，也是琦君的精神支柱。

琦君著作甚豐，創作力旺盛，作品以散文為主，共計出版二十多本，間有短篇小說的出版，偶也發表兒童小說、兒童翻譯小說及古典詞作賞析，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散文創作獎章、中山學術基金會文藝創作散文獎、國家文藝獎等，也曾多次受邀訪美，作品並且被翻譯成美、日、韓文，深受海內外讀者的喜愛，這些殊榮並未使她自得意滿，反而讓她更加牢記恩師的訓誨，寫作時「情要真，義要深，文要精，格要新」的原則。…

琦君，一個感動各個世代的名字，她的作品涵括小說、散文、評論、兒童文學，讀其書如其人親臨身邊，「真實不造作」的親切風格使她風靡文壇五十年而不衰，《琴心》、《桂花雨》、《橘子紅了》皆是膾炙人口的作品，也是琦君一生經歷的心靈寫照。

難忘的童年經驗…

我原是個愛看電影的人，也曾寫過好幾篇看電影的回憶文。寫我對少年歲月的留戀、對許多名片中深長涵義給我的感觸與領悟。

如今說起看電影，卻嘆息那些絢燦的時日，已離我遠去。在台北的後來十年，我就從不去電影街擠。來美以後，除了在電視上偶然重溫舊片外，從沒進過電影院。真有點「情懷老去」的感慨。

倒是想起小時候，有一次去看日本大地震的電影，那情景留下深刻印象。那時我才六七歲，從不看電影的母親，難得由父親陪伴帶了哥哥和我一起去看。母親後來告訴我，那是唯一的一次「全家福」看電影。儘管電影內容驚心動魄，但在母親心頭的回憶，一直是非常溫馨的，因為我曾聽母親多次提起哪次的情景。 …

阿庵小叔的京戲唱得有板有眼，胡琴與簫都會吹。蕭琴公總是對他說：「阿庵，我看你聰明絕頂，學什麼像什麼，將來我把這兩樣東西送給你。這是我阿爸傳給我的，他沒想到基業都給我敗光，就只剩這兩樣東西了。」



他彷彿把阿庵小叔當作衣缽傳人的樣子。阿庵小叔卻似聽非聽，從大英牌盒裡抽出一根香煙，煞有其事地將煙頭在大拇指甲上豎起來敲了半天，點燃了。



我只當是給蕭琴公的，他卻銜在自己嘴唇上了。哥哥和我瞪著他，齊聲說：「你不要抽香煙嘛。」他笑嘻嘻地說：「香煙有什麼關係，又不是大煙。」蕭琴公伸手將煙拿過來說：「阿庵，你不要學我，你沒看我今天落到這個地步嗎？」



阿庵小叔說：「我阿爸也抽大煙，我娘埋怨他。他說我家的祖父錯做在鴉片煙山上，子孫代代都會抽大煙。簫公，你若是有兒孫，他們就會供你抽的。」蕭琴公說：「我老婆都跑了，哪有兒孫。阿庵，你可得學好啊。」…

父親官升師長以後，曾一度接母親帶著哥哥和我，去杭州享福。不久，阿庵小叔也被接出來唸中學。我們一見嘯琴先生就像他鄉遇故知一般，一老三少，成了好朋友。哥哥和我就「蕭琴公蕭琴公」的喊他，他那沒門牙的嘴，常常露著舌頭笑得合不攏，他說一生從來沒有這樣快樂過。

父親的官邸大宅院是租來的。蕭琴公就住在最後靠圍牆的三間小平房裡，離正屋很遠，中間隔著一片很大的桃樹林。一條彎彎曲曲的石子路，通到小屋門前。那兒人跡罕到，冷冷清清的，聽說以前還鬧過狐狸精，父親搬進來以後，陽氣一盛，精怪就嚇跑了。…

蕭琴公當然不會姓「簫」，但也不是姓蕭，到底姓什麼，我竟然完全不記得了。只記得頑皮的阿庵小叔，用肥肥胖胖的、哥哥稱之為魏碑的字體，在一張土黃色的粗紙上，寫上「嘯琴軒」三個字，貼在蕭琴公房間灰土土的板壁上。



學問比我好得多的哥哥，直誇這三個字有氣派，會叫嘯的琴一也有氣派，我可一點也不懂。因為這位阿公年輕時會吹簫，現在還會拉胡琴。我們就喊他「蕭琴公」。阿庵小叔就簡稱他「蕭公」。父親總是恭恭敬敬地喊他「嘯琴先生」。因為他是父親的前輩。…

他是爸爸的要好同學，他說他肚才比爸爸還多，卻是運氣不好，沒有考取舉人。他祭文做得特別好，爸爸常常請他代做。做完以後，他拉開嗓子唱，聽起來都好像很悲傷的樣子。他說念祭文是一種特別本領，要讓不相干的人都聽得眼淚汪汪的，才是好祭文。他還會畫畫，畫荷花、芭蕉，都是墨團團一大片，我看看實在沒什麼名堂。可是爸爸說他是才子畫、書生畫。哥哥也跟他學。哥哥畫的我很喜歡，因為他畫牛、畫馬，有時畫兩隻公雞打架，哥哥也是才子呢。 

童仙伯伯還教哥哥對對子：「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又教他背對子：「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樂。美人捏米人，米人肖，美人笑（故鄉米美同音）。」所以哥哥很早就會作五個字一句的詩了。…

其實，我心裏還是很佩服哥哥，很愛他。有一次，他去鄉村小學的操場踢皮球，我守在旁邊看他滿場奔，跌了好幾跤，我好急好心疼，就對著風大喊：「哥哥，你不要踢嘛，哥哥，我們回家嘛！」



他沒聽見，一直踢到精疲力竭才帶著我回家，我一路埋怨，他一路生氣，一不小心跌進一個水塘，渾身濕透，我又在邊上狂叫，正好童仙伯伯來了，帶我們回家。媽媽氣起來打了哥哥，要他下跪，我也馬上跟著跪下來。



哥哥沒有哭，我倒抽抽噎噎地哭起來。哥哥小聲地說：「妹妹，你不要哭，你放心，媽媽一做好松糕就叫我們站起來吃了。」哥哥說得一點沒錯，媽媽打開熱氣騰騰的蒸籠，端出香噴噴的松糕，取出兩塊放在碟子裏，板著臉對哥哥說：「拿去給童仙伯伯。」哥哥馬上站起來端著走了。…

琦君，原名潘希真，臺灣當代女散文家，被譽為「臺灣文壇上閃亮的恒星」，著有散文集、小說集及兒童文學作品三十余種，包括《煙愁》《琴心》《桂花雨》《七月的哀傷》《水是故鄉甜》等。琦君的散文，風文細膩溫婉、質樸動人，以回憶性的筆觸表達對故鄉山水的濃濃眷戀，對父母、師長、摯友的深沈懷念。

@白先勇：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閱一本舊相簿，一張張泛了黃的相片都承載著如許沈厚的記憶與懷念，時間是這個世紀的前半段，地點是作者魂牽夢縈的江南。琦君在為逝去的一個時代造像，那一幅幅幽幽的影像，都在訴說著基調相同的古老故事，溫馨中透著幽幽的愴痛。

@夏志清：琦君的散文和李後主、李清照的詞屬於同一傳統，但她的成就，她的境界都比二李高，我真為中國當代文學感到驕傲。我想，琦君的好多散文是應該傳世的。…

小時候在鄉下看廟戲，總是外公或長工阿榮伯牽著我去。起先是規規矩矩坐在外公身邊，猛啃甘蔗與茡薺，啃夠了，就站在條凳上，踮起腳尖來看，又嫌被人擋住看不見，就要阿榮伯抱我擠到舞台邊，把台上的戲囡兒看得清清楚楚（我家鄉稱演員為「戲囡兒」，大概認為他們是逗人快樂的囡囡吧）。我最喜歡那個演貂蟬的花旦，手托亮晃晃的銅盤，轉得好俐落。我還喜歡紅臉關公和黑白花臉張飛，他們一出來，我就合掌拜拜，把他們當神佛一般。我尤其喜歡看張飛發脾氣時，跺著腳「哇啦啦啦」地大叫，回家來就學給媽媽看，媽媽笑罵「姑娘家這樣粗，多難呀！」…

有一天，阿榮伯不小心扭傷了腰，痛得不能動。阿標叔說：「老哥，我來給你推拿幾下就好啦。」他喊他「老哥」呢，我聽了真高興。他捲起袖子，運氣一番，雙手掌心抹了菜油，對搓得發熱以後，在阿榮伯腰子眼上使勁地推拿，並對他說：「老哥，推拿很痛，忍一下就好了。」一聲聲的老哥，喊得阿榮伯打皺的臉上，都笑出一朵朵花兒來。他就是要人捧得他高高的，我想他一定不再生阿標叔氣了。半夜裡，阿標叔還起來兩次去看他，給他推拿，還熬了草藥給他喝，第二天就好多了，沒想到阿標叔還是個傷科醫生呢。…

我真沒想到阿榮伯他會一口氣講出這一大堆來，只是咯咯地笑。母親奇怪地問他是那兒聽來的，他說：「阿標不是給你們講過嗎？有一天，我隨便坐在教堂後排，聽台上也是這樣講的，越聽越不信，到要捐銅板的時候，我就溜了。」 

母親只是笑。老師說：「這就是神的故事！神跟凡人不一樣。佛教的釋迦牟尼佛，是從母親的肋下掉下來的。一著地，就雙手合十，腳下開出一朵蓮花。」我說：「我看到過那張五彩照片，釋迦牟尼是個赤膊的小毛頭，穩穩地站在蓮花心裡，頭上還有個光圈呢。」 …

阿標叔是我故鄉老家的花匠，年紀比長工阿榮伯伯要小十幾歲，所以我喊他叔叔。他們都是非常疼愛我的長輩。但我這個小小人兒，在他們兩個人之間，卻要花點心思給拉攏。因為阿榮伯信佛，阿標叔信耶穌。阿榮伯就是看不來阿標叔叔捧著一本《聖經》讀，每餐飯前還要低頭唸唸有詞地禱告。阿榮伯說：「我們又不是番人，番人才信番教。」阿標叔說：「佛祖也是印度人，不是中國人呀。」阿榮伯愈加生氣了，他說：「我們老祖宗多少代都是唸阿彌陀佛的，誰聽見過什麼『野荷花』的？」我在一旁拍手大笑說：「是耶和華，不是野荷花啦。」阿標叔卻不作聲了。

每到星期天，阿標叔就放下所有的工作，捧著《聖經》去附近禮拜堂做禮拜去了。這也是阿榮伯最最不高興的。…

有一天，我聽見廚房裡的劉媽和張媽聊天。劉媽伸著三個手指頭說：「『三十頭』三天兩頭來看我們大太太，哪有那麼多話好談呀？」張媽說：「一定是想大太太給她做媒吧？」

我聽了好生氣，跑到房間裡對母親說：「媽媽，沈阿姨年紀也不小了，為什麼還不結婚呢？廚房裡張媽她們都喊她『三十頭』。」

「不許亂講。」母親大聲喝道。

 …

在門房裡跟陳老談天，也是很開心的，因他消息很靈通，我告訴老陳，沈阿姨來時，就快快打開花廳的門讓她進來，不要通報二太太。忠厚的老陳連聲答應說：「我知道。這位沈小姐大方又和氣，跟太太最合得來了。」 

「她還沒結婚呢，她要我喊她阿姨，不要喊乾娘。」我說。 

「對呀，喊乾娘把她喊老了，她看上去很年輕。」老陳笑了一下又接著說：「以前辦公廳裡許多人背地裡都喊她『三十頭』，太不應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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