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丹



我在大青山挖到一棵山丹丹。這棵山丹丹的花真多。招待我們的老堡壘戶看了看，說：“這棵山丹丹有十三年了。”

“十三年了？咋知道？”

“山丹丹長一年，多開一朵花。你看，十三朵。”

山丹丹記得自己的歲數。

我本想把這棵山丹丹帶回呼和浩特，想了想，找了把鐵鍬，把老堡壘戶的開滿了藍色黨參花的土臺上刨了個坑，把這棵山丹丹種上了。問老堡壘戶：“能活？”

“能活。這東西，皮實。”…

玉淵潭洋槐花盛開，像下了一場大雪，白得耀眼。來了放蜂的人。蜂箱都放好了，他的“家”也安頓了。一個刷了塗料的很厚的黑色的帆布篷子。裏面打了兩道土堰，上面架起幾塊木板，是床。床上一卷鋪蓋。地上排著油瓶、醬油瓶、醋瓶。一個白鐵桶裏已經有多半桶蜜。外面一個蜂窩煤爐子上坐著鍋。一個女人在案板上切青蒜。鍋開了，她往鍋裏下了一把幹切面。不大會兒，面熟了，她把面撈在碗裏，加了作料、撒上青蒜，在一個碗裏舀了半勺豆瓣。一人一碗。她吃的是加了豆瓣的。

蜜蜂忙著采蜜，進進出出，飛滿一天。

我跟養蜂人買過兩次蜜，繞玉淵潭散步回來，經過他的棚子，大都要在他門前的樹墩上坐一坐，抽一支煙，看他收蜜，刮蠟，跟他聊兩句，彼此都熟了。…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園是我們家最亮的地方。雖然它的動人處不是，至少不僅在於這點。

每當家像一個概念一樣浮現於我的記憶之上，它的顏色是深沈的。

祖父年輕時建造的幾進，是灰青色與褐色的。我自小養育於這種安定與寂寞裏。報春花開放在這種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曬得那麼多粉。固然報春花在我們那兒很少見，也許沒有，不像昆明。…

一月，下大雪。

雪靜靜地下著。果園一片白。聽不到一點聲音。

葡萄睡在鋪著白雪的窖裏。

二月裏刮春風。

立春後，要刮四十八天“擺條風”。風擺動樹的枝條，樹醒了，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樹枝軟了。樹綠了。

雪化了，土地是黑的。

黑色的土地裏，長出了茵陳蒿。碧綠。

葡萄出窖。…

羅漢



家鄉的幾座大寺裏都有羅漢。我的小學的隔壁是承天寺，就有一個羅漢堂。我們三天兩頭於放學之後去看羅漢。印象最深的是降龍羅漢，——他睜目凝視著雲端裏的一條小龍；伏虎羅漢，——羅漢和老虎都在閉目養神；和長眉羅漢。大概很多人都對這三尊羅漢印象較深。昆曲（時調）《思凡》有一段“數羅漢”，小尼姑唱道：

“降龍的惱著我，伏虎的恨著我，

那長眉大仙愁著我：

說我老來時，有什麼結果！”

她在眾多的羅漢中單舉出來的，也只是這三位。——她要是挨著個兒數下去，那得數多長時間！…

過去，我們那裏的民間常用燃料不是煤。除了燉雞湯、熬藥，也很少燒柴。平常煮飯、炒菜，都是燒草——燒蘆柴。這種蘆柴稈細而葉多，除了燒火，沒有什麼別的用處。草都是由鄉下——主要是北鄉用船運來，在大淖靠岸。要買草的，到岸邊和草船上的人講好價錢，賣草的即可把草用扁擔挑了，送到這家，一擔四捆，前兩捆，後兩捆，水桶粗細一捆，六七尺長。送到買草的人家，過了秤，直接送到堆草的屋裏。給我們家過秤的是一個本家叔叔掄元二叔。他用一桿很大的秤約了分量，用一張草紙記上“蘇州碼子”。我是從掄元二叔的“草紙賬”上才認識蘇州碼子的。現在大家都用*數字，認識蘇州碼子的已經不多了。我們家後花園裏有三間空屋，是堆草的。一次買草，數量很多，三間屋子裝得滿滿的，可以燒很多時候。

從大淖往各家送草，都要經過一條巷子，因此這條巷子叫做草巷口。…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氣很涼爽，草上還掛著露水（蜘蛛網上也掛著露水），寫大字一張，讀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

凡花大都是五瓣，梔子花卻是六瓣。山歌雲：“梔子花開六瓣頭。”梔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處微綠，極香，香氣簡直有點叫人受不了，我的家鄉人說是：“碰鼻子香”。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於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得著嗎！”

人們往往把梔子花和白蘭花相比。蘇州姑娘串街賣花，嬌聲叫賣：“梔子花！白蘭花！”白蘭花花朵半開，嬌嬌嫩嫩，如象牙白色，香氣文靜，但有點甜俗，為上海長三堂子的“倌人”所喜，因為聽說白蘭花要到夜間枕上才格外地香。我覺得紅“倌人”的枕上之花，不如船娘髻邊花更為刺激。…

當代文壇上，能同時在小說和散文兩塊田地裏經營，且自成一家的並不多，汪曾祺先生算是其中的一個。汪曾祺先生是公認的文體家,不僅能寫一手優秀的小說,還能寫一手漂亮的散文。汪氏散文可以稱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他的散文沒有空泛的好為人師的大道理,也少有宏大題材,流淌在字裏行間的都是文人的雅趣和愛好,彌漫著文人的情調。如果說讀汪氏小說我們感受到的是詩意,讀汪氏散文我們享受的則是閑情逸致。…

“歲朝清供”是中國畫家愛畫的畫題。明清以後畫這個題目的尤其多。任伯年就畫過不少幅。畫裏畫的、實際生活裏供的，無非是這幾樣：天竹果、臘梅花、水仙。有時為了填補空白，畫裏加兩個香櫞。“櫞”諧音圓，取其吉利。水仙、臘梅、天竹，是取其顏色鮮麗。隆冬風厲，百卉雕殘，晴窗坐對，眼目增明，是歲朝樂事。

我家舊園有臘梅四株，主幹粗如湯碗，近春節時，繁花滿樹。這幾棵臘梅磬口檀心，本來是名貴的，但是我們那裏重白心而輕檀心，稱白心者為“冰心”，而給檀心的起一個不好聽的名字：“狗心”。我覺得狗心臘梅也很好看。初一一早，我就爬上樹去，選擇一大枝——要枝子好看，花蕾多的，拗折下來——臘梅枝脆，極易折，插在大膽瓶裏。這枝臘梅高可三尺，很壯觀。天竹我們家也有一棵，在園西墻角。不知道為什麼總是長不大，細弱伶仃，結果也少。我不忍心多折，只是剪兩三穗，插進膽瓶，為臘梅增色而已。…

遛鳥的人是北京人裏頭起得最早的一撥。每天一清早，當公共汽車和電車首班車出動時，北京的許多園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曠、林木繁茂的去處，就已經有很多人在遛鳥了。他們手裏提著鳥籠，籠外罩著布罩，慢慢地散步，隨時輕輕地把鳥籠前後搖晃著，這就是“遛鳥”。他們有的是步行來的，更多的是騎自行車來的。他們帶來的鳥有的是兩籠——多的可至八籠。如果帶七八籠，就非騎車來不可了。車把上、後座、前後左右都是鳥籠，都安排得十分妥當。看到它們平穩地駛過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騎在車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瀟灑自得，神清氣朗。…

同朋友喝酒，嚼著薄片的雪藕，忽然懷念起故鄉來了。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鄉人：男的紫赤的胳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覺；女的往往裹著白地青花的頭巾，雖然赤腳，卻穿短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那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他們各挑著一副擔子，盛著鮮嫩的玉色的長節的藕。在產藕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邊，他們把這些藕一再洗濯，所以這樣潔白。仿佛他們以為這是供人品味的珍品，這是清晨的畫境裏的重要題材，倘若塗滿汙泥，就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故而先把它們洗濯得這樣潔白，才挑進城裏來。他們要稍稍休息的時候，就把竹扁擔橫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裏過嫩的“藕槍”或是較老的“藕樸”，大口地嚼著解渴。過路的人就站住了，紅衣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頭發的老公公買兩枝。清淡的甘美的滋味於是普遍於家家戶戶了。這樣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課，直到葉落秋深的時候。…

中國有一件事最足以表示合作精神的，就是吃飯。十個或十二個人共一盤菜，共一碗湯。酒席上講究同時起筷子，同時把菜夾到嘴裏去，只差不曾嚼出同一的節奏來。相傳有一個笑話。一個外國人問一個中國人說：“聽說你們中國有二十四個人共吃一桌酒席的事，是真的嗎？”那中國人說：“是真的。”那外國人說：“菜太遠了，筷子怎麽夾得著呢？”那中國人說：“我們有一種三尺來長的筷子。”那外國人說：“用那三尺來長的筷子，夾得著是不成問題了，怎麽彎得轉來把菜送到嘴裏去呢？”那中國人說：“我們是互相幫忙，你夾給我吃，我夾給你吃的啊！”

中國人的吃飯，除了表示合作的精神之外，還合於經濟的原則。西洋每人一盤菜，吃剩下來就是暴殄天物；咱們中國人，十人一盤萊，你不愛吃的卻正是我所喜歡的，互相調劑，各得其所。因此，中國人的酒席，往往沒有剩菜；即使有剩，它的總量也不像西餐剩菜那樣多，假使中西酒席的菜本來相等的話。…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情分，只因釣於斯遊於斯的關系，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裏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人一生要去的50個地方》的作者——旅行家阿瑟·米蘭達說：“一個旅行者如果走到大理，就再也不想離開。”

的確，一個旅人在地圖上看到大理，他的目光從此不忍移開；一個過客如果走入大理，他的夢境從此斑斕；一個畫家如果進入大理，他的畫筆從此失去靈性，因為大理的絢麗讓畫布上的任何色彩都瞬間失色；一個作家想要真正歌頌大理，卻理不出頭緒；一個詩人想要贊美大理，卻在瞬間發現語言是蒼白無力的……不論是回溯到歷史的源頭還是從現代開始回眸，大理就像一個難解的魔咒，讓人陷入一種謎障中。…

從前有一個朋友說，世界上的好書，他已經讀盡，似乎再沒有什麽好書可看了。當時許多別的朋友不以為然，而較長一些的朋友就更以為狂妄。現在想想，卻也有些道理。

世界上的好書本來不多，除非愛書成癖的人（那就像抽鴉片抽上癮一樣的），真正心悅誠服地手不釋卷，實在有些稀奇。還有一件最令人氣短的事，就是許多最偉大的作家往往沒有什麽憑借，但卻做了後來二三流的人的精神上的財源了。柏拉圖、孔子、屈原，他們一點一滴，都是人類的至寶，可是要問他們從誰學來的，或者讀什麽人的書而成就如此，恐怕就是最善於說謊的考據家也束手無策。這事有點怪！難道真正偉大的作家，讀書不讀書沒有什麽關系麽？讀好書或讀壞書也沒有什麽影響麽？…

認識孫超這人，會使人有個沖動–老想給他寫傳記，因為太精彩。其實說傳記還不太對，傳記嫌平面，孫超的生平適合編成話本，有說有唱有板有眼一路演繹下去（或演義下去），這，先從三代前說起吧。

轟然一聲，三進大屋的第一進炸成平地。

接著，第二進也倒了。

那是中日戰爭的年代，地點則在自古以來一直和”戰爭”連在一起的徐州城。

一家人都逃光了，只剩下一位老婦人不動如山，端坐在第三進堂屋裏。有個日本軍人直走坦為，看見她夷然自若地抽著水煙袋，啪噠–啪噠–，日本人剛入城，是這片淪陷區的新主人，但她是這所屋子的主人，一向就是。現在屋子雖炸了，但主人還是主人。她不打算站起身來。…

中年人有一種好處，會有人來請教什麽什麽之類的經驗之談。一個老庶務善於揩油，一個老裁縫善於偷布，一個老官僚善於刮刷，一個老政客善於弄鬼作怪，這些都是新手所欽佩所不得不請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學請了許多學者專家講什麽讀書方法讀書經驗，後來還出一本專集。我約略翻過一下，只記得還是“多讀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懶得翻下去。現在輪到我來談什麽讀書的經驗，悔當年不到某中學去聽講，又不把專集仔細看一看；提起筆來，覺得實在沒有話可說。…

偉大的五四已經死了，讓我們下半旗誌哀，且列隊向她致敬。雖然她的孩子們，德先生與賽先生，已經漸漸長大，雖然她的第三個孩子，白話文學，已經活了４０多歲，可是五四她自己已經是死了。至少至少，在現代文藝的金號銅鼓聲中，蒼白的五四已經死了，已經死了好幾年了。蒼白，而且患嚴重的心臟病。當胡適之先生在南港倒下，中國新文學史的第一章便翻過去了。寫第二章的幾枝筆，握在４０歲以下的一代。五四固然也有零零落落的幾個遺老，可是那幾枝禿筆已經無能為力，最多最多，每年到了今天，回憶一番罷了。他們的筆，只能為第一章加幾條註解，不能寫第二章的大標題了。五四死了。新文化的老祖母死了。讓我們下半旗誌哀，且列隊向她致敬。…

本誌具體地主張，從來未曾完全發表。社員各人持論，也往往不能盡同。讀者諸君或不免懷疑，社會上頗因此發生誤會。現當第七卷開始，敢將全體社員的共同意見，明白宣布。就是後來加入的社員，也共同擔負此次宣言的責任。但“讀者言論”一欄，乃為容納社外異議而設，不在此例。

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