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難時期的學術救亡運動

歐美圖騰主義的黃金時間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1930年代正是西方圖騰主義收官、退潮的時候。而在1932年至1937年間，中國的圖騰主義卻突然興盛起來，相關著述如雨後春筍，觸目皆是。岑家梧1936年所作《圖騰研究之現階段》(25)通篇只談到西方圖騰主義鼎盛的一面，完全沒有涉及退潮與反思，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現代中國的學術潮流滯後於國際學術，另一方面也與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民族危機有關。…

圖騰主義在中國的流行

嚴復譯介的《社會通詮》中有單章討論「圖騰群制」，書中插入了嚴復自己對圖騰的解釋：「圖騰者，蠻夷之徽幟，用以自別其眾於餘眾者也。北美之赤狄，澳洲之土人，常畫刻鳥獸蟲魚或草木之形，揭之為桓表。」接著，嚴復又舉臺灣、閩越之土著為例，說：「而臺灣生番，亦有牡丹、檳榔諸社名，皆圖騰也。由此推之，古書稱閩為蛇種，盤瓠犬種，諸此類說，皆以宗法之意，推言圖騰，而蠻夷之俗，實亦有篤信圖騰為其先者，口口相傳，不自知其怪誕也。」(14)…

外國學者眼中的中國圖騰主義遺跡

荷蘭漢學家高延(J. J. M. de Groot)在《中國宗教制度》中有一小節專講「圖騰主義的缺席」。高延認為，如果我們把長江北部的部落名稱列出來，可以找出半打以動物命名的部落，即熊、龍、馬、牛、鳥、燕，可是，這些動物名稱只是一種識別標誌，並沒有被任何部落聲稱為所謂祖先的標誌。高延特別提到，熊和龍在現實中非常稀有，只是被一些個人用作自己的名字，後來才被他們的子孫采納，將之作為姓氏使用，此外並沒有顯示其他的圖騰特征。至於南中國，高延特別注意到了盤瓠崇拜的現象，但他似乎並不認為這是犬圖騰的標誌，他說：「沒有跡象表明，動物曾經作為部落的祖先被崇拜，因此，我們當然可以嚴重地懷疑，作為一種宗教現象，所謂的圖騰主義(Totemism)是否存在於東亞。」⑦

高延的觀點得到了弗雷澤(James George…

龍是上古先民虛擬出來的一種通天神獸，後被帝王將相用作天授神權的象征物，成為一種權力標誌；元明清三代，更被進一步擡成至高無上的皇權標誌；19世紀開始被西方人當作愚昧頑固的落後象征。在鴉片戰爭後的西方漫畫中，中國龍是一條拖著細長辮子，露出尖牙利齒，蓄著長指甲的兇殘醜物。清末民初的愛國學生，無不為這條象征專制、落後的皇權標誌而深感羞辱。

在這樣一種文化背景下，龍要重新成為新中國的國家象征，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多數中國人已經淡忘了龍的專制皇權色彩，淡忘了龍所承載的屈辱記憶。二、提出新的包裝理念，將龍改頭換面，賦予其新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