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林·科玄論戰:中國早期的一次現代性與後現代性論爭(1)

在現代主義的形成與發展,以及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及對現代主義的批評歷程中,現代性與後 現代性既是與時代性相聯繫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種對現實觀照的思想態度,或一種思想風格。1 從這種視角重新審視發生在1923年的科學與玄學論戰(又稱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可以發現這是一次現代性與後現代性論爭歷程中的一個典型案例。雖然從時代上看這是中國走上  現代化之初關於科學與人生觀關係的一場論戰,但玄學派所提出的人生觀,以及對科學派人  生觀的批評,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後現代性的特徵。

 

一、玄學派對科學、理性、知識應用於人生之域有限性的強調,與後現代主義者對啟蒙精神的批評有契合之處


作為從西方文藝復興,特別是啟蒙運動以來興起的啟蒙精神,培植了人們的現代性。這種現 代性的核心觀念是主體性和理性,即具有獨立自主人格的人,用自己的理性評判一切。人們 可以通過理性活動獲得科學知識,並且以其「合理性」、「可計算性」、「可控制性」為標 準達到對自然的控制。科學的發展和知識的增加不但被認為是人們運用理性的結果,也是使 人更有理性,更具主體性的條件。人們希望用科學知識改造世界,使它變得更美好。
 

然而,啟蒙精神遭到後現代主義者的批評。「現代曾經從中獲得自我意識和自己烏托邦期待 的那些增強影響力的力量,事實上卻使自主性變成了依附性,使解放變成了壓迫,使合理性

變成了非理性」。2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認為,理性已經墮落為工具理性,自由、平等、正義的現代性理想並沒有實現。福柯(Michael    Foucault)認為,現代的科學、道德理想不過是權利意志的話語,是借助於知識合理化進行理性的統治。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認為「自我並不是一座孤島」,啟蒙所宣揚的「主體」只是一種虛構,人處於複雜 的社會之中,並非能動的建構者,而是被建構的。他們都把現代性中出現的問題歸咎於啟蒙  以來的理性主義,認為這種以主體為中心的理性觀導致了主體與客體的分離和對立,對自然  的掠奪,對他人的奴役和自我壓抑。人實際上成了技術的附庸。 

西方的啟蒙精神,在五四思想解放運動中得到了充分的張揚。反映到人生觀上,以陳獨秀為 代表的「新青年派」提出了「新青年人生觀」,其中以理性、主體性、科學、自由、平等為 主要觀念。他們呼籲個性解放,確立獨立自主的人格,實際上以高揚人的主體性相號召,以 理性作為主體性能否確立的先決條件。這種理性又具有科學的精神和方法的特徵。即在邏輯

思維方面,要使主觀判斷與客觀事實相符合,「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理性而不矛盾」。3 認為掌握科學知識是人獲得解放、人格得以自主、人生過得幸福和有意義的重要保證,也是擺  脫愚昧和外在奴役的重要途徑。在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五四思想家將啟蒙思想作為現代性的觀念構築到了新的人生觀之中。

註釋註釋

1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說:「現代性是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的縮略語」(《現代性──吉登斯訪談錄》〔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福柯則把現代性理解為「一種態度」,是與現  實相聯繫的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一種行為和舉止的方式,一種「社會的精神氣質(ethos)。」(福柯〔Michel Foucault〕:《何為啟蒙》,引自《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430)。後現代性是一種思想、文化風格,要求消解普遍權威、尊重差異和多元性。參見韓震:〈關於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論爭〉,《新華文摘》2002年5月,頁29。本文主要從時代和思想態度相結合角度使用這兩個觀念。

2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新的模糊性〉,轉引自汪行福:《走出時代的困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頁28。

3 陳獨秀:〈敬告青年〉,《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頁8。

(本文作者:劉長林為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三年七月號  總第  16  期 2003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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