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主義的形成與發展，以及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及對現代主義的批評歷程中，現代性與後 現代性既是與時代性相聯繫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種對現實觀照的思想態度，或一種思想風格。1 從這種視角重新審視發生在1923年的科學與玄學論戰（又稱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可以發現這是一次現代性與後現代性論爭歷程中的一個典型案例。雖然從時代上看這是中國走上  現代化之初關於科學與人生觀關係的一場論戰，但玄學派所提出的人生觀，以及對科學派人  生觀的批評，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後現代性的特徵。

一、玄學派對科學、理性、知識應用於人生之域有限性的強調，與後現代主義者對啟蒙精神的批評有契合之處

作為從西方文藝復興，特別是啟蒙運動以來興起的啟蒙精神，培植了人們的現代性。這種現 代性的核心觀念是主體性和理性，即具有獨立自主人格的人，用自己的理性評判一切。人們 可以通過理性活動獲得科學知識，並且以其「合理性」、「可計算性」、「可控制性」為標 準達到對自然的控制。科學的發展和知識的增加不但被認為是人們運用理性的結果，也是使 人更有理性，更具主體性的條件。人們希望用科學知識改造世界，使它變得更美好。 

然而，啟蒙精神遭到後現代主義者的批評。「現代曾經從中獲得自我意識和自己烏托邦期待 的那些增強影響力的力量，事實上卻使自主性變成了依附性，使解放變成了壓迫，使合理性

變成了非理性」。2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認為，理性已經墮落為工具理性，自由、平等、正義的現代性理想並沒有實現。福柯（Michael    Foucault）認為，現代的科學、道德理想不過是權利意志的話語，是借助於知識合理化進行理性的統治。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認為「自我並不是一座孤島」，啟蒙所宣揚的「主體」只是一種虛構，人處於複雜 的社會之中，並非能動的建構者，而是被建構的。他們都把現代性中出現的問題歸咎於啟蒙  以來的理性主義，認為這種以主體為中心的理性觀導致了主體與客體的分離和對立，對自然  的掠奪，對他人的奴役和自我壓抑。人實際上成了技術的附庸。 

西方的啟蒙精神，在五四思想解放運動中得到了充分的張揚。反映到人生觀上，以陳獨秀為 代表的「新青年派」提出了「新青年人生觀」，其中以理性、主體性、科學、自由、平等為 主要觀念。他們呼籲個性解放，確立獨立自主的人格，實際上以高揚人的主體性相號召，以 理性作為主體性能否確立的先決條件。這種理性又具有科學的精神和方法的特徵。即在邏輯

思維方面，要使主觀判斷與客觀事實相符合，「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理性而不矛盾」。3 認為掌握科學知識是人獲得解放、人格得以自主、人生過得幸福和有意義的重要保證，也是擺  脫愚昧和外在奴役的重要途徑。在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五四思想家將啟蒙思想作為現代性的觀念構築到了新的人生觀之中。

註釋註釋

1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說：「現代性是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的縮略語」（《現代性──吉登斯訪談錄》〔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福柯則把現代性理解為「一種態度」，是與現  實相聯繫的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一種行為和舉止的方式，一種「社會的精神氣質（ethos）。」（福柯〔Michel Foucault〕：《何為啟蒙》，引自《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430）。後現代性是一種思想、文化風格，要求消解普遍權威、尊重差異和多元性。參見韓震：〈關於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論爭〉，《新華文摘》2002年5月，頁29。本文主要從時代和思想態度相結合角度使用這兩個觀念。

2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新的模糊性〉，轉引自汪行福：《走出時代的困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頁28。

3 陳獨秀：〈敬告青年〉，《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頁8。

（本文作者：劉長林為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三年七月號  總第  16  期 2003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