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騰主義在中國的流行

嚴復譯介的《社會通詮》中有單章討論「圖騰群制」，書中插入了嚴復自己對圖騰的解釋：「圖騰者，蠻夷之徽幟，用以自別其眾於餘眾者也。北美之赤狄，澳洲之土人，常畫刻鳥獸蟲魚或草木之形，揭之為桓表。」接著，嚴復又舉臺灣、閩越之土著為例，說：「而臺灣生番，亦有牡丹、檳榔諸社名，皆圖騰也。由此推之，古書稱閩為蛇種，盤瓠犬種，諸此類說，皆以宗法之意，推言圖騰，而蠻夷之俗，實亦有篤信圖騰為其先者，口口相傳，不自知其怪誕也。」(14)

嚴復通篇使用「蠻夷」稱呼圖騰社會，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紹圖騰社會的群婚關係：「男子於所婚圖騰之女子，同妻行者，皆其妻也。女子於所嫁圖騰之男子，同夫行者，皆其夫也。凡妻之子女，皆夫之子女也。」書中介紹說：「凡同圖騰，法不得為牝牡之合，所生子女，皆從母以奠厥居，以莫知誰父故也。澳洲蠻俗，圖騰有祭師長老，所生者，聽祭師為分屬，以定圖騰焉。其法相最古，至今莫敢廢。」(15)

據說《社會通詮》發表之後，一度引發立憲派和革命黨的大辯論，可見此書當年之影響(16)。可是，由於當時的社會焦點主要集中在革命或立憲的政治問題上，文化問題並非熱點，其中關於圖騰的討論，鮮有附議。

1929年，楊東蓴、張栗原將Lewis H. Morgan 的Ancient Society翻譯出版：「莫爾甘的《古代社會》，是一部世界名著。出版以後，得到相當的好評。」(17)該書「阿爾袞琴諸部族」一節用人類學調查報告的形式對圖騰概念作了實例演示。此後十幾年間，該書由昆侖書店和商務書店多次重版。中國圖騰學者對古代圖騰社會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參照了此書對土族部落的描述。「王禮錫主辦《讀書雜誌》，於中國社會史論戰諸期刊載關於中國社會史的論文，均根據Morgan之說解釋我國古代的圖騰制度。」(18)

圖騰主義最完整的介紹是胡愈之翻譯的《圖騰主義》，該書署名「法國倍松著」(19)，是一本關於圖騰知識的綜述性入門小冊子。該書認為圖騰可以分為三種：「(1)部族圖騰，即全部族所共有而且世代相傳者；(2)性圖騰，即為部族中女子所共有，或為部族中男子所共有者；(3)個人圖騰，這是和財產一般，完全屬於個人，而且可以當作一種遺產，由母系交付於後代。」(20)這本小書迅速在國內學界刮起一陣「圖騰風」。黃華節在1933年的一篇文章中說：「近年來國內出版界論『圖騰制』的譯著，時有所見。學者對於圖騰制的一般意義，性質，和形式，大致已經明瞭。但論圖騰制者，幾於完全偏於『宗族圖騰』一方面，故一般人僅知其一，而不知此外還有『性別圖騰』和『個人圖騰』。」(21)

此後十餘年間的相關著述，鮮有不引述《圖騰主義》者。該書第5章「亞洲的圖騰遺跡」中提到：「葛賴內所著之《中國的跳舞及傳說》書中，指出在古代中國存在的圖騰主義的詳情。中國在周以前已有外婚制的存在。古書紀述夏后氏豢龍並食龍，龍當為夏的圖騰。中國古代社會，農業經濟發展甚早，故中國古代社會，多以鄉野動植物為圖騰，少昊氏以鳥命官，便是一例。據葛賴內所述，則中國古代舞蹈，有所謂雉之舞，熊羆之舞，其為圖騰儀式之一種，亦無有疑義。」(22)這段話為《中國的跳舞及傳說》做了一則大大的廣告，很快，李璜就將此書「譯述」面世。

不過，李璜只是摘要地介紹了作者的部分觀點，並沒有認真翻譯其論述細節，前述《圖騰主義》介紹的一個重要觀點「龍當為夏的圖騰」也沒有受到李璜的重視，未做譯述。書中提到古中國圖騰「有鳥，有獸，有怪物，並且如《史記》所述，還有奇怪的故事夾雜於中，都表示圖騰旗幟和母系制的意思」。此書被圖騰學者們反復引證的，其實只是一句斷語：「我堅強的相信圖騰社會，秘密神社，波爾打吃這類社會建設是從孔子以後才大部分消滅成為過去的。」(23)但就是這句話，被圖騰學者們當作了中國曾經圖騰社會的權威依據，而且時間被截止在孔子的時代。岑家梧認為此書「尤足啟發國人對於中國古代圖騰制度的研究，所以此書雖只是一種節譯本，但它與胡譯的《圖騰主義》的影響都是很大的」(24)。

此外，早在1931年，呂叔湘就完成了對羅維(Robert Heinrich Lowie)《初民社會》的翻譯，交與商務印書館，可惜「九·一八」事變之後，這部譯稿連同商務印書館一同遭到劫難，後來遲至1935年，呂叔湘才將該書重譯出版。書中對「圖騰制」也有詳盡而中肯的介紹，只是失去了時間上的先機，因而很少被圖騰學者視做主要參考文獻。1934-1936是圖騰主義譯介出版最豐盛的三年，除去專門的圖騰主義著作之外，諸如《經濟通史》《近東古代史》《神之由來》等社會史譯著也有大量的關於圖騰知識的介紹。

(14)(15)甄克思著，嚴復譯《社會通詮》，第3-4頁，第11、9頁。

(16)詳見王憲明《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17)楊東蓴、張栗原《譯者序言》，莫爾甘著《古代社會》，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3頁。

(18)岑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論叢》，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1949年，第206頁。

(19)筆者所見胡氏譯文集未標示原書名及作者原名，據Google檢索，當為Maurice Besson所著Le Totemisme.(Paris：Rieder，1929)。

(20)(22)戴文葆編《胡愈之譯文集》下，譯林出版社，1999年，第79-80頁，第108頁。

(21)黃華節：《初民社會的性別圖騰》，《東方雜誌》1933年第30卷第7期，婦女與家族欄第23頁。

(23)李璜譯述《古中國的跳舞與神秘故事》，第65、30頁。

（愛思想 2015-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