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難時期的學術救亡運動

歐美圖騰主義的黃金時間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1930年代正是西方圖騰主義收官、退潮的時候。而在1932年至1937年間，中國的圖騰主義卻突然興盛起來，相關著述如雨後春筍，觸目皆是。岑家梧1936年所作《圖騰研究之現階段》(25)通篇只談到西方圖騰主義鼎盛的一面，完全沒有涉及退潮與反思，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現代中國的學術潮流滯後於國際學術，另一方面也與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民族危機有關。

胡愈之《圖騰主義》出版之後，正在大力倡導「文化學」的黃文山，為了「再造中國古代的文化史和社會史」，迅速做了一篇《中國古代社會的圖騰文化》，開篇即說：「中國古代社會有沒有圖騰文化的階段，這是一個沒有人解答過而亟待研究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圖騰文化乃全世界共有的現象」。在黃文山眼中，不僅動植物是圖騰，英雄也是圖騰，顏色也是圖騰，如「炎帝神農氏與黃帝軒轅氏大抵也是圖騰名」，「黃帝也許是以黃為圖騰之部落的酋長」，「殷人尚白，白亦圖騰之一」(26)。

黃文山從盤古、女媧、炎帝、黃帝一路向下，說到禹的時候，終於提到了龍圖騰：「又有人以禹為龍，其理由安在，未得詳聞。中國社會本有尊龍之習慣，龍恐亦是夏代圖騰之一。人類學家以為一切氏族，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有將圖騰作客觀的表現之企圖。那麼，中國人到處喜歡畫龍，不就是圖騰藝術的遺跡了嗎？」(27)

黃文山的圖騰研究起步比較早，膽子還不夠大，說話尚留有餘地，他說：「我疑心這些動物的名稱，如夔、狻、龍、鴻、熊、貍、娥等，均是氏族的圖騰名。」(28)緊跟在後面的圖騰學者就沒這麼客氣了，衛聚賢單單論及一個「少皞是以鳥為圖騰」，就能捕風捉影地找出一大堆古怪的鳥名，將這個鳥圖騰再細分成24個不同鳥的子圖騰(29)。

黃文山在文中介紹，他這篇文章正在排版的過程中，剛好讀到姜亮夫發表在《民族月刊》上的《殷夏民族考》，「姜君考定夏民族自命為龍族子孫，但龍究竟是什麼動物，他說：『即是一個專門的生物學或古生物學家，也指不出來，因為那種生物之有否不敢斷定』」(30)。

可惜由於戰亂，《殷夏民族考》今已散佚不存。姜亮夫後來補寫了一篇《夏殷兩民族若干問題匯述》，其中有一節「夏民族為龍屬民族」，文中雖然沒有使用「圖騰」二字，但使用了「族徽」。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有「作為圖騰(族徽)的繪畫文字」(31)的表述，書中圖騰和族徽二詞，往往混用，可見在姜亮夫看來，族徽和圖騰基本是等價的。

姜亮夫對於圖騰理論的把握顯然也很囫圇，論述比較粗疏。他先是論證了「夏」字本義「一定是個爬蟲類的東西，所以足大，背有文，頭大，都是爬蟲類的特征」，作為夏的宗神禹，也是龍蛇一類，「所以夏族當是以水怪為族徽的民族的總稱」，這種水怪就是後來的龍。「原來一種民族的傳說，總要有些物質的根據，便是後代的所謂制度文物，也離不了這個因子。夏民族是以龍為族徽的民族，我們尋得到些物質的因素嗎？曰：『有！』一是洪水的傳說，一是考古學家在北方一帶(即夏民族棲息之地)發現多量的爬蟲二事。」他只是簡單引述了一些考古發現，認為上古北方也曾洪水泛濫，幾乎未作論證，直接得出結論：「我們說夏民族是以鱗介屬為其崇敬之物，因而自命為龍族子孫，是無可疑的了。」(32)

姜亮夫大概是最早系統論述「夏民族以龍為圖騰」的中國學者，他在1983年補寫的「小引」中解釋了《殷夏民族考》的寫作背景：「寫此文時，正是『九•一八』、『一•二八』接踵而來之時，在上海生活的艱苦，還耐得住；而租界的鳥氣，隨時親身經歷，倒氣憤懊惱時時遇到，發發牢騷也不可能，寫詩無人要，小說太渺茫，戲劇未寫過，還是從個人稍稍有些修養、有點把握的史學考論入手。此文發表後，本來計劃寫『民族性』、『民族文化特點』，更不自量，想第四卷寫『民族貢獻與今後出路』，但民族文化特點，用『龍』、『鳳』兩字為引子而再深入。問題愈來愈多，以至於大病。」(33)

(24)岑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論叢》，第207頁。

(25)岑家梧《圖騰研究之現階段》，《食貨》半月刊，第4卷4期，1936年7月16日。

(26)黃文山《中國古代社會的圖騰文化》，《黃文山學術論叢》，臺灣「中華書局」，1959年，第257、266-267頁。

(27)(28)(30)黃文山《中國古代社會的圖騰文化》，《黃文山學術論叢》，第268-269頁，第268頁，第282頁。

(29)衛聚賢《古史研究》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21頁。

(31)姜亮夫《姜亮夫全集》第17冊，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頁。

(32)(33)姜亮夫《古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60-266頁，第256頁。

（愛思想 2015-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