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國主義》出版於1991年。實際上，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就有許多學者反對“文化帝國主義”的提法，其中一些人轉而用“全球化”（globlization）一詞。英國學者大衛·赫斯蒙德夫（David Hesmondhalgh）介紹了這一過程：“全球化一詞是由國際政策論壇和行動主義圈子中具有某種十分特殊傳統的學者發展起來的，之前，文化帝國主義主題已經在這兩個領域獲得了廣泛傳播。全球化旨在捕捉世界不同地區間日益增加的互聯趨勢。也許是因為全球化涉及廣泛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實踐，因此這一術語迅速傳播，成為90年代引起最為廣泛的討論的社會科學概念。”[20]社會科學中的“全球化”通常有三種用法：作為社會現實的一種描述（一種狀態），作為社會變化的一種解釋（一個過程），作為社會進步的一種觀念（一種理想）。前兩種用法是對一些客觀事態和過程的研究，後一種用法涉及到對這些事態和過程的評價，不同的用法與涉及到對全球化動力的不同理解。…

前者在以馬克思的名言“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為名的書中，闡明現代性既是解放的又是宿命的：人類自求發展的過程漫無限制且不可逆轉，它把所有的文化體都推入變動不居的不穩定狀態，所以現代性具有宿命性質。後者認為，現代性的成長或發展的故事不能提供一套文化定向的敘述，但這不是宿命而是文化想像力的失敗。



卡思陀瑞狄思則認為，在文化驅動席上，人性精神仍然存在。我們所創造的制度並非由外在於人性的東西所決定，而是經由社會想像力所創造的。文化永遠不是宿命的，它歸根究底於我們的決定。湯林森認為，破除伯曼式的“宿命論”需要批判：在什麽樣的文化敘事中現代性變成等同於“發展”？卡思陀瑞狄思認為，前進、擴張與成長等觀念，並不是內在於所有人類社會的特征和潛能，而只是西方所特有的質性與價值觀。在《社會的想像制度》中，卡思陀瑞狄思提出，無限發展這個概念，是現代西方的“想像的社會表意”(imaginary social…

湯林森發揮道：“安德森議論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將民族國家的認同連結於社會現代性的過程之中。民族國家的認同是一種想像之歸屬感，高度地受到中介，它在某種意義上，取代了先前的文化歸屬形式。……依此想法衡量民族國家的認同，那麽，單是以為文化帝國主義乃是某個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在另一個更強大的民族國家之壓力下逐漸腐蝕，也就顯得很有問題了。



這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清楚地看出，民族國家認同甘共苦的根源並不在於自然地依附於母國之文化歸屬感，而是涉及了繁復的文化建構過程，起源於特定的歷史事件。是有一個民族國家認同這樣的‘實體存在著’，但這樣的實體卻是存在於表意之中，而不是一種直接而共同的團結情感。……所有這些論述，都指向了一個重點，亦即我們了解文化帝國主義的途徑，‘最最主要’的應該是采取歷史的而不是‘空間且共時的’詞匯。”[14]必須將文化帝國主義問題做一個概念化的位移，即將之由“空間”論述轉為“時間”論述，也就是從地理范疇（外來與本土）轉入歷史范疇（傳統與現代）。…

“文化帝國主義”論述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理論密切相關。如果文化工業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控制的新形式、體現了資本主義體系的整編能力，那麽這種控制和整編也包括西方與非西方的文化關係，此即“文化帝國主義”。這里的“文化”首先、也主要是指西方的文化工業產品。所以美國學者佩查斯（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有兩個主要的目標：一個是經濟的，另一個是政治的。經濟上是要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場，政治上則是要通過改造大眾意識來建立霸權。娛樂商品的出口是資本積累最重要的來源之一，也是替代制造業出口在世界范圍內獲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國主義在於將人們從其文化之根和團結傳統中離間出來，並代之以新聞媒介制造出來的，隨著一場場宣傳攻勢變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則是把人們從其傳統的階級和社會的圈子中分化出來，並使得人和人之間產生隔閡。”[11]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左翼學者有關文化帝國主義分析和批判，都有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的影跡。…

至於1980年代，一些激進的社會學家注意到全球文化產業的三個趨勢：非西方國家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產品；西方文化的傳播可能導致文化的同質化；國際文化流動破壞了本土傳統。作為學術回應，文化理論界形成了一種“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論述，並特別為遭遇西方文化商品和服務的非西方國家所歡迎。…

內容提要：全球文化的交融激蕩，不但重塑了全球文化格局，也提出了“全球文化管理”的問題。作為引領、規范文化實踐的價值工程和組織行動，文化管理既是組織文化交流、管控文化衝突的手段，也是文化交流、文化衝突的一個場域。當代文化理論和研究中的基本議題、核心概念、言語行為等，都可以也應該從文化管理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評論。



綜合比較，四組概念最為重要：文化帝國主義/全球化，文化例外/文化多樣性，/文化趨同/文化轉型，文明衝突/多元認同。所有這些概念，均有其現實所指和價值導向，也不同程度地擁有其話語權力，但其中任何一個，都不足以充分解釋全球文化的全部複雜面向。構建“全球文化管理”理論體系，需要我們有更強的概念鑄造、話語凝煉的能力。…

文化研究不是描述某種文化、積累關於某種文化的知識，它不假定文化有著某種亙古不變的特性，它的特殊結構不可以用某種本質主義的方式加以描述。相對西方學院中現行的學科體制而言，這種實踐必然是反學科的。“在我們看來，正確的文化研究應當是內在的，在充滿壓迫的社會中必須做的事情相關的。這種行為的前提條件必然是對各種流行的實踐批判和對抗。”[71]

以“後學科”來說明文化研究，其目的不是為了說明文化研究與現行學科的關係，而是為了說明文化研究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