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1980年代，一些激進的社會學家注意到全球文化產業的三個趨勢：非西方國家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產品；西方文化的傳播可能導致文化的同質化；國際文化流動破壞了本土傳統。作為學術回應，文化理論界形成了一種“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論述，並特別為遭遇西方文化商品和服務的非西方國家所歡迎。

興起於19世紀的西方帝國主義源於其擴張性的經濟制度並呈現為多種形式。廣義上說，文化帝國主義是指文化關係中的支配行為，它使一種強有力的外國文化的價值、實踐和意義強加於一個或多個本土文化。“文化帝國主義”論述主要是針對西方國家的文化行為而言。這是一個源於文藝復興的現代性進程。晚近的一些研究認為，文藝復興時期古典再生與西方擴張之間有內在關聯，殖民性是現代性的孿生姐妹，美洲是西方的“發明”而非“發現”。

15世紀末西班牙殖民者以卡斯蒂利亞語（西班牙語）取代美洲原住民語言、重寫美洲歷史的殖民實踐，不過是文化帝國主義的一個早期范例。[5]1969年，美國傳播學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I.Schiller）在《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中，首次全面研究了美國媒介/文化在世界的優勢，尤其是美國政府、企業利用大眾傳播為其全球擴張服務。“世界對文化、教育以及有意義的信息的迫切傳播需求嚴重依賴於美國的傳播機構與系統，並深受其影響。美國的權力——表現在工業、軍事和文化領域——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其影響力跨越了所有的國界。通過直接的經濟控制以及間接的貿易和外國的仿效，傳播已經成為美國世界權力擴張的決定性因素。”[6]1976年，席勒在《傳播與文化支配》一書中首次使用“文化帝國主義”這一概念，用以批判性分析二戰以後擺脫西方殖民統治的新興民族國家，如何在經濟上、文化上依然依賴於少數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如西方幾個大的通訊社主導了全球信息的流通與詮釋，好萊塢席卷了新興國家市場，國際文化交流嚴重失衡等。席勒的觀點基於美國社會科學家華勒斯坦（Iman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論：資本主義遵循利潤最大化的邏輯，國家之間存在著層級結構，中心、半邊陲和邊陲之間的關係是不平等的交換，其中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關係。席勒所說的“文化帝國主義”，是“許許多多過程的總合，經歷了這個過程導致某個社會被卷進了現代世界體系之中；同時導致該社會的主要階層被吸引了、被脅迫了、被強制了，而有時候是被賄賂了，因此，他們塑造出來的社會機構制度也就相應於甚至是加強了社會體系之中的位居核心位置而占據支配地位之國家的諸般價值觀與結構。”[7]1992年，《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再版，席勒為此寫了《二十五年來的回顧》，回顧了文化帝國主義的變遷：“盡管在20世紀60年代，文化帝國主義這個概念確切地是指美國的媒介和文化帝國主義。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這個術語或者說概念卻發生了徹底的變化。25年前，美國媒介產品在世界各地泛濫。在今天，美國流行文化的出口並沒有減少。事實上，美國文化工業的產品流向國際市場的數量以及創造的利潤比那時還高。所不同的是這些產品的生產者已經發展為巨型的文化聯合公司。這些集團涉足電影、電視制作、出版、音像、主題公園，甚至數據庫。目前，它們提供的產品幾乎相當於整個文化領域。這些產品被提供給國內乃至全球市場。實際上，全球市場日益被大型工業公司所操縱。特別是過去的10年來發生的變化就是跨國資本主義的顯著擴張及其對全球傳播機構的攫取。”[8]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沒有消亡，但改變了形式，今天的文化帝國主義是帶有濃厚的美國媒介風格的跨國公司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超強地位。

 在大量論述中，“文化帝國主義”的重心略有不同。一是政治、經濟先行而以文化控制為目的。如英國自由作家哈里森（Paul Harrison）指出：“伴隨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帝國主義，又產生出一種更為陰險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國主義。文化上的帝國主義不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體，還征服了他們的心靈，使他們成為唯命是從的幫兇。”[9]二是以文化為政治、經濟的工具。如19、20世紀西方文化對非西方世界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文化認同的重新塑造，並使之服務於西方的目的。三是以文化作為帝國主義的一種形式。如美國批評家薩義德（Edward Waefie Said）所說：

 在我這里，“帝國主義”一詞指的是統治遙遠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實踐、理論和態度，幾乎永遠伴隨“帝國主義”而來的殖民主義，意味著向邊遠土地上移民。如米歇爾·多伊爾（Michael Doyle）所說的，“帝國是一種正式或非正式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一個國家控制另一個政治社會的有效的政治主權。這種控制可以通過強力、通過政治合作、通過經濟、社會或文化依賴來取得。帝國主義不過是建立或保持帝國的政策和過程。”在我們這個時代，直接的控制已經基本結束；我們將要看到，帝國主義像過去一樣，在具體的政治、意識形態、經濟和社會活動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領域中繼續存在。[10]

[5]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是[阿根廷—美國]瓦爾特·米尼奧羅：《文藝復興的陰暗面：識字教育、地域性與殖民化》（1995），魏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6][德]赫伯特·席勒：《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1969），劉曉紅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頁。
[7][美]Herbert. I.Schiller,C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NY: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1976,p.9.
[8][德]赫伯特·席勒：《二十五年來的回顧》，《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1969），劉曉紅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頁。
[9][英]保羅·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希望》（1979），鐘菲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頁。
[10][美]愛德華·W·薩義德：《文化帝國主義》（1993），李琨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9—10頁。

（愛思想 2021-04-09 原題〈概念選擇與權力競爭——關於全球文化管理的幾個理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