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聯:全球文化管理—概念選擇與權力競爭(4)

湯林森發揮道:“安德森議論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將民族國家的認同連結於社會現代性的過程之中。民族國家的認同是一種想像之歸屬感,高度地受到中介,它在某種意義上,取代了先前的文化歸屬形式。……依此想法衡量民族國家的認同,那麽,單是以為文化帝國主義乃是某個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在另一個更強大的民族國家之壓力下逐漸腐蝕,也就顯得很有問題了。

這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清楚地看出,民族國家認同甘共苦的根源並不在於自然地依附於母國之文化歸屬感,而是涉及了繁復的文化建構過程,起源於特定的歷史事件。是有一個民族國家認同這樣的‘實體存在著’,但這樣的實體卻是存在於表意之中,而不是一種直接而共同的團結情感。……所有這些論述,都指向了一個重點,亦即我們了解文化帝國主義的途徑,‘最最主要’的應該是采取歷史的而不是‘空間且共時的’詞匯。”[14]必須將文化帝國主義問題做一個概念化的位移,即將之由“空間”論述轉為“時間”論述,也就是從地理范疇(外來與本土)轉入歷史范疇(傳統與現代)。

 作為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的話語,文化帝國主義是指資本主義文化在全球擴散過程。這種話語的常見說法,是認定文化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密切相關,其論據一是文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先鋒,為其鋪平道路。二是作為一個社會經濟體系,文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運轉時共同發生的文化現象。在湯林森看來,兩種論據都屬於“功能主義”,它們只是把文化當作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意識形態工具,流於粗糙、簡略的解釋,既誤解了資本主義過程本身的動態關係,也無法具體地分析文化行為與過程,當然也就無法解釋作為資本主義何以擴散的理論。這種話語相當負面地認為,民眾通常只是受意識形態上的操縱,由此推導出跨國資本主義的形成產生了同質化的全球文化的觀點。但它並未說明,為什麽必須反對文化同質化?認定文化多元正在被摧毀是一回事,但這件事是否值得怨嘆,是另一回事。文化同質化亦有吸引人之處,如任何人都會認為,一些文化行為應普遍適用於各個地方:醫療保健、飲食衛生、教育機會的過程、種種自由的文化態度(如誠實、容忍、熱情等等)、民主而公開的過程等等。因此,作為一個批判性概念,同質化是有問題的。湯林森的看法是,這里涉及到“誰在發言”的問題。對於西方知識分子來說,他會認為全球文化的多元性及豐富性已經受到特定的威脅,但從非西方人的觀點來看,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經驗很可能具有相當不同的意義。比如對於美國或歐洲毫無所知(以及,或者根本沒有興趣的)Kazakhstani部落的人,也就不太可能覺得他的卡帶錄音或錄影機,象征了日漸逼進的資本主義的支配。“若是從寬解釋‘文化’,則文化應該含有許多可取的面向,即使是批判文化同質化最為嚴厲的人,也可能期望全球各個角落都能出現這些面向。批判文化同質性的人,並非青紅皂白不加區分,事實上他們對於批判的對象是有選擇的。筆者認為,這並沒有什麽不對,只要我們了解了這樣的態度,有助於我們破除同質化‘本身’一定是壞的這樣的觀念。但這樣一來,我們也就選擇了整套相當不同的論據——不是反對資本主義文化的同一性,而是反對資本主義邪惡特征部分的擴張——如此一來,我們必須另覓迥然有別的標準才能善加判斷。”[15]以消費文化為例,這是資本主義批判話語的一個。但批判消費文化真正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還不在於所謂物質商品的“虛假滿足”的問題,而在於它暴露了事實,讓我們清楚看出消費變成讓人醉心的經驗,原因在於個人的“生活世界”受到了結構性的限制和決定。

 作為現代性的批判,文化帝國主義的種種話語共同指向現代性的失敗。現代性之於不同文化,是一個宿命又不是宿命。“所有國家被整編,被納進‘民族—國家體系’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秩序,這是所有文化體在社會經濟層面現代性的‘宿命’,但這個整編過程是一個結構的‘既成事實’,不是一個文化上的‘選擇’,一了百了,永不可能回頭地變動了文化的內涵,因為它所帶動的是單方向的流動,從‘傳統’到‘現代’的旅程。這個旅程是人類啟動的,虎避了種種新的可能性(新的選擇、新的欲望、新的自由),我們可能透過‘存在的’語匯加以理解。這樣一來,‘文化宿命’也就與個人的自由實現發生了聯系。文化之所以受到了‘現代性的詛咒’,原因還不只是經濟發展的‘結構’過程導致如此,它更是人類‘自求發展’的過程。”[16]這種以“自求發展”與社會經濟結構的“辯證”結果的研究取向,較之文化帝國主義論述中的“文化支配”的觀點,在了解全球文化轉移方面更有優勢,因為它強調了人類行動的重要性,認定個人在若干“已被命定”的社會條件中仍有選擇余地。而如果認為現代性是“文化宿命”,則也就放棄了文化批判的宏圖大業。湯林森對現代性的考察,主要借用伯曼(Marshall Berman)與卡思陀瑞狄思(Cornelius Castoriadis)。

[14]同上書,第161—162頁。
[15][英]約翰·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1991),馮健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頁。
[16]同上書,第266頁。

(愛思想 2021-04-09 原題〈概念選擇與權力競爭——關於全球文化管理的幾個理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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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敬亭說書

Posted by Host Studio on May 14, 2017 at 4:30pm 9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