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全球文化的交融激蕩，不但重塑了全球文化格局，也提出了“全球文化管理”的問題。作為引領、規范文化實踐的價值工程和組織行動，文化管理既是組織文化交流、管控文化衝突的手段，也是文化交流、文化衝突的一個場域。當代文化理論和研究中的基本議題、核心概念、言語行為等，都可以也應該從文化管理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評論。

綜合比較，四組概念最為重要：文化帝國主義/全球化，文化例外/文化多樣性，/文化趨同/文化轉型，文明衝突/多元認同。所有這些概念，均有其現實所指和價值導向，也不同程度地擁有其話語權力，但其中任何一個，都不足以充分解釋全球文化的全部複雜面向。構建“全球文化管理”理論體系，需要我們有更強的概念鑄造、話語凝煉的能力。

 “文化”概念的膨脹與文化經濟的興起，與經濟、技術的全球化共生並發。20世紀末，在冷戰結束和意識形態障礙的部分消失的背景下，以跨國公司和世界市場的形成、技術進步和資本集中、網絡與數字技術的傳播、文化信息與產品的全球流通等為動力和標誌，“全球化”一詞逐漸從學術界進入了日常生活，成為文化實踐與文化研究中使用率最高的概念之一。首先是商品/技術/人員的跨國流通的過程和邏輯，然後是“全球化”的事實和概念。


文化全球化的前提是文化成為商品，因為只有商品，文化才能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交易。嚴格地說，不是文化全球化，而是文化產業全球化。法國學者瓦尼耶（Jean-Pierre Warnier）在1999年出版的《文化全球化》一書中追溯到文化全球化的過程：文化史始於“區塊化”，人在分散居住在所有浮現的陸塊，社會、語言和文化的分歧非常之大。全球規模的傳播雖然持續地進行，但其進程非常緩慢。新石器時代的革命伴隨著兩個相反方向的運動，日益區塊化的農業社群不斷增加，而某些區域又出現了大型社會政治整體，後者形成交通運輸、傳播體系的宗教、政治與社會基礎，緩慢地減少地方社群的自我封閉和獨立。最後是“‘工業革命’推垮了傳統經濟，導致文化產業的出現。媒體、金融、商品、移民、科技流量的全球化於70年代更加強化。

蘇聯形態的統禦式經濟的崩潰導致上述全球化流量的大功告成，並讓‘文化全球化’有了當前的概貌，當然它是暫時的。一方面，其特色是各種人類所表現出的區塊的、在地的，並深植在歷史長時段的文化；另一方面，是透過大量的貿易及傳播體系，將新式的工業化及全球化的物品及服務推向市場所致。”[1]先有文化工業、文化產業，然後才順理成章地出現文化全球化的概念。所謂全球文化，在更多的情況下指的是全球文化工業、文化產業。但由此而形成的各種概念及其相互之間競爭，客觀上也是文化管理的不同視角、中心和方向的反映。

 1、是“文化帝國主義”還是“全球化”？

應當說，全球化並不要等“全球化”的概念出現後才開始。以經濟而言，經濟史家一般把它追溯到英國廢除《谷物法》、單方面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1846年。以文化而言，歌德在1827、馬克思在1847年都曾提出“世界文學”的觀點，盡管歌德的“世界文學”是以古希臘為典范的文學理想，馬克思的“世界文學”描述的是資產主義在世界歷史所創造的後果，因此他們的所說“世界文學”都是單數的而不是複數的，都是以西方為典范而以非西方文化為一個需要外在於它們的標準來對它們進行選擇“其他”文學。[2]但他們畢竟都展示了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的未來景觀，預見到全球文化交融的進程。文化產業加快了文化的跨國傳播。其後果之一，是與特定地點相聯系的文化與作為非地點性的全球事件及經驗模式的文化之間，出現了日益嚴重的緊張關係。早在1939年，藝術美國藝術評論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就指出：“作為西方工業化的另一宗大眾產品，它已經歷了一場世界范圍內的凱旋之旅，在一個接一個殖民地排斥並破壞當地文化，以至於，通過將自己變成一種普遍的文化，庸俗文化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種普世文化。今天，本土的中國人，不亞於南美印第安人、印度人和波利尼西亞人，較之其本土的藝術品，更為鐘情於[源自西方的]的雜誌封面、凹版照相和掛歷女郎。”[3]此即美國學者斯科特（Allen J.Scott）指出的：“一方面，即使在一個已經以交通便利作為標誌的世界里，地點依然毫無爭議地是獨特的文化習俗和傳統的寶庫；另一方面，某些特殊的地點是一些文化制品和圖像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出發點，而這一過程對許多地方文化產生了極具侵蝕性的或者至少是改造性的影響。……文化生產往往越來越多地集中到一些有特權的企業和從業者的地方性社群，而生產的最終產品則被輸送到空間上更加廣闊的消費網絡之中。因此，假如說，當前世界上一些地點的文化傳統和標準正在遭遇嚴重的威脅，那麽其他地點則是在尋找不斷擴大的、能接納它們的觀眾。”[4]1970

[1][法]尚—皮耶·瓦尼耶：《文化全球化》（1999），吳錫德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頁。
[2]參見高建平：《論文學藝術評價的國際性與全球化》，載北京：《文學評論》2002年第3期。
[3][美]克萊門特·格林伯格：《前衛與庸俗》（1939），克萊門特·格林伯格：《藝術與文化》，沈語冰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頁。
[4][德]艾倫·J.斯科特：《城市文化經濟學》（2000），董樹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頁。

（愛思想 2021-04-09 原題〈概念選擇與權力競爭——關於全球文化管理的幾個理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