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不是描述某種文化、積累關於某種文化的知識，它不假定文化有著某種亙古不變的特性，它的特殊結構不可以用某種本質主義的方式加以描述。相對西方學院中現行的學科體制而言，這種實踐必然是反學科的。“在我們看來，正確的文化研究應當是內在的，在充滿壓迫的社會中必須做的事情相關的。這種行為的前提條件必然是對各種流行的實踐批判和對抗。”[71]

以“後學科”來說明文化研究，其目的不是為了說明文化研究與現行學科的關係，而是為了說明文化研究的意義：

文化研究不只是新的學術領域或知識實踐，而是一種左翼文化批判或文化政治。因此，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的能力以及建構某人關於自我與社會關係的意義的能力，是一種必要的根基，沒有這些能力，任何政治行動都沒有希望成功。

文化研究意在重構學院內外的知識分子的角色：不僅僅是文人、專家，而首先是反抗的：“他們反抗形成他們自己的社會的令人窒息的知識和實踐。抵抗的知識分子可以為將對於被壓迫情境的改革性批評作為出發點的人們提供道德的、政治的、教學的領導權。”[72]

在這雙重意義上，文化研究確實不同於傳統的學科研究。然而，文化研究已經進入大學體制，各種學位、雜誌、會議、論壇等，而所有這些學術行為，都還不能擺脫現行的學科體制，所以我們也只好退而求其次，把文化研究理解為具有政治導向的“跨學科”。　

[71]同上書，第85頁。

 [72][美]享利·吉羅等：《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識分子和對立的公眾領域》，黃巧樂譯，載羅鋼等編選：《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