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從歐洲回到臺灣去，要去三個月，結果兩個月滿了母親就要趕我走，說留下丈夫一個人在遠方太寂寞了。我先生沒有說他寂寞，當他再見我的時候。

小小的房子裏，做了好多格書架，一只細細木條編的鳥籠，許多新栽的盆景，洗得發亮的地，還有新鋪的房頂，全是我回臺後家裏多出來的東西。然後，發現了墻上的銅盤。

照片裏的銅盤放橫了。如果細細去找，可以發現上面有字，有人的名字，有潛水訓練班的名字，有船上的錨，有潛水用的蛙鞋，還有一條海豚。…

深夜的街道斜斜的往上通，她的攤子有一支蠟燭在風裏晃。天冷，地勢海拔四千公尺，總是冷的，尤其在夜裏。我停下來買一條煎魚，魚是煎好的，放在報紙下面，印第安女人很自然的要將魚放回到油鍋內再熱給我。看到地上紙盒子裏還睡著一個娃娃，不忍她為了我一點小生意再麻煩，再說玻利維亞的首都拉巴斯當時是要戒嚴的，我催著她要付錢，說冷魚也很好吃，快賣了給我收收攤子回去吧！那個女人仍然要給我煎，一面下鍋一面問我幾點了，我告訴她，她起身緊了一緊披風，急著收攤子背娃佳，就在那時候，我發現她的身上、胸口，晃動著兩只銀色的魚，是晃動的，好似在遊著一般閃閃發光。我忍不住伸手摸了一摸。“你賣不賣這對魚？”問著自己先臉紅了。那女人楞了一下，怕我反悔似的急急的說：“賣的，賣！”唉，我是個討厭的人，利用了別人小小的貧窮。我們雙方都說不出這雙銀魚該付多少錢才好，對著微笑，都很不好意思，最後我說了價，問她夠不夠，她急忙點頭怕我要反悔，急著將銀魚從自己身上拿下來，魚下來了，夜風一吹，吹掉了她沒有別針的披風。…

它叫“布各德特”（“特”的尾音發得幾乎聽不見，只是輕微的頓一頓而已）——在阿拉伯哈撒尼亞語中的名稱。

不是每一個沙漠女人都有的，一旦有了，也是傳家的寶貝，大概一生都掛在胸前只等死了才被家族拿去給了女兒或媳婦。

那時候，我的思想和現在不大相同，極喜歡擁有許多東西，有形的，無形的，都貪得不肯明白的。

一九七三年我知道要結婚了，很想要一個“布各德特”掛在頸上，如同那些沙漠裏成熟的女人一樣。很想要，天天在小鎮的鋪子裏探問，可是沒有人拿這種東西當土產去賣。…

西班牙是一個天主教國家，雖然人民擁有信仰的自由，可是世代家傳，幾乎百姓都是天主教。我本身雖然出自基督教的家庭，可是跟天主教一向很親近，也是看佛經的人，並不反對天下任何以“愛”為中心的任何宗教。

在西班牙的家庭裏，每一個已婚婦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床上的墻壁掛上一大串玫瑰經的念珠。

當我也結了婚以後，很喜歡也有一串那麽大的念珠，把它掛在墻上，一如每一個普通的家庭。

可是我們住在以回教為主的沙漠裏，這串念珠不好找。

等到我們夫婦回到馬德裏公婆家去時，我每天幫婆婆鋪她和公公的床，總是看見那麽一大串珠子掛在墻上。…

雙魚左下方的一個大別針來源得自一場爭執，老媽媽在市場坐著曬太陽織毛襪子，我經過，拍了一張她的照片。老媽媽反應快，去叫著罵人，被罵了，我一直道歉，不敢走，那是在秘魯的古城“古斯哥”火車站前的市場裏，她叫我買一雙毛襪子做賠償——照片費，我看那些襪子尺寸都太大了，不肯買，雙方都有氣，又是笑著罵著氣著的，一看她的身上，那個披肩正中用這一只“狗和花環”的老別針紮著，便不吵了，搬了個板凳坐下來與她打商量，坐到太陽都偏西了，我的手上多了一雙大毛襪子加這只極美的狗別針。老媽媽是最厲害的一個商人，她很兇，而且會說話，包括別針中間掉了一顆彩石都有理由——不然別人不當它是全新的？掉了一顆才知道是古董。老媽媽會用字，她知道文化人找的是古董，這也是她叫的——叫我文化人。我猜，她是個富人，不至只有這一個老別針的，再說，她要的價格是很高的，可以買一隻小羊不再編襪子了。

去年春天，我在美國西雅圖附近上學，聽說住在臺灣的父母去泰國旅行，這一急，趕快撥了長途電話。

泰國其實全家人都去過，因為它的異國風情太美，總有人一有機會就去走一趟。我的父母也不是第一次去，可是他們那一回要去的是清邁。

照片中的項圈在臺北就有得買，只是價格貴了很多。看了幾次都沒舍得買，倒是齊豫，唱《回聲》的她，在臺灣南部一同旅行時，很慷慨的借了好幾次給我掛。那是前年，赴美之前的事情了。

聽說媽媽要去清邁，那兒正好是這種項圈出產的地方，當然急著請求她一定要為我買回來，而且要多買幾副好放著送人。…

它們一共是三隻手環，第一年的結婚日，得了一隻，是左圖上單獨平躺的那隻。尺寸小，合我的手腕，不是店裏的東西，是在撒哈拉沙漠一個又一個帳篷裏去問著，有人肯讓出來才買下來的。

很愛它，特別愛它，沈甸甸的拿在手中覺得安全。後來，我跟我的先生說，以後每年都找一個給我好不好。可是這很難買到，因為這些古老的東西已經沒有人做了。第二年的結婚紀念我又得了一個，第三年再一個，不過它們尺寸大了些，是很辛苦找來的。於是我總是將大的兩只先套進手腕中去，最外面才扣那只小的，這樣三只一串都不會滑落。在撒哈拉沙漠一共三年，就走了。

最有趣的一趟短旅，最短的。星期六下午兩點一刻抵達香港，星期天下午就回臺灣，那時在教書，星期一有課，我不願請假，也沒有必要特別去調課，回來就是了。

是香港廣播電臺邀我去錄音的，我的答應去，裏面暗藏著私心——去了可以看見金庸夫婦還有倪匡。電臺說，抵達的晚上要請客，要些什麽朋友趁此機會見見面呢？我不敢說他們請得到金庸，可是就算電臺不請，正好自己跑去找查先生反倒容易些。他一定管我一場好飯。

金庸——查先生，是我生命中另一位恩重如山的人。這場結緣的經過，因為未得查先生同意，寫稿時夜已深了，不好打電話去吵擾，就此略過。讓我放在心靈的深處每日感恩就是。

話說電臺邀我去做訪問，以為只是訪一場，覺得又有飛機坐、又有旅館招待、又有好酒好菜好朋友，真是值得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