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愛的朋友保林諾·凱恩斯替我弄到一套萊恩本的《一千零一夜》（倫敦，1840年）。我們在第一卷裏發現了一份手稿，我現在把它翻譯成西班牙文。工整的筆跡——打字機的推廣使書法這門藝術逐漸失傳——表明手稿的年代和抄本相同。萊恩抄本以詳盡的註解著稱；邊白上加了許多文字和疑問號，有時還有修訂，筆跡和抄本一模一樣。可以說，使抄本讀者更感興趣的並不是山魯佐德的奇妙的故事，而是伊斯蘭教的風俗習慣。手稿末尾有大衛·布羅迪紅色的花體簽名，此人生平不詳，只知道他是阿伯丁出生的蘇格蘭傳教士，在非洲中部宣揚基督教義，由於懂葡萄牙文，後來又去巴西的某些叢林地區。我不清楚他去世的年份和地點。據我所知，這份手稿從未刊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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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蘇珊娜·邦巴爾

每天早晨瀏覽報紙的人不是過目就忘，便是為當天下午的閑聊找些話題，因此，誰都不記得當時議論紛紛的著名的馬內科·烏裏亞特和敦坎案件，即使記得也恍如夢中，這種情況並不奇怪；再說，事情發生在出現彗星和獨立一百周年的1910年，那以後，我們經歷和遺忘的東西太多太多。事件的主人公已經去世；目擊證人莊嚴地發誓保持沈默。當時我只有十來歲，也舉手發誓，感到那浪漫而又嚴肅的儀式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別人是否註意到我作過保證；也不知道他們是否信守諾言。不管怎麼樣，下面是事情的經過，由於時間久遠，文字表達的好壞，難免同真情有些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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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發生在1969年2月，地點是波士頓北面的劍橋。當時我沒有立即寫出來，因為我第一個想法是要把它忘卻，免得說蠢話。如今到了1972年，我想如果寫出來，別人會把它看做故事，時間一久，我自己或許也會當成是故事。

事情進行時，我覺得不合情理，在此後的失眠的夜晚，越想越不對頭。但這並不是說別人聽了也會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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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下》一章二十六節

有人說，這個故事是納爾遜兄弟的老二，愛德華多，替老大克裏斯蒂安守靈時說的。克裏斯蒂安於一八九幾年在莫隆區壽終正寢。揆乎情理，這種說法不太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落寞的漫漫長夜，守靈的人們一面喝馬黛茶，一面閑聊，有誰聽到這件事，告訴了聖地亞哥·達波維，達波維又告訴了我。幾年後，在故事發生的地點圖爾德拉，又有人對我談起，這次更為詳細，除了一些難免的細小差別和走樣外，大體上同聖地亞哥說的一致。我現在把它寫下來，因為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我認為這個故事是舊時城郊平民性格的一個悲劇性的縮影。我盡量做到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但我也預先看到自己不免會做一些文學加工，某些小地方會加以強調或增添。…

雖然他必殺我，我仍對他信賴。

《約伯記》十三章十五節

我名叫奧托·迪特裏希·林德。我的一個祖先，克裏斯托夫·林德，在決定住恩道夫戰役勝利的騎兵沖鋒時陣亡。我的外曾祖父，烏爾裏克·福克爾，於1870年底在馬歇諾森林中被法蘭西狙擊手冷槍打死；我的父親，迪特裏希·林德上尉，在1914年圍攻那慕爾和兩年後橫渡多秒河的行動中屢建功勛。至於我，我將因嚴刑拷打和殘殺無辜的罪名被槍決。審理過程公正合理；我一開頭就承認自己有罪。明天，當監獄的鐘敲響九點時，我將接受死刑處決；我想起先輩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我已接近他們的陰影，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我就是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