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蘇珊娜·邦巴爾

 

每天早晨瀏覽報紙的人不是過目就忘，便是為當天下午的閑聊找些話題，因此，誰都不記得當時議論紛紛的著名的馬內科·烏裏亞特和敦坎案件，即使記得也恍如夢中，這種情況並不奇怪；再說，事情發生在出現彗星和獨立一百周年的1910年，那以後，我們經歷和遺忘的東西太多太多。事件的主人公已經去世；目擊證人莊嚴地發誓保持沈默。當時我只有十來歲，也舉手發誓，感到那浪漫而又嚴肅的儀式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別人是否註意到我作過保證；也不知道他們是否信守諾言。不管怎麼樣，下面是事情的經過，由於時間久遠，文字表達的好壞，難免同真情有些出入。

 

那天下午，我的表哥拉菲努爾帶我去月桂莊園參加一個燒烤聚會。我記不清莊園的地形地貌了；只依稀覺得是在北部一個樹木蔥寵的靜謐的小鎮，地勢向河邊緩緩傾斜，和城市或草原完全不同、我覺得火車路程長得煩人，但是大家知道，小孩子總覺得時間過得太慢。我們走進莊園的大門時，天色已經開始昏暗。找感到那裏的古老而基本的事物：烤肉的香味、樹木、狗、幹樹枝、把人們聚在周圍的火堆。

 

客人一共十來個；都是大人。我後來知道最大的不滿三十歲。我還發現他們熟悉的東西都是我所不了解的：賽馬、時裝、汽車、奢華的婦女。我怯生生待在一邊，沒人打擾，也沒人理會。一個雇工慢條斯理地精心烤著羊羔，我們則在長飯廳裏耐心等待。有一把吉他；我記得仿佛是我的表哥彈奏了根據埃利亞斯·雷古萊斯的《廢墟》和《高喬》譜的曲於，以及當時那種貧乏的俚語寫的十行詩，詩裏講的是胡寧街一場動刀子的決鬥。咖啡和雪茄端上來了。誰都沒有提回家的事。我感到了"為時太晚"的恐懼（盧戈內斯語）。我不願看鐘。為了掩飾小孩在大人中間的孤獨，我匆匆喝了一兩杯酒。烏裏亞特大聲嚷嚷要和敦坎玩撲克。有人反對說，那種玩法沒意思，不如四個人玩。敦坎同意了，但是烏裏亞特以我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的固執態度堅持要一對一。我除了消磨時間的摸三張和獨自思考的打通關以外，一向不喜歡紙牌遊戲。我溜了出去，誰也沒有註意。一座陌生而黑暗的大房子（只有飯廳裏點著燈）對於小孩的神秘感，比一個陌生的地方對旅行者的神秘感更強烈。我逐一探索那些房間；記得有一間臺球房、一道安有長方形和菱形玻璃的回廊、兩個吊椅、一扇可以望到外面涼亭的窗子。我在暗地裏迷了路；莊園的主人——經過這麼多年，我忘了他姓阿塞韋多還是阿塞瓦爾——終於找到了我。他出於關心或者收藏家的虛榮心，帶我到一個玻璃櫃子前面。點燈後，我看到櫃子裏面陳列的是白刃武器，一些被用得出了名的刀劍。他告訴我說，他在佩爾加米諾附近有一註地產，平時兩地來往，陸陸續續收集了那些東西。他打開玻璃櫃，沒看卡片說明就如數家珍地介紹每件武器的歷史，大體上是一樣的，只是地點日期有些差別。我問他那些武器中間有沒有莫雷拉的匕首，莫雷拉是當時高喬的代表人物，正如後來的馬丁·菲耶羅和堂塞貢多·松勃拉。他不得不承認說沒有，不過可以給我看一把一模一樣的、也就是有U字形護手柄的匕首。這時，憤怒的嚷嚷聲打斷了他的話。他立刻關好櫃子門，我跟著他出了房間。

 

烏裏亞特嚷嚷說，他的對手玩牌作了弊。夥伴們站在兩人周圍。在我印象中敦坎比別人高大，膀粗腰圓，金黃色的頭發淡得發白，臉上毫無表情。曼內科·烏裏亞特浮躁好動，皮膚黝黑得像是古銅色，傲慢地留著兩撇稀疏的胡子。大家顯然都喝多了；我不敢確定地上是不是有兩三個酒瓶；也許是電影看多了，似乎有這種印象。烏裏亞特不斷地罵娘，字眼尖刻下流。敦坎仿佛沒聽見；最後他不耐煩了，站起來給了烏裏亞特一拳。烏裏亞特倒在地上，喊叫說他絕不能容忍這種侮辱，要決鬥解決。

 

敦坎說不行，解釋似的補充說：

 

"問題是我怕你。"

 

大家哄笑了。

 

烏裏亞特爬起來說：

 

"我要同你決鬥，就是現在。"

 

不知是誰——願上帝寬恕他——慫恿說武器是現成的，多的是。

 

有人打開玻璃櫃。馬內科·烏裏亞特挑了那件最顯眼、最長的帶U字形護手柄的匕首；敦坎幾乎是漫不經心地拿起一把木柄的刀子，刀刃上鐫刻著一棵小樹花紋。另一人說馬內科挑選的簡直是把劍，倒也符合他的性格。那時他的手在顫抖，誰都不奇怪；然而大家感到驚訝的是敦坎的手居然也抖得厲害。

 

按照習俗要求，人們不能在他們所在的室內決鬥，而是要到外面去，否則是對主人不敬。我們半是正經、半是開玩笑地到外面夜晚潮濕的園子裏去。我感到陶醉，並不是因為喝了幾杯酒，而是由於將要看到的冒險行為；我盼望有誰殺人，以後有可以敘說、可以回憶的材料。在那一刻，別人的年歲也許不比我大多少。我還感到一個誰都無法控制的旋渦，把我們卷了進去，搞得暈頭轉向。大家並不相信馬內科的指責；認為他們早有積怨，這次無非是借酒發泄而已。

 

我們經過涼亭，走進了樹林子。烏裏亞特和敦坎兩人走在最前面；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們互相提防著，唯恐誰搞突然襲擊似的。我們來到一塊草坪旁邊。敦坎略帶威嚴地說：

 

"這地方合適。"

 

兩人猶豫不決地站在草坪中央。有人朝他們喊道：

 

"扔掉那些礙手礙腳的鐵家夥，憑真本領打。"

 

但是兩個人已經交上了手。起初仿佛害怕傷著自己似的有點笨拙；他們先瞅著對方的武器，後來盯著對方的眼睛。烏裏亞特忘了憤怒，敦坎忘了冷漠或輕蔑。危險使他們變了模樣；現在打鬥的不是兩個小夥子，而是兩個成人。在我原先的想像中，那場決鬥即便是混亂的刀光劍影，至少也應該和象棋那樣，能讓人看清，或者幾乎看清它的一招一式。雖然過了那麼多年，當時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並沒有被歲月沖淡。我說不準他們打了多久；有些事情不是通常的時間所能衡量的。

 

他們沒有用鬥篷纏在手臂上防護，而是用前臂直接抵擋打擊。袖管很快就破成碎布條，被血染成殷紅色。我想，當初以為那兩人不善於這種格鬥是錯誤的估計。我很快就發現，由於武器不同，他們使用的方法也不同。敦坎要彌補短兵器的不利條件，想盡量貼近對手；烏裏亞特步步後退，以便用較長的武器劈刺。先前提醒玻璃櫃子裏有兵器的那個聲音喊道：

 

"他們起了殺心。不能讓他們鬥下去了。"

 

沒人敢上去幹預。烏裏亞特逐漸失去了優勢；敦坎便沖上去。兩人的身體幾乎接觸到了。烏裏亞特的武器在尋找敦坎的臉，突然好像短了一截，因為已經捅進了敦坎的胸部。敦坎躺在草坪上，發出很低的聲音說：

 

"真奇怪。好像是一場夢。"

 

他眼睛沒有閉上，一動不動；我親眼目睹一個人殺了另一個人。

 

馬內科·烏裏亞特低頭瞅著死者，請求寬恕。他毫不掩飾地抽泣起來。他剛幹下的事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我現在知道，他後悔莫及的不是自己的罪行，而是莽撞。

 

我不想再看了。我期盼的事情已經發生，使我震驚。拉菲努爾後來告訴我，他們好不容易才掰開死者的手指拿掉刀子。他們秘密商談了一番。決定盡量講真話，只不過把動刀子的格鬥說成是用劍決鬥。四個人自願充當見證人，其中有阿塞瓦爾。一切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打點妥帖；朋友熟人總是能幫忙的。

 

紙牌和鈔票雜亂地散在桃花心木桌於上，誰都不想看，不想碰。

 

在以後的歲月裏，我不止一次想把這件事告訴哪個朋友，可是又覺得保守秘密比講出來更讓我得意。1929年前後，一次偶然的談話使我突然打破了長期的沈默。退休的警察局長堂何塞·奧拉韋和我談起雷迪羅底層社會刀客的故事；他說那種人往往搶先出手，什麼卑鄙的事都幹得出來，在波德斯塔和古鐵雷斯描寫的決鬥以前，幾乎沒有正派的決鬥。我說我親眼看到一次，便講了多年前的那件事。

 

他帶著職業的興趣聽完了我的故事，然後說：

 

"你能肯定烏裏亞特和另一個人以前從沒有見過面嗎？他們也許有過什麼前嫌。"

 

"不，"我說。"那晚所有的人都清楚，大家都很吃驚。"

 

奧拉韋慢吞吞地仿佛自言自語地說：

 

"一把護手柄是U字形的匕首。那種匕首有兩把是眾所周知的：一把是莫雷拉的，另一把是塔帕根的胡安·阿爾馬達的。"

 

我隱約想起了什麼事；奧拉韋接著說：

 

"你還提到一把木柄的刀子，有小樹的圖形。那種刀於成千上百，但是有一把……"

 

他停了片刻，接著又說：

 

"阿塞韋多先生在佩爾加米諾附近有地產。上一個世紀末，那一帶有個大名鼎鼎的刀客：胡安·阿爾曼薩。他十四歲就殺過人，此後一直用那樣的短刀，據說能給他帶來好運。胡安·阿爾曼薩和胡安·阿爾馬達結了怨仇，因為人們經常把他們搞混。他們多年來互相尋仇，但從來沒有見面。後來，胡安·阿爾曼薩在一次競選騷亂中死於流彈。在我印象中，另一個病死在拉斯弗洛雷斯的醫院裏。"

 

那天下午沒有再談這件事。我們都在思索。

 

十來個已經去世的人看到了我親眼看到的情景——長長的刀子捅進一個人的身體，屍體露天橫陳——但是他們看到的是另一個更古老的故事的結局。馬內科·烏裏亞特並沒有殺死敦坎；格鬥的是刀子，不是人。兩件武器並排沈睡在玻璃櫃子裏，直到被人觸動喚醒。它們醒來時也許十分激動；因此烏裏亞特的手在顫抖，敦坎的手也在顫抖。兩人——不是他們的武器，而是他們本人——善於格鬥，那晚鬥得很激烈。他們在茫茫人世互相尋找了多年，終於在他們的高喬先輩已經成灰的時候找到了對方。人的宿怨沈睡在他們的兵刃裏，窺視時機。

 

物件比人的壽命長。誰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結束，誰知道那些物件會不會再次相遇。

 

 

 

博爾赫斯：胡安·穆拉尼亞

 

 

多年來，我經常自稱是在巴勒莫區長大的。現在我知道那只是文學誇張；實際上，我的家是一道長柵欄另一邊的一幢帶花園的房子，裏面有我父親和祖輩的藏書室。人們告訴我說，拐角那邊才是玩刀子和彈吉他的巴勒莫；1930年，我寫了一篇評論郊區詩人卡列戈的文章。不久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和埃米利奧·特拉帕尼相遇。我有事去莫隆；坐在窗口的特拉帕尼喊我的名字。我和特拉帕尼曾是泰晤士街小學的同桌同學，過了這麼多年，我一時認不出他了。羅伯托·戈德爾肯定還記得他。

 

我們一向不很親近。時間使我們更加疏遠，互不關心。現在我記起是他把當時下層社會的俚語切口解釋給我聽的。我們沒話找話，談了一些瑣碎的事情，還提到一個只記得名字的、已經去世的同學。特拉帕尼突然對我說：

 

"我借到一本你寫的關於卡列戈的書。你在書裏談了不少惡棍的事情；博爾赫斯，你說你對惡棍有多少了解？"

 

他帶著近乎驚恐的神情瞅著我。

 

"我有資料根據，"我回說。

 

他打斷了我的話：

 

"資料是空話。我不需要什麼資料；我熟悉那種人。"

 

他停了一會兒，然後像吐露一個秘密似的對我說：

 

"我是胡安·穆拉尼亞的外甥。"

 

上一世紀末期，在巴勒莫的刀客中間，穆拉尼亞的名氣可以說是最大的。特拉帕尼接著說：

 

"他的老婆弗洛倫蒂娜是我的姨媽。也許你對此有些興趣。"

 

他講話時用了一些修辭學的強調語氣和長句子，不由得使我懷疑他不是第一次講這件事了。

 

"我母親始終不願意她姐姐和胡安·穆拉尼亞一起生活；在她眼裏，穆拉尼亞是個亡命徒；在我姨媽弗洛倫蒂娜眼裏，穆拉尼亞卻是實幹家。至於我姨夫的歸宿，傳說很多。有人說他某晚多喝了一些酒，趕車在上校街拐彎時從座位上摔了下來，磕碎了頭顱。也有人說他犯了法遭到緝捕，便逃往烏拉圭。我母親一向看不慣她的姐夫，一根本不和我提他的事。我當時還小，對他毫無印象。

 

"獨立一百周年前後，我們住在拉塞爾街一幢狹長的房子裏。房子後門通向聖薩爾瓦多街，老是上著鎖。我的姨媽住在頂樓，她年紀大了，有點怪僻。她瘦骨嶙峋，身材很高，或者在我印象中好像很高，言語不多。她怕風，從不外出，也不喜歡我們進她的房間，我不止一次發現她偷偷地拿走食物，隱藏起來。街坊們說穆拉尼亞的死或者失蹤使她受了刺激。我印象中，她老是穿黑顏色的衣服，還有自言自語的習慣。

 

"我們住的房子是巴拉加斯一家理發館的老板盧凱西先生的財產。我母親是千零活的裁縫，經濟拮據。我常聽到她和姨媽悄悄談話，談的東西我一點不懂，什麼司法人員、強制執行、欠租動遷等等。我母親一籌莫展；姨媽固執地顛來倒去地說：胡安決不會答應那個外國佬把我們趕出去的。她又提起我們已經聽得滾瓜爛熟的事情：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南方人居然懷疑她丈夫的勇氣。她丈夫知道後走遍全城去找他，一刀就解決問題，把他扔進了小河。我不知道故事是否真實；重要的是有人說，也有人信。

 

"我想像自己在塞拉諾街的門洞裏棲身，或者沿街乞討，或者提著籃子叫賣桃子。最後一種情況對我的吸引力最大，因為那一來我就可以不上學了。

 

"我不知道這種忐忑不安的日子持續了多久。你的已經去世的父親有一次對我們說，金錢是可以用分或者比索計算的，時間卻不能用日子計算，因為比索都是一樣的，而每天甚至每一小時都各各不同。他說的話我當時不太懂，但是一直銘記在心。

 

"一晚，我做了一個惡夢。夢見和姨夫胡安一起。我還沒有見過他本人，不過我揣測他容貌像印第安人，身體壯實，胡子稀疏，頭發卻又長又密。我們在亂石和雜草中間朝南面走去，那條滿是亂石和雜草的小徑好像就是泰晤士街。夢中太陽掛得老高。胡安姨夫穿著黑顏色的衣服。他在一個似乎是關隘棧道的地方站停了腳步。他把手揣在懷裏，不像是要掏武器的樣子，而像是要把手藏起來。他聲調十分悲哀地對我說：我的變化太大了。他慢慢抽出手，我看到的竟是一個鷹爪。我在暗地裏叫嚷著驚醒了。

 

"第二天，我母親叫我陪她一起去盧凱西的住處。我知道是去求他寬限；把我帶去的目的無非是讓債主看看我們孤苦無告的模樣。她沒有告訴姨媽，因為姨媽絕對不會同意她低三下四地去求人。我從沒有到過巴拉加斯；我覺得那個地方人多、車多、空地少。我們到了要找的那幢房子的街角上，看到房前有警察和圍觀的人。一個居民一遍遍地對看熱鬧的人說，淩晨三點鐘左右他被敲門聲吵醒，聽到開門和有人進去的聲音。沒有關門的動靜；人們清晨發現盧凱西躺在門廊裏，衣服沒有穿整齊，遍體有刀傷。他獨自一人生活；警方沒有找到嫌疑人。沒有搶劫的跡象。有人說死者眼睛不好，最近幾乎瞎了。另一人斷定說：他劫數到了。這個結論和說話的口氣給我印象很深；在以後的歲月裏，我發現凡是有人死去的時候，總有這種說教式的斷言。

 

"守靈的人請我們進去喝咖啡，我便喝了一杯。棺材裏裝的不是屍體而是一具蠟像。我把這事告訴母親；一個殯儀員笑了，對我說那具穿黑衣服的蠟像就是盧凱西先生。我著迷似的瞅著。我母親不得不把我拖開。

 

"此後幾個月裏，這件事成了人們唯一的話題。當時的罪案率不高；你不難想像，梅勒納、坎伯納和西勒特羅之類的案子引起了多少議論。布宜諾斯艾利斯唯一不動聲色的人是弗洛倫蒂娜姨媽。她老年癡呆似的嘮叨說：

 

"我早就對你們說過，胡安不會容忍那個外國佬把我們趕到街上去的。

 

"一天大雨滂沱。我上不了學，便在家裏到處亂轉。我爬到頂樓。姨媽合著手坐在那裏；我覺得她甚至沒有思想。房間裏潮味很重。一個角落裏放著鐵床，床柱上掛著一串念珠；另一個角落有個放衣服的木箱。白粉墻上貼著卡門聖母像。床頭櫃上有個燭臺。

 

"姨媽眼睛也沒擡就對我說：

 

"我知道你來這裏幹什麼。你媽媽叫你來的。是胡安救了我們，她還不明白。

 

"胡安？我吃驚地說。胡安十年前就死了。

 

"胡安在這裏，她對我說。你想見見嗎？

 

"她拉開床頭櫃的抽屜，取出一把匕首。

 

"她聲調柔和地接著說：

 

"你瞧。我知道他永遠不會拋棄我的。世上沒有和他一樣的男人。他根本沒有給那個外國佬喘氣的時間。

 

"那時我才恍然大悟。那個可憐的神誌不清的女人殺了盧凱西。她受憎恨、瘋狂甚至愛情的驅動，從朝南的後門溜出去，深更半夜走街穿巷，終於找到了那所房子，用她瘦骨嶙峋的大手把匕首捅了下去。匕首就是穆拉尼亞，是她仍然崇拜的那個死去的男人。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把這事告訴我母親。動遷前不久，她去世了。"

 

特拉帕尼的故事講到這裏就完了，我以後再也沒有見過他。那個孤苦伶仃的女人把她的男人、她的老虎，同他留下的殘忍的武器混為一談，我從她的故事裏似乎看到了一個象征或者許多象征。胡安·穆拉尼亞是在我所熟悉的街道上行走過的人，是有男人思想感情的男人，他嘗過死亡的滋味，後來成了一把匕首，現在是匕首的回憶，明天將是遺忘，普普通通的遺忘。

 

 

 

博爾赫斯·老夫人

 

 

1941年1月14日，瑪麗亞·胡斯蒂娜·魯維奧·德豪雷吉整整一百歲。她是參加過獨立戰爭的軍人中唯一健在的後代。

 

她的父親馬裏亞諾·魯維奧上校算得上一個小有名氣的人物。上校出身於外省莊園主家庭，生在施恩會教區，在安第斯軍裏當過上尉，參加了恰卡布科戰役，經歷了坎恰拉亞達的挫折，曾在馬伊普作戰，兩年後又參加阿雷基帕的戰鬥。據說，在阿雷基帕戰役前夕，阿塞·奧拉瓦裏亞和他交換了佩劍，互相勉勵。著名的塞羅阿爾托戰役發生在1823年4月初，由於是在山谷展開的，也稱塞羅貝爾梅霍戰役。委內瑞拉人總是妒忌我們的榮耀，把這一勝利歸功於西蒙·玻利瓦爾將軍，可是公正的觀察家，阿根廷的歷史學家，不會輕易受騙，知道勝利的桂冠應屬於馬裏亞諾·魯維奧上校。是他率領一團哥倫比亞輕騎兵，扭轉了那場勝負難分的馬刀和長矛的戰鬥，為後來同樣著名的阿亞庫喬戰役作了準備。那次戰役他也參加了，並且受了傷。1827年，他在阿爾韋亞爾直接指揮下在伊圖紮因戈英勇作戰。他雖然和羅薩斯有親戚關系，卻站在拉瓦列一邊，在一次他稱之為馬刀比試的戰鬥中擊潰了遊擊隊。中央集權派失敗後，他移居烏拉圭，在那裏結了婚。大戰期間，他死於奧裏韋白黨軍隊圍困下的蒙得維的亞。當時他四十四歲，幾乎算是老了。他和詩人弗洛倫西奧·巴萊拉是朋友。軍事學院的教官們很可能不讓他畢業；因為他雖然經歷過不少戰役，可是從沒有參加學院考試。他留下兩個女兒，瑪麗亞·胡斯蒂娜是小女兒，也是我們要介紹的。

 

1853年末，上校的遺孀帶了兩個女兒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安置下來。她們沒能收回被獨裁者充公的鄉間產業，那些失去的遼闊的土地雖然從未見過，卻久久留在記憶中。瑪麗亞·胡斯蒂娜十六歲時和貝爾納多·豪雷吉醫師結了婚，貝爾納多不是軍人，卻在帕馮和塞佩達打過仗，黃熱病流行期間，他行醫染病身亡。他留下一男二女；長子馬裏亞諾是稅務稽查員，想寫一部關於他父親的詳細傳記，常去國立圖書館和檔案館查閱資料，但沒有完成，也許根本沒有動筆。大女兒瑪麗亞·埃爾維拉和她的表哥，在財政部工作的薩阿韋德拉，結了婚；二女兒胡利亞嫁給莫利納裏先生，他的姓雖然像意大利人，其實是拉丁文教授，很有學問。我不談孫子和重孫輩了；讀者已經可以想像出這是一個體面然而沒落的家庭，具有史詩般的家史和一個在流亡中出生的女兒。

 

他們默默無聞地住在巴勒莫，離瓜達盧佩教堂不遠，據馬裏亞諾回憶，坐有軌電車時可以望見那裏水塘邊幾間外墻未經粉刷的小磚屋，不像後來那種用鍍鋅鐵皮搭的棚屋那麼寒酸；當時的貧困不如現在工業化給我們帶來的貧困那麼嚴重。當時的財富也不像現在這麼多。

 

魯維奧家住在一個百貨商店樓上。樓梯安在一側，很狹窄；欄桿在右面，通向一個陰暗的門廳，廳裏有一個衣架和幾把扶手椅。門廳進去是小客廳，裏面有些布面的椅子，再進去是飯廳，放著桃花心木的桌椅和一個玻璃櫃於。鐵皮百葉窗老是關著，光線暗淡。我記得屋裏總有一股陳舊的氣味。最裏面是臥室、衛生間、盥洗室和女傭的房間。家裏沒有多少書籍，只有一卷安德拉德的詩集，一本有關上校的評述，書後有手寫的補充，一部蒙坦納和西蒙編的西班牙一美洲詞典，當初由於分期付款，並且奉送一個擱詞典的小書架，才買下這部詞典。他們有一筆老是滯後寄來的退休金，和洛馬斯德薩莫拉的一塊土地的租金收入，那是以前大量地產中僅存的一小塊。

 

在我故事所敘說的時期，老夫人和寡居的胡利亞以及她的一個兒子住在一起。她仍舊痛恨阿蒂加斯、羅薩斯和烏爾基薩；第一次歐洲戰爭使她痛恨那些她知之甚少的德國人，對她說來，那次戰爭同1890年的革命和塞羅阿爾托的沖鋒一般模糊。1932年以後的印象逐漸淡忘；常用的比喻是最好的，因為只有它們才是真實的。當然，她信奉天主教，但這並不意味著她信奉三位一體的上帝和靈魂不朽之說。她兩手數著念珠，喃喃念著她不太明白其中意義的禱告詞。她習慣於過聖誕節，不過復活節和主顯節；習慣於喝茶水，不喝馬黛。對她來說，新教、猶太教、共濟會、異端邪說、無神論等等都是同義同，不說明任何問題。她像父輩們那樣從不用"西班牙人"一詞，而用"哥特人"。1910年，她不相信來訪的西班牙公主談吐居然出乎意料地像西班牙移民，而不像阿根廷貴婦人。這個讓人困惑的消息是她女婿喪禮時一個有錢的親戚告訴她的，此人平時從不登門，有關她的新聞在報紙社交欄裏經常可以看到。豪雷吉夫人喜歡用老地名；她平時提到的是藝術街、寺院街、平治街、慈悲街、南長街、北長街、公園廣場、前門廣場。家裏人助長了她這些脫口而出的老話，他們不說烏拉圭人而說東岸人。老夫人從不出門；也許她根本沒有想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一直在起變化，在擴展。最早的印象是最生動的；在老夫人心目中，家門外的城市還是早在他們不得不遷出市中心以前的模樣。那時候，牛拉的大車在六月十一日廣場歇腳，巴拉加斯別墅區散發著雕謝的紫羅蘭芳香。我近來夢見的都是死去的親友，她最近常說這種話。她並不笨，但據我所知，她從未享受過知性的樂趣；她有的先是記憶，後是遺忘的樂趣。她一向很寬容。我記得她安詳明亮的眼睛和微笑的模樣。誰知道這個曾經很漂亮的、如今心如死灰的老婦人有過什麼人一般的激情呢？她喜愛那些同她相似的、無聲無息地生存的花草，在屋裏養了幾盆秋海棠，有時撫弄她已看不清的葉子。1929年後，她變糊塗了，用同樣的詞句，按同樣的順序，像念天主經似的講過去的事情，我懷疑那些事情已經和印象對不上號了。她對食物也沒有什麼辨別能力，給她什麼就吃什麼。總之，她自個兒過得很滋潤。

 

據說，睡眠是我們最神秘的行為。我們把三分之一的生命用於睡眠，卻對它缺乏了解。對於某些人來說，它無非是清醒狀態的暫時消失；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它是一種同時包含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相當復雜的狀態；對於再有一些人，它則是一連串不間斷的夢。如果說豪雷吉夫人平靜地過了十年渾渾噩噩的時間，也許是錯誤的；那十年中的每時每刻都可能是既無過去、也無將來的純粹的現在。我們以日日夜夜、日歷的數百頁紙張、種種焦慮和事件來計算的現在，並不使我們感到驚異；它是我們每天早晨有記憶之前到每天晚上睡眠之前的經歷。我們每天的經歷是老夫人的雙倍。

 

我們已經看到，豪雷吉家的處境有點虛幻。他們自以為屬於貴族，貴族階級卻不認他們；他們是名門之後，歷史書上卻不常提到他們那位顯赫的祖先的名字。有一條街道確實以那位祖先命名，可是知道那條街道的人很少，幾乎埋沒在西區公墓深處。

 

日子來近了。1月10日，一位穿制服的軍人上門送達部長本人簽署的信件，通知14日將登門拜訪。豪雷吉家把這封信拿給所有的街坊們看，著重指出信箋的印記和親筆簽名。新聞記者開始前來采訪。豪雷吉家向他們提供種種資料；顯然他們都聽說過魯維奧上校其人。素昧平生的人打電話來希望得到邀請。

 

全家人為那個重要的日子辛勤準備。他們給地板上蠟，擦拭窗玻璃，撣掉蜘蛛網，擦亮桃花心木家具和玻璃櫃子裏的銀器，變換房間的布置，揭開客廳裏鋼琴的蓋子，露出絲絨的琴鍵罩。人們進進出出，忙碌非常，唯有似乎什麼都不明白的豪雷吉夫人置身事外。她微笑著；胡利亞讓女傭幫忙，準備入殮似的把她打扮了一番。來賓進門首。先看到的是上校的油畫像，畫像右下方擱著那把久經戰鬥的佩劍。家裏生活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把劍賣掉，他們打算以後捐贈給歷史博物館。一位殷勤的鄰居搬來一盆天竺葵，借給他們做裝飾。

 

聚會預計七點鐘開始。請柬上的時間訂在六點半，因為他們知道誰都不願意準時到場，像插蠟燭似的傻等著，七點十分，一個客人的影子都沒有；家人們悻悻地議論不守時的優缺點。埃爾維拉自以為是準時到的，他說讓別人久等是不可饒恕的失禮；胡利亞重復她丈夫的意見說遲到是一種禮貌，因為大家都遲到的話，誰也不會感到窘迫。七點十五分，屋裏擠滿了人。街坊們看到菲格羅亞夫人的汽車和司機，欣羨不已，她雖然從不請街坊們去做客，街坊們仍舊熱情接待她，免得有人以為他們只在主教的葬禮上才見面。總統派了副官前來，那位和藹可親的先生說，能和塞羅阿爾托戰役的英雄的女兒握手是他莫大的榮幸。部長要提前退席，念了一個簡短的講話稿，講話中提到聖馬丁的地方比提到魯維奧上校為多。老夫人坐在大扶手椅裏，墊了好幾個枕頭，時不時耷拉下腦袋或者落掉手裏的折扇。一批名門閨秀在她面前唱了國歌，她似乎沒有聽到。攝影師們根據藝術要求請來賓們擺出種種姿勢，連連使用鎂光燈。紅白葡萄酒不夠喝了，又開了幾瓶香棋。豪雷吉夫人一句話也沒說：她也許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了。從那晚開始，她便臥床不起。

 

外人離去後，豪雷吉家吃了一些冷食當晚飯。煙葉和咖啡的氣味蓋過了淡淡的安息香味。

 

第二天的晨報和日報克盡厥職地撒了謊；贊揚英雄的女兒的奇跡般的記憶力，說她是"阿根廷百年歷史的活檔案"。胡利亞想讓她也看看這些報導。老夫人在昏暗的房間裏閉著眼睛，一動不動。她沒有發燒；醫生替她作了檢查，宣布一切正常。幾天後，老夫人溘然去世。大批客人的闖入、前所未有的混亂、鎂光燈的閃爍、部長的講話、穿制服的人、頻頻握手、開香擯酒的瓶塞聲響，這一切加速了她的死亡。她或許以為玉米棒子黨又來了。

 

我想到塞羅阿爾托的陣亡的戰士們，想到死於馬蹄踐踏的美洲和西班牙的被遺忘的人們；我想，一個多世紀之後，秘魯那場馬刀長矛的混戰的最後的犧牲者是一位老夫人。

 

 

 

博爾赫斯·決鬥

 

 

獻給胡安·奧斯瓦爾多·維維亞諾

 

我故事的兩個主角之一，菲格羅亞夫人，把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介紹給我，他沒有忽視歷史，在那方面用了一百多頁諷刺和溫情的篇幅，其中穿插著復雜並且故意含混的對話，可能還添加了一些過分虛假的感情色彩。不同的地理背景：倫敦或波士頓，並沒有改變本質的東西。我們的故事既然發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我也就不加更動了。我只談梗概，因為描寫它緩慢的演變過程和世俗的環境不符合我的文學創作習慣。對我說來，寫下這個故事只是一件順便的小事。我要提請讀者註意的是情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和局面形成的原因。

 

克拉拉·格倫凱恩·德·菲格羅亞性情高傲，身材高挑，頭發像火一般紅。她才華並不出眾，智力不及理解力那麼強，但能欣賞別人，包括別的女人的才華。她心胸寬闊，兼容並包；喜愛世界的豐富多彩；也許正由於這個原因，她到處旅行。她知道命中註定的環境有時是毫無道理的儀式的組合，但這些儀式使她感到有趣，便認真執行。她很年輕的時候奉父母之命和伊西多羅·菲格羅亞博士結了婚，博士曾經出任阿根廷駐加拿大的大使，後來辭去了職務，理由是在電報、電話普及的時代，大使館不合時代潮流，只能增加負擔。他的決定招來同事們的普通恚恨；克拉拉喜歡渥太華的氣候——說到頭，她畢竟有蘇格蘭血統——何況大使夫人的身份並不讓她感到討厭，但她沒有反對博士的主張。之後不久，菲格羅亞去世了；克拉拉經過幾年猶豫和思索，決定從事繪畫，這一決定或許是從她的朋友瑪爾塔·皮薩羅的榜樣得到的啟發。

 

人們提起瑪爾塔·皮薩羅時，都說她和聰明過人的、結婚後又離異的內利達·薩拉像是一對姐妹。

 

在選擇畫筆之前，瑪爾塔·皮薩羅也曾考慮過從事文學。她原可以用法文寫作，因為她習慣於閱讀法文書籍；西班牙文是她在家裏使用的工具，正如科連特斯省的太太們使用瓜拉尼語一樣。她在報刊上經常可以看到盧戈內斯和馬德裏人奧爾特加一加塞特的作品；那兩位大師的風格證實了她的猜測：她命中註定要使用的語言只適於炫示辭藻，不適於表達深邃的思想或澎湃的激情。她的音樂知識限於參加音樂會時不會出乖露怯。她是聖路易斯人；她精心繪制了胡安·克裏索斯托莫·拉菲努爾和帕斯誇爾·普林格斯上校的肖像，作為她的繪畫生涯的開端，不出所料，那些畫像果然由省博物館收購。她從本鄉本土的名人的肖像畫轉向布宜諾斯艾利斯古老房屋的風景畫，用文靜的色彩描繪優雅的庭院，不像別人那樣處理得俗不可耐。有人——當然不是菲格羅亞夫人——說她的藝術具備19世紀熱那亞藝術大師的韻味。克拉拉·格倫凱恩和內利達·薩拉（據說薩拉對菲格羅亞博士曾有好感）之間一直存在某種敵對的態度；她們兩人明爭暗鬥，瑪爾塔只是工具而已。

 

眾所周知，這一切是在別的國家開始的，最後才傳到我們的國家。眾多的例子之一是那個名為具體或抽象的畫派，由於蔑視邏輯和繪畫語言，今天已經很不公正地遭到遺忘。那一派振振有詞說，音樂既然可以創造一個特有的聲音世界，那麼音樂的姐妹，繪畫，當然也可以嘗試我們所見事物的沒有呈現出來的色彩和形式。李·卡普蘭說，他的繪畫雖然不受資產階級青睞，但完全遵照《聖經》裏不準人類塑造偶像的禁律（伊斯蘭教也有同樣的規矩）。他認為，繪畫藝術的真正傳統遭到丟勒或倫勃朗之類的異端分子的歪曲，而反對偶像崇拜的人正在恢復它。攻擊他的人則說他乞靈於地毯、萬花筒和領帶的圖案。美學革命提供了不負責任的、不費力氣的誘惑；克拉拉·格倫凱恩選擇了抽象畫的道路。她一向崇拜特納；打算靠她尚未確立的輝煌成就來弘揚具體藝術。她穩紮穩打地工作著，有的作品推倒重來，有的棄而不用，1954年冬天，在蘇帕查街一家專門陳列當時流行的所謂先鋒派作品的畫廊裏展出了一系列蛋黃彩畫。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公眾的一般反應還算良好，但是該派的機關刊物抨擊了違反常規的形式，說那些簡單的圓圈和線條即使不屬象征性的，至少使人聯想到落日、叢林或者海洋的混亂景象。克拉拉·格倫凱恩暗自好笑。她想走現代派的道路，卻被現代派拒之門外。她專心工作，不問成果。這個插曲並不能影響她的繪畫風格。

 

隱秘的決鬥已經開始。瑪爾塔不僅是藝術家，她還熱衷於可以稱為藝術管理的工作，在一個名叫喬托畫社的協會裏擔任秘書。1955年中期，她設法讓已經是會員的克拉拉在協會新的領導班子裏充當發言人。這件事表面上無足輕重，但值得細細揣摩。瑪爾塔幫了她朋友的忙，然而不容置疑而有點神秘的是，有惠於人的人比受惠的人高出一籌。

 

1960年，"兩枝具有國際水平的畫筆"——請原諒這句套話——競選一等獎。年長的一位候選者用濃重的油彩表現了一個斯堪的那維亞型的高大的高喬人的兇悍形象；他的年輕得多的對手努力用毫無聯系的筆觸贏得了喝彩和驚愕。評委們都已年過半百，唯恐人們說他們觀點落後，心裏盡管厭惡，仍傾向於進行表決。經過激烈辯論後，大家意見不能統一，起先還註意禮貌，後來感到膩煩了。第三次討論時，有人提出：

 

"我認為乙畫不好；實際上我覺得還不及菲格羅亞夫人的作品。"

 

"您投她一票嗎？"

 

"不錯，"前者賭氣說。

 

當天下午，評委們一致同意把獎項授予克拉拉·格倫凱恩。她人品好，人緣也好，常在她的比拉爾的別墅舉行招待會，一流的刊物派記者前去采訪攝影。這次祝賀晚宴是瑪爾塔組織提供的。克拉拉發表了簡短得體的講話，向她表示感謝；她說傳統和創新、常規和探索之間並不存在對抗，實際上，傳統是由長年累月的探索形成的。出席展覽會的有不少社會名流，幾乎全體評委，以及個別畫家。

 

我們認為偶然性總是差強人意，而其他機會要好一些。高喬崇拜和幸福向往是都市人的懷舊心理；克拉拉·格倫凱恩和瑪爾塔厭煩了一成不變的閑適生活，向往那些畢生致力於創造美好事物的藝術家的世界。我猜想，天堂裏的有福之人大概認為那裏的優點被從未到過天堂的神學家們誇大了。被打入地獄的人也許並不覺得地獄裏總是可怕的。

 

兩年後，第一屆拉丁美洲造型藝術國際代表大會在卡塔赫納市舉行。各個共和國都派出代表。會議主題很有現實意義：藝術家能否擺脫地方色彩？能否回避本鄉本土的動植物，不涉及具有社會性質的問題，不附和反對撒克遜帝國主義的鬥爭，等等？菲格羅亞博士在出任駐加拿大大使前曾經在卡塔赫納擔任外交職務；克拉拉為上次得獎而自豪，希望這次以藝術家的身份舊地重遊。這一希望落了空；政府指定瑪爾塔·皮薩羅為代表。根據駐布宜諾斯艾利斯記者們不偏不倚的看法，她的成績雖然不老是令人信服，還算得上是傑出的。

 

生活要求激情。兩個女人在繪畫中，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在繪畫促成她們之間的關系中，找到了激情。可以說，克拉拉·格倫凱恩是為了瑪爾塔，為了想壓倒她而繪畫的；她們互為對方作品的評判和孤獨的觀眾。我不可避免地在那些如今已無人欣賞的畫幅中註意到了她們之間的一種相互影響。不應忘記，她們兩人是有好感的，在那場隱秘的決鬥中，兩人一貫光明磊落。

 

在此期間，年紀已經不輕的瑪爾塔拒絕了一次結婚的機會；她只關心她的鬥爭。

 

1964年2月2日，克拉拉·格倫凱恩死於動脈瘤。報上刊登了有關她的大幅訃告，在我們的國家裏，這仍舊必不可少，因為婦女被認為是一個性別的成員，而不是個人。除了匆匆提到她對繪畫的愛好和高雅的品位外，大量文字用於敘說她的虔誠、善良、一貫的幾乎隱名的善舉、她顯赫的家世——格倫凱恩將軍曾參加巴西戰役——以及她在上層社會裏的傑出地位。瑪爾塔覺得她的生活已經沒有意義。她從未像現在這樣感到空虛。她想起了早期的情景，便在國立藝術館展出一幅樸素的克拉拉的畫像，是用她們兩人都喜愛的英國大師們的筆法繪制的。有人評論說這是她最優秀的作品。此後，她再也沒有拿起畫筆。

 

只有少數幾個親密朋友註意到那場微妙的決鬥，其中既無失敗也無勝利，甚至沒有值得一提的沖突或其他明顯的情況。唯有上帝（我們不了解他的審美愛好）才能授予最後的桂冠。在黑暗中運行的歷史將在黑暗中結束。

 

 

博爾赫斯·決鬥（另篇）

 

 

多年前一個夏天的傍晚，小說家卡洛斯·雷伊萊斯的兒子卡洛斯在安德羅格對我講了下面的故事。長期積怨的歷史及其悲慘的結局如今在我記憶裏已和藍案樹的藥香和鳥叫混在一起。

 

我們和往常一樣，談論的是阿根廷和烏拉圭的混亂的歷史。卡洛斯說我肯定聽人提到胡安·帕特裏西奧·諾蘭其人，他以勇敢、愛開玩笑、調皮搗亂出名。我撒謊說知道這個人。諾蘭是1890年前後去世的，但人們仍常像想念朋友似的想起他。也有說他壞話的人，這種人總不缺少。卡洛斯把他許多胡鬧行為中的一件講給我聽。事情發生在泉城戰役前不久；主角是塞羅拉爾戈的兩個高喬人，曼努埃爾·卡多索和卡曼·西爾韋拉。

 

他們之間的仇恨是怎麼形成的，原因何在？那兩個人除了臨終前的決鬥之外沒有驚人的事跡，一個世紀以後怎麼能勾起他們隱秘的故事？雷伊萊斯父親家的一個工頭，名叫拉德雷查，"長著老虎般的胡子"，從老輩人嘴裏聽到一些細節，我現在照搬過來，對它們的真實性信心不是很大，因為遺忘和記憶都富有創造性。

 

曼努埃爾·卡多索和卡曼·西爾韋拉的牧場是毗連的。正如別的激情一樣，仇恨的根源總是曖昧不清的，不過據說起因是爭奪幾頭沒有烙印的牲口或者是一次賽馬，西爾韋拉氣力比較大，把卡多索的馬擠出了賽馬場。幾個月後，兩人在當地的商店裏一對一地賭紙牌，摸十五點；西爾韋拉每盤開始時都祝對手好運，但最後把對手身邊的錢統統贏了過來，一枚銅幣都沒給他留下。他一面把錢裝進腰包，一面感謝卡多索給他上了一課。我認為他們那時候幾乎幹了起來。爭吵十分激烈；在場的人很多，把他們拆開了。當時的風氣粗獷，人們動輒拔刀相見；曼努埃爾·卡多索和卡曼·西爾韋拉的故事獨特之處在於他們無論在傍晚或清晨不止一次地會動刀子，而直到最後才真幹。也許他們簡單貧乏的生活中除了仇恨之外沒有別的財富，因此他們一直蓄而不泄。兩人相互成了對方的奴隸而不自知。

 

我不知道我敘述的這些事究竟是果還是因。卡多索為了找些事做，並不真心實意地愛上了一個鄰居的姑娘塞爾維利安娜；西爾韋拉一聽說這事，就按自己的方式迫求那姑娘，把她弄上手，帶到牧場。過了幾個月，覺得那個女的煩人，又把她趕走。女人一氣之下去投奔卡多索；卡多索同她睡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把她打發走了。他不願要對手的殘羹剩飯。

 

在塞爾維利安娜事件前後，那些年裏又出了牧羊犬的事。西爾韋拉特別寵愛那條狗，給它起名"三十三"。後來狗失蹤了，在一條溝裏發現了它的屍體。西爾韋拉一直懷疑有人投了毒。

 

1870年冬季，阿帕裏西奧革命爆發時，他們兩人正好在上次賭牌的那家酒店。一個巴西混血兒率領了一小隊騎馬來的起義者向酒店裏的人動員，說是祖國需要他們，政府派的壓迫再也不能忍受，向在場的人分發白黨標誌，大家並沒有聽懂這番話的意思，但都跟著走了，甚至沒有向家人告別。曼努埃爾·卡多索和卡曼·西爾韋拉接受了命運的安排；當兵的生活並不比高喬人的生活艱苦。幕天席地枕著馬鞍睡覺對他們並不是新鮮事；他們習慣於宰牲口，殺人當然也不困難。他們想像力不多，從而不受恐懼和憐憫的支配，雖然沖鋒陷陣之前有時也感到恐懼。騎兵投入戰鬥時總能聽到馬鐙和兵器的震動聲。人們只要開始時不負傷就自以為自己刀槍不入了。他們認為領餉是天經地義的事。祖國的概念對他們比較陌生；盡管帽子上帶著標誌，他們為哪一方打仗都一樣。他們學會了使用長矛。在前進和後撤的行軍過程中，他們終於覺得雖然是夥伴，仍舊可以繼續相互為敵。他們並肩戰鬥，但據我們所知，從不交談。

 

1871年秋季形勢不利，他們的氣數已盡。

 

戰鬥前後不到一小時，是在一個不知名的地點進行的。地名都是歷史學家們事後加上的。戰鬥前夕，卡多索躡手躡腳走進指揮官的帳篷，低聲請求說，如果明天打勝仗，留個紅黨俘虜給他，因為他迄今沒有砍過人頭，想試試究竟是怎麼回事。指揮官答應了他，說是只要他表現勇敢，就讓他滿足這一心願。

 

白黨人數較多，但對方武器精良，占據山同有利地形把他們殺得死傷狼藉。他們兩次沖鋒都沒能沖上山頂，指揮官受了重傷，認輸投降。對方應他的要求，就地殺死了他，免得他受罪。

 

白黨士兵放下了武器。指揮紅黨軍隊的胡安·帕特裏西奧·諾蘭十分繁瑣地布置了慣常的俘虜處決。他是塞羅拉爾戈人，對於西爾韋拉和卡多索之間的宿怨早有所聞。他把兩人找來，對他們說：

 

"我知道你們兩人勢不兩立，早就想拼個你死我活。我有個好消息告訴你們；太陽下山之前，你們就能表明誰是好漢。我讓你們每人脖子上先挨一刀，然後你們賽跑。上帝知道誰獲勝。"

 

把他們押來的士兵又把他們帶了下去。

 

消息很快就傳遍整個宿營地。諾蘭事先決定賽跑是下午活動的壓軸戲，但是俘虜們推出一個代表對他說他們也想觀看，並且在兩人之中一人身上下賭註。諾蘭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同意俘虜們的請求；於是大家紛紛打賭，賭註有現錢、馬具、刀劍和馬匹，本來這些東西應該及時交給遺孀和親戚的。天氣熱得出奇；為了保證大家午睡，活動推到四點鐘開始（他們花了好大勁才叫醒西爾韋拉）。諾蘭按照當地白人的風俗，又讓大家等了一小時。他和別的軍官們談論勝利；馬弁端了茶壺進進出出。

 

泥土路兩邊帳篷前面是一排排的俘虜，坐在地上，雙手反綁，免得他們鬧事。不時有人罵娘，一個俘虜開始念祈禱文時，幾乎所有的人都顯得吃驚。當然，他們抽不了煙。現在他們不關心賽跑了，不過大家還是觀看。

 

"他們也要吹我的燈，"一個俘虜含著妒意說。

 

"不錯，不過是成堆幹的，"旁邊一個說。

 

"跟你一樣，"對方頂了他一句。

 

一個軍士長用馬刀在泥土路上畫一道橫線。西爾韋拉和卡多索給松了綁，以免影響他們奔跑。兩人相距四公尺左右。他們在起跑線後面站好；有幾個軍官請求他們別對不起人，因為對他們的希望很大，押在他們身上的賭註可觀。

 

西爾韋拉由混血兒諾蘭處置，諾蘭的祖輩無疑是上尉家族的奴隸，因此沿用了諾蘭這個姓；卡多索由一個正規的劊子手處置，那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科連特斯人，為了讓受刑人安心，他總是拍拍受刑人的肩膀說："別害怕，朋友；娘兒們生孩子比這更遭罪。"

 

兩人身子朝前傾，急於起跑，誰都不看對手。

 

諾蘭上尉發出訊號。

 

混血兒諾蘭為自己擔任的角色驕傲，一激動手下失掉了準頭，砍了一條從一側耳朵連到另一側耳朵的大口子；科連特斯人幹得於凈利落，只開了一個窄窄的口子。鮮血從口子裏汩汩冒出來；兩個人朝前跑了幾步，俯面趴在地上。卡多索摔倒時伸出胳臂。他贏了，不過自己也許根本不知道。

 

 

博爾赫斯·瓜亞基爾

 

 

我不必看伊格羅塔山峰在普拉西多灣洋面上投下的倒影，不必去西岸共和國，不必在圖書館裏辨認玻利瓦爾的手跡，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完全可以揣摩出它確切的形狀和難解的謎團。

 

我把前面一段文字重新看了一遍，準備接著往下寫時，它那憂傷而又誇大的筆調使我感到驚訝。一提那個加勒比海的共和國，似乎不能不遙想到它的大名鼎鼎、筆力千鈞的歷史學家何塞·科澤尼奧夫斯基，但是就我的情況而言，還有另一個理由。我寫第一段的隱秘的目的是給一個令人痛心而又無足輕重的事件增添一些傷感色彩。我把經過情況和盤托出；或許有助於我對事件的理解。此外，如實說出一件事情的時候，行為人就成了見證人，觀察者和敘說者就不再是執行者了。

 

事情是上星期五發生的，地點就在我目前寫作的這個房間，時間也是下午這會兒，不過天氣沒有現在這麼涼快。我知道我們傾向於忘掉不愉快的事；因此，我得在淡忘之前趕緊記下我同愛德華多·齊默爾曼博士的對話。我現在的印象仍很清晰。

 

為了便於理解，我先得回顧一下玻利瓦爾幾封信件的奇特的經歷。阿韋亞諾斯博士著有一部《五十年混亂史》，原稿在眾所周知的情況下據說已經遺失，但由他的孫子裏卡多·阿韋亞諾斯博士於1939年發現出版，玻利瓦爾的信件就是從老博士的資料中發掘出來的。根據我從各種刊物收集來的資料判斷，這些信件意義不大，但有一封1822年8月23日從卡塔赫納發出的信件卻非同小可，"解放者"在信裏談到他和聖馬丁將軍會晤的細節。玻利瓦爾如果在文件裏披露了瓜亞基爾會晤的情況，即使只有一小部分，它的價值怎麼估計也不會過高。裏卡多·阿韋亞諾斯博士一向堅決反對文牘主義，不願把信交給歷史研究所，卻想提供給拉丁美洲的共和國。我們的大使梅拉薩博士的工作十分出色，阿根廷政府首先接受了這一無私的奉獻。雙方商定由阿根廷政府派代表前去西岸共和國首都蘇拉科，把信件抄錄下來，在國內發表。我擔任美洲歷史教授的那所大學的校長向部長推薦我去完成那一使命；由於我又是國立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基本上得到該所的一致認可。部長接見我的日期已經定了下來，卻有消息說南方大學提出，由齊默爾曼博士作為他們的人選，我只能假設南方大學事先不清楚我們的決定。

 

讀者也許知道，齊默爾曼是一個編纂歷史的外國學者，遭到第三帝國驅逐，如今是阿根廷公民。他的工作無疑是值得表彰的，但我只看到一篇他根據後世參考羅馬歷史學家的評論而寫的、為迦太基猶太共和國辯護的文章，以及一篇主張政府的職能不應是明顯和痛苦的論文似的東西。這一論點理所當然地遭到馬丁·海德格爾的堅決駁斥，他用報刊標題的影印件證明，現代的國家首腦遠非默默無聞的人物，而是喜愛人民戲劇的主角、贊助人和領舞，有華麗的舞臺布景為他襯托，會毫不猶豫地運用演說技巧。他還證實齊默爾曼有希伯來血統（為了不明說猶太血統）。這位令人尊敬的存在主義者的文章直接促使了我們的客人流亡國外，闖蕩世界。

 

毫無疑問，齊默爾曼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目的是為了晉見部長；部長通過秘書建議我和齊默爾曼談談，讓他了解情況，避免兩所大學鬧得不痛快。我自然同意。我回到家裏時，家裏人說齊默爾曼博士已經來電話通知下午六時來訪。大家知道，我住在智利街。六點正，門鈴響了。

 

作為平頭百姓，我親自去開門，帶他進我的書房。他在庭院裏站住，打量了一下周遭；黑白兩色的地磚、兩株玉蘭樹和雨水池引起他一番評論。我覺得他有點緊張。他沒有特別的地方：年齡四十左右；腦袋顯得稍稍大了一些。他戴茶晶眼鏡；有一次摘下來，隨即又戴好。我們互相寒暄時，我得意地發覺自己比他高一點，但馬上為自己的得意感到慚愧；因為我們畢竟不進行體力或智力的搏鬥，只是可能不太舒服地澄清問題。我不善於或者根本不會觀察別人，但是我記得他那身別扭的打扮，讓我想起某位詩人描寫醜陋時的醜陋語言。至今我仍記得他衣服的顏色藍得刺眼，紐扣和口袋太多。他的領帶像是魔術師的雙扣套索。他帶著一個皮公文包，估計裏面全是文件。他留著兩撇軍人似的小胡於；談話時點燃了一枝雪茄煙，當時給我的印象是那張臉上的東西太多了。太擁擠了，我想道。

 

語言的連續性不恰當地誇大了我們所說的事實，因為每個字在書頁上占一個位置，在讀者心裏占一個瞬間；除了我列舉的細節外，那個人給人以經歷坎坷的印象。

 

書房裏有參加過獨立戰爭的我的曾祖父的一幀橢圓形照片和一個放著佩劍、勛章和旌旗的玻璃櫃子。我把那些有光榮歷史的舊物指點給他看，還作一些說明；他像是完成任務似的迅速掃視一下，無意識而機械地接過我的話頭，有時不免顯得自以為是。例如，他說：

 

"不錯。胡寧戰役。1824年8月6日。華雷斯的騎兵的沖鋒。"

 

"蘇亞雷斯的騎兵，"我糾正他說。

 

我懷疑他故意說錯名字。他仿佛東方人那樣攤開雙臂驚呼道：

 

"我的第一個錯誤，並且不會是最後一個！我這些知識是從書本上看來的，容易搞混；您對歷史卻有鮮明的記憶。"

 

他發音不準，"勒""納"不分。

 

這類恭維並不使我高興。屋裏的書籍卻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幾乎深情地瀏覽那些書名，我記得他是這麼說的：

 

"啊，叔本華，他總是不信歷史……格裏澤巴赫印刷的版本，我在布拉格的家裏有一本一模一樣的，我原希望和那些稱心的書本為友，安度晚年，然而正是歷史，體現在一個瘋子身上的歷史，把我趕出了我的那個家、那個城市。如今我和您在一起，在美洲，在您府上……"

 

他說話很快，但不準確；西班牙語發音裏帶著明顯的德語口音。

 

我們已經坐好，我借他的話切入正題。我對他說：

 

"這裏的歷史比較仁慈。我在這棟房屋裏出生，打算在這裏老死了。這柄劍陪伴我的曾祖父轉戰美洲，最後給帶到這裏；我在這裏對過去進行思考，寫我的書。幾乎可以說我從未離開過這間書房，可是現在我終於要出去了，到我只在地圖上見過的國度去開開眼界。"

 

我微微一笑，淡化剛才說的可能過頭的話。

 

"您指的是加勒比海的某個共和國嗎？"齊默爾曼說。

 

"正是。我不久就要動身了，承蒙您在我離開之前來訪，"我說。

 

特裏尼達替我們端來了咖啡。我自信地接著緩緩說：

 

"您大概已經知道部長給了我任務，派我去抄錄阿韋亞諾斯博土資料裏偶然發現的玻利瓦爾的信件，並且撰寫一篇緒言。這一任務是我一生工作的頂峰，有機會由我來做實在太幸運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我生而有之、在我血管裏流動的東西。"

 

我把該說的話說了出來，松了一口氣。齊默爾曼似乎沒有聽進去；他不瞧我的臉，卻望著我身後的書籍，含含糊糊地點點頭，著重說：

 

"在血管裏流動。您是真正的歷史學家。您的人在美洲土地上馳騁，進行偉大的戰役，而我的人默默無聞，在猶太人區裏幾乎擡不起頭。用您雄辯的語言來說，歷史在您血管裏流動；您只要傾聽它隱秘的流動聲就夠了。我不一樣，我必須到蘇拉科去辨認文件，可能是偽托的文件。請相信我，博士，您的條件讓我妒忌。"

 

他的話裏沒有流露出挑戰或者嘲弄；而是表達一種意願，使未來成為不可逆轉的既成事實的意願。他的論點並不重要；有力的是他的為人，他的雄辯。齊默爾曼像講課似的悠悠地接著說：

 

"在玻利瓦爾研究方面（對不起，應該說聖馬丁），親愛的老師，您的地位已經確立。我還沒有看到玻利瓦爾那封有關的信件，但是不可避免或者合乎情理地猜測，玻利瓦爾寫那封信的目的是自我辯解。不管怎樣，那封受到炒作的信件向我們披露的，將是我們可以稱作玻利瓦爾派而不是聖馬丁派的情況。一旦公之於世，必須對它作出評估、審查，用批判的眼光加以甄別，必要時，加以駁斥。作出最後判斷的、最合適的人選將是洞察秋毫的您。如果按照科學的嚴格要求，您可以用放大鏡、手術刀、解剖刀！請允許我再補充一句，傳播這封信件的人的姓名將和信聯系在一起。這種聯系對您無論如何是不合適的。公眾發現不了細微的差異。"

 

我明白，我們再怎麼辯論下去到頭來仍是白費口舌。當時我或許已經感到了；為了避免同他正面沖突，我抓住一個細節，問他是不是真的認為信件是偽托的。

 

"就算是玻利瓦爾親筆寫的，"他回說，"也不說明裏面講的全是真話。玻利瓦爾可能欺騙對方，也可能是他自己搞錯了。您是歷史學家，是善於思考的人，您比我清楚，奧妙之處不在文字，在於我們本身。"

 

那些誇誇其談的空話讓我厭煩，我不客氣地指出，瓜亞基爾會晤時，聖馬丁將軍放棄了他的雄心壯誌，把美洲的命運交給了玻利瓦爾，我們周圍的眾多謎團裏，這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不解之謎。

 

齊默爾曼說：

 

"各種解釋都有……有人猜測聖馬丁落進了一個圈套；有人，例如薩緬托，認為聖馬丁受的是歐洲教育，在歐洲參加過對拿破侖的戰爭，對美洲的情況很不理解；再有，主要是阿根廷人，說他忘我無私，還有說他是由於心力交瘁。有些人甚至歸因幹某些共濟會性質的秘密社團。"

 

我指出，不管怎樣，能了解秘魯保護者和拉丁美洲解放者確切說過什麼話總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齊默爾曼斷然說：

 

"他們交談時說什麼話也許無關緊要。兩個人在瓜亞基爾相遇；如果一個壓倒了另一個，是因為他具有更堅強的意誌，不是因為他能言善辯。您明白，我沒有忘記我的叔本華。"

 

他微笑著補充說：

 

"語言，語言，語言。莎士比亞，無與倫比的語言大師，卻鄙視語言。不論在瓜亞基爾，還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或者布拉格，語言的分量始終不及人重。"

 

那時，我感到有什麼事正在我們中間發生，說得更確切些，已經發生了。我們仿佛已經不是原來的我們。書房裏暗了下來，還沒有點燈。我似乎漫無目的地問道：

 

"您是布拉格人，博士？"

 

"以前是布拉格人，"他答道。

 

為了回避中心問題，我說道：

 

"那準是一個奇特的城市。我沒有去過，但是我看的第一本德文書是梅林克寫的《戈勒姆》。"

 

齊默爾曼說：

 

"古斯塔夫·梅林克的作品裏只有這部值得記住。其余的作為文學作品相當差勁，作為通神論的作品更加糟糕，最好不去看。不管怎麼，那本夢中套夢的書裏確實表現了布拉格的奇特之處。布拉格的一切都很奇特，您也可以說，什麼都不奇特。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我在倫敦時，某個傍晚也有同樣的感覺。"

 

"您剛才談到意誌，"他說。"馬賓諾欽裏有個故事說兩位國王在山頂下棋，他們各自的軍隊在山下廝殺。一位國王贏了棋；傳令兵騎馬上山報告說，輸棋的那位國王的軍隊打了敗仗。人的戰鬥反映在棋盤上。"

 

"您瞧，魔法的作用，"齊默爾曼說。

 

我回答道：

 

"或者是意誌在兩種不同的戰場上的表現。凱爾特人也有一個故事講的是兩個有名的吟唱詩人的比賽。一個詩人彈著豎琴，從黎明唱到黃昏。星星和月亮爬上來時，他把豎琴交給對手。後者把琴擱在一邊，站起身。前者認輸了。"

 

"多麼睿智，多麼簡練！"

 

齊默爾曼驚嘆道。

 

他平靜後接著說：

 

"我得承認，我對不列顛知道得太少了，實在慚愧。您像白天一樣涵蓋了西方和東方，而我只局限於我的迦太基一角，現在我用少許美洲歷史來補充我的不足。我只能循序漸進。"

 

他的聲雕裏帶有希伯來和日爾曼的謙卑，但我認為他已經勝券在握，說幾句奉承我的話對他毫無損失。

 

他請我不必為他此行的安排費心（他說的是此行的"有關事宜"）。隨即從公文包裏取出一封早已寫好的給部長的信，信中用我的名義說明我辭去任務的理由和齊默爾曼博士的公認的資格，並且把他的自來水筆塞進我手裏，讓我簽名。他收好那封信時，我瞥見了他的已經確認的從埃塞薩到蘇拉科的飛機票。

 

他離去時，再次站在敘本華的作品前面說：

 

"我們的老師，共同的老師，有句名言：世上沒有不自覺的行為。如果您待在這座房屋，您祖傳的這座寬敞的房屋，是因為您內心想留在這裏不走。我尊重並且感謝您的決定。"

 

我一言不發地接受了他最後的施舍。

 

我送他到大門口。告別時，他說：

 

"咖啡好極了。"

 

我把這些雜亂無章的東西看了一遍，毫不遲疑地扔進火爐。這次會晤時間很短。

 

我有預感，我不會在這件事上再提筆了。我的主意已定。

 

 

博爾赫斯·馬可福音

 

 

故事發生在南方胡寧區的白楊莊園，時間是1928年3月底。主人公是一個名叫巴爾塔薩·埃斯比諾薩的醫科學生。我們不妨把他當成許許多多布宜諾斯艾利斯青年中的一個，除了善於演講，在拉莫斯·梅希亞英語學校不止一次得獎，以及心地極其善良之外，幾乎沒有值得一提的特點。他雖有口才，卻不喜歡辯論，寧願對話者比自己有理。他喜歡賭博的刺激，但輸的時候多，因為贏錢使他不快。他聰穎開通，只是生性懶散；年紀已有三十三歲，還沒有找到對他最有吸引力的專業，因此沒有畢業。他父親和同時代的紳士們一樣，是自由思想者，用赫伯特·斯賓塞的學說教導他，但是他母親在去蒙得維的亞之前，要他每晚念天主經，在身上畫十字。多年來他從未違反過這個諾言。他不缺勇氣；一天上午有幾個同學想強迫他參加罷課，他揮拳相向，不完全是因為憤怒，更多的是由於漠不關心。他生性隨和，有不少見解或習慣卻不能令人贊同，比如說，他不關心國家，卻擔心別地方的人認為我們還是用羽毛裝飾的野人；他景仰法國，但蔑視法國人；他瞧不起美國人，但贊成布宜諾斯艾利斯蓋起摩天大廈；他認為平原的高喬人騎術比山區的高喬人高明。當他的表哥丹尼爾邀他去白楊莊園過暑假時，他馬上同意，並不是因為他喜歡鄉村生活，而是因為他不願意讓別人掃興，因為他找不出適當的理由可以拒絕。

 

莊園的正宅很大，有點失修；總管住的偏屋離得很近。總管姓古特雷，一家三口人：父親、一個特別粗魯的兒子、一個不像是親生的女兒。三個人都瘦長，結實，骨架很大，頭發有點紅，面相像印第安人。他們幾乎不開口。總管的老婆死了好幾年。

 

埃斯比諾薩在鄉村逐漸學到一些以前不懂也不曾想到的東西。比如說吧，快到家時，馬不能騎得太快；不辦事的話，出門不騎馬。日子一長，聽了叫聲就能辨出是什麼鳥。

 

幾天後，丹尼爾要去首都敲定一筆牲口買賣。交易最多花一星期。埃斯比諾薩對他表哥的風流韻事和講究衣著打扮早已有些厭倦，寧肯留在莊園看看教科書。天氣悶熱，晚上都沒有涼意。拂曉時雷聲把他驚醒。風抽打著木麻黃。謝天謝地，埃斯比諾薩聽到了雨點聲。冷空氣突然來到。當天下午，薩拉多河泛濫了。

 

第二天，巴爾塔薩·埃斯比諾薩在走廊上望著水淹的田野，心想把潘帕草原比作海洋的說法至少在今天早上一點不假，盡管赫德遜寫道由於我們不是坐在馬背上或者站著，而是從船甲板上眺望，所以海洋看來並不大。雨一直不停；古特雷一家在這個得手礙腳的城裏人的幫助下救出大部分牛群，不過還是淹死了好幾頭。莊園與外界交通的四條道路統統被水淹沒。第三天，總管住的房子屋頂漏水，有坍塌的危險；埃斯比諾薩讓他們搬到正宅後面挨著工具棚的一個房間。遷移後，他們比以前接近；一起在大餐廳吃飯。交談很困難；古特雷一家人對鄉村的事情知道得很多，但是不會解釋。一晚，埃斯比諾薩問他們，當地人是不是記得軍區司令部設在胡寧時印第安人襲擊騷擾的情況。他們說記得，但問起查爾斯一世被處死的事時，他們也說記得。埃斯比諾薩想起他父親常說，鄉村裏長壽的人幾乎都是壞記性，或者日期概念模糊。高喬人往往記不清自己是哪一年生的，父親叫什麼名字。

 

整幢房子裏沒有什麼書，只有幾本《小莊園》雜誌、一本獸醫手冊、一部《塔巴雷》精裝本、一本《阿根廷的短角牛》、幾本色情或偵探故事書和一部新出版的小說《堂塞貢多·松勃拉》。古特雷一家都不識字，埃斯比諾薩為了打發晚飯後的時光，找些事做，便念兩章《松勃拉》給他們聽。總管趕過牲口，遺憾的是他對別人趕牲口的經歷不感興趣。他說這件工作很輕松，他出門時只帶一匹馱馬，就能裝上路途所需的一切，如果不趕牲口，他一輩子也不會去戈麥斯湖、布拉加多以及查卡布科的努涅斯牧場。廚房裏有一把吉他；在發洪水之前，雇工們常常圍坐著，有人給吉他調調音，但從不彈。這就叫吉他演奏。

 

埃斯比諾薩好多天沒刮臉，留起了胡子，他常常對著鏡子瞅自己變了樣子的面容，想到回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後同夥伴們講薩拉多河泛濫的事肯定會使他們膩煩，不禁笑了。奇怪的是，他懷念一些以前從未去過、以後也不會去的地方：卡勃雷拉街有一個郵筒的拐角，胡胡伊街一家門口的石砌獅子，離第十一街幾條馬路、他不很清楚具體地點的有瓷磚地的一家商店。至於他的兄弟和父親，他們多半已從丹尼爾那裏聽說由於河水上漲，他像困在孤島上那樣與世隔絕了。

 

莊園的房屋一直被洪水圍著，他到處看看，找到一部英文的《聖經》。在最後的幾面白頁上，古斯裏家族——那才是他們的真姓——記載了他們的家史。他們的原籍是英國因弗內斯，19世紀初葉來到美洲，無疑地做了雇工，同印第安人通了婚。一八七幾年後，家譜記錄中斷；那時他們已不會寫字了。再過了幾代，他們把英語忘得一幹二凈；埃斯比諾薩認識他們時，他們由於懂西班牙語才找到工作。他們沒有宗教信仰，但他們的血液裏仍殘留著加爾文教派固執的狂熱和潘帕草原的迷信。埃斯比諾薩把他的發現告訴了他們，他們似乎聽而不聞。

 

他隨便翻翻那本書，指頭翻到《馬可福音》開頭的地方。他決定飯後念給他們聽聽，一方面練練口譯，另一方面想看看他們是不是理解。使他吃驚的是，他們居然全神貫註地傾聽，默不作聲，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也許封皮上的金字增添了他的權威。他們的血液裏就有宗教信仰，他想。他又想，從古至今人們老是重演兩件事：一條迷航的船在內海裏尋找向往的島嶼，一個神在各各他給釘上十字架。他記起拉莫斯·梅希西英語學校的演講課，站直了宣講《聖經》裏的寓言故事。

 

古特雷一家為了不耽誤聽福音，匆匆吃完烤肉和沙丁魚。

 

總管的女兒有頭羔羊，特別寵愛，還給它紮了一條天藍色的緞帶，一天給帶刺鐵絲網刮傷。他們想用蜘蛛網給羔羊止血；埃斯比諾薩用幾片藥就治好了。這件事引起他們的感激使他驚異不止。最初他對古特雷一家不很信任，把他帶來的兩百四十比索夾在一本書裏；如今主人不在，他代替了主人，吩咐他們做什麼事有點怯生生，但是他的命令立即照辦。他在房間裏和走廊轉悠時，古特雷一家仿佛迷途的羔羊似的老是跟著他。他朗讀《聖經》時，註意到他們把他掉在桌子上的食物碎屑小心翼翼地收集起來。一天下午，他們在背後談論他，言語不多，但滿懷敬意，被他偶然聽到。《馬可福音》念完後，他想在另外三部福音書中挑一部從頭朗讀；總管請求他重復已經念過的，以便加深理解。埃斯比諾薩覺得他們像是小孩似的，喜歡重復，不喜歡變化翻新。一晚，他夢見《聖經》裏的大洪水，這並不奇怪；他被建造諾亞方舟的錘擊聲吵醒，心想也許是雷聲。果然如此，本來已經減弱的雨勢又變本加厲，寒氣襲人。總管他們告訴他暴雨摧毀了工具棚的屋頂，等他們修好大梁之後再帶他去看。他已經不是外人了，他們待他畢恭畢敬，甚至寵他。他們自己誰都不愛喝咖啡，但總是替他準備一杯，還加了不少糖。

 

暴風雨是星期二開始的。星期四晚上，門上輕輕的剝啄聲喚醒了他，出於猜疑，他老是鎖門的。他起來打開門：是那個姑娘。黑暗裏看不清，但從腳步聲上知道她光著腳，隨後上了床時知道她是光著身子從後屋跑來的。她沒有擁抱他，一言不發；只是挨著他躺在床上，篩糠似的哆嗦。她還是第一次同男人睡覺。她離去時沒有吻他；埃斯比諾薩心想，她連他的姓名都不知道。出於某種他不想了解的隱秘的理由，他暗暗發誓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決不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

 

第二天和前幾天一樣開始了，只是姑娘的父親主動找埃斯比諾薩搭話，問他耶穌基督是不是為了拯救世人才讓人殺死的。埃斯比諾薩本來是不受宗教思想束縛的自由思想者，但覺得有責任為自己念給他們聽的福音辯護，回答說：

 

"是的。為了拯救世人免墮地獄。"

 

古特雷接著又問：

 

"地獄是什麼？"

 

"地底下的場所，那裏靈魂不斷受到煎熬。"

 

"給耶穌釘上釘子的人也能得救嗎？"

 

"能，"埃斯比諾薩回說，對自己的神學知識並無把握。

 

他擔心總管責問他昨夜同那姑娘幹的事。午飯後，他們請他再念最後幾章。

 

埃斯比諾薩午睡了很久，但睡得很淺，不停的錘子聲和模糊的預感一再使他驚醒。傍晚時他起身到走廊上。他仿佛自言自語地大聲說：

 

"水開始退了。要不了多久。"

 

"要不了多久，"古特雷像回音似的學了一遍。

 

三個人跟在他背後。他們在石砌地跪下，請求他祝福。接著，他們咒罵他，朝他吐唾沫，推推搡搡把他弄到後屋。姑娘直哭。埃斯比諾薩明白門外等待著他的是什麼。他們把門打開時，他看到了天空。一只鳥叫了；他想：那是朱頂雀。工具棚頂不見了；他們拆下大梁，釘了一個十字架。

 

 

 

博爾赫斯·布羅迪報告

 

 

我親愛的朋友保林諾·凱恩斯替我弄到一套萊恩本的《一千零一夜》（倫敦，1840年）。我們在第一卷裏發現了一份手稿，我現在把它翻譯成西班牙文。工整的筆跡——打字機的推廣使書法這門藝術逐漸失傳——表明手稿的年代和抄本相同。萊恩抄本以詳盡的註解著稱；邊白上加了許多文字和疑問號，有時還有修訂，筆跡和抄本一模一樣。可以說，使抄本讀者更感興趣的並不是山魯佐德的奇妙的故事，而是伊斯蘭教的風俗習慣。手稿末尾有大衛·布羅迪紅色的花體簽名，此人生平不詳，只知道他是阿伯丁出生的蘇格蘭傳教士，在非洲中部宣揚基督教義，由於懂葡萄牙文，後來又去巴西的某些叢林地區。我不清楚他去世的年份和地點。據我所知，這份手稿從未刊印過。

 

手稿用四平八穩的英文撰寫，我如實翻譯，除了某些引用《聖經》的段落和那位正派的長老會教士難以啟齒而用拉丁文寫的、敘述雅虎人性行為的奇文之外，我不作任何刪節。手稿缺第一頁。

 

"……猿人出沒的地區居住著墨爾克人，我權且稱他們為雅虎，讓讀者聯想起他們野蠻的天性，並且由於他們佶屈聱牙的語言裏沒有元音，不可能確切地予以音譯。包括居住在南部叢林中的納爾人在內，我估計這一部落的人數不超過七百。這個數字僅僅是猜測，因為除了國王、王後和巫師以外，雅虎人沒有定居，每晚人在哪裏就隨便找個地方過夜。瘧疾和猿人的經常入侵削減了他們的人數。他們中間有名字的人很少。招呼別人時，他們扔泥巴引起註意。我還見過有的雅虎人招呼朋友時自己躺在地上打滾。他們的體形和克羅人無甚區別，只是額頭低一些，皮膚略帶古銅色，顯得不那麼黑。他們的食物是果實、植物的根和爬蟲；喝的是貓奶和蝙蝠奶，空手捕魚。他們進食時要找隱蔽的地方，或者閉上眼睛；此外幹任何事都可以當著別人的面，像犬儒派哲學家一樣不以為恥。他們撕食巫師和國王的屍體，以便沾光求福。我指摘這種惡習；他們卻用手指指嘴，再指指肚子，也許是想說明死人也是食物，也許是要我理解，我們所吃的一切到頭來都會變成人肉，不過這一點恐怕過於微妙了。

 

"他們打仗的武器是石塊（儲存了許多）和巫術詛咒。老是赤身裸體，還不知道用衣服或刺花蔽體。

 

"值得註意的是他們有一塊遼闊的高原，上面草木蔥郁，泉水清澈，但寧願擠在高原周圍的沼澤地裏，仿佛炙熱的陽光和汙泥濁水能給他們更大的樂趣。高原的坡度陡峭，可以形成抵禦猿人的圍墻。蘇格蘭的高地部族往往在小山頂上建造城堡；我向巫師們提過這種辦法，建議他們仿效，但是沒用。不過他們允許我在高原搭一個茅屋，那裏晚上涼快多了。

 

"部落由一位國王進行專制統治，但我覺得真正掌權的是那四個挑選國王、左右輔弼的巫師。新生的男孩都要仔細檢查；如果身上有某種胎記（這一點他們對我諱莫如深），便被尊為雅虎人的國王。下一步是使他傷殘，燙瞎眼睛，剁去手腳，以兔外面的世界轉移他的聖明。他幽居在一個名叫克茲爾的洞穴王宮，能進去的只有四個巫師和兩個伺候國王、往他身上塗抹糞土的女奴。如果發生戰爭，巫師們把國王從洞裏弄出來，向全部落展示，激勵他們的鬥誌，然後扛在肩上，當做旗幟或者護身符，直奔戰鬥最激烈的地點。在這種情況下，猿人扔來的石塊國王首當其沖，一般立即駕崩。

 

"王後住在另一個洞穴宮殿，不準她去見國王。她屈尊接見了我；王後很年輕，面帶笑容，以她的種族而論，算是好看的。她赤身裸體，但戴著金屬和象牙制的手鐲，動物牙齒串成的項鏈。她看看我，用鼻子嗅，用手觸摸，最後當著所有的宮女的面要委身於我。這種恩典常常賜給巫師和攔截過往商隊、擄掠奴隸的獵人；我身為教士，並且有自己的鳳俗習慣，謝絕了王後的恩典。她便用一枚金針在我身上紮了兩三下，這是皇家恩賜的標誌，不少雅虎人自己紮，冒充是王後給他們刺的。我剛才提到的裝飾品來自別的地區；雅虎人認為是天然產品，因為他們連最簡單的物品都不會制作。在那個部落看來，我的茅屋是一株天生的樹，盡管不少人見到我建造，還幫我忙。我帶來的物品中有一塊表、一頂銅盆帽、一個羅盤和一本《聖經》；雅虎人觀看撫弄這些東西，想知道我是在哪裏采集的。他們拿我的獵刀時總是抓住刀刃，毫無疑問，他們另有看法。我不知道他們到哪裏才能見到椅子。有幾間房間的屋子對他們說來就是迷宮，不過他們像貓一樣也許不至於迷路，盡管捉摸不出其中道理。我當時的胡子是橙黃色，他們都驚異不已，要撫摩好長時間。

 

"他們沒有痛苦和歡樂的感覺，只有陳年的生肉和腐臭的東西才能讓他們高興。他們沒有想像力，生性殘忍。

 

"我已經介紹過王後和國王；現在談談巫師。上面說過，巫師一共四個；這是他們計數的最大限度。他們扳指頭數一、二、三、四，大拇指代表無限大。據說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的遊牧部族也有同樣情況。雖然他們掌握的最大數字是四，同他們做交易的阿拉伯人騙不了他們，因為交易時每人都把貨物分成小堆擺在自己身前，每堆分別放一、二、三、四件東西。交易過程緩慢，但絕不會出差錯或詐騙。雅虎部族唯一使我真正感興趣的人是巫師。平民百姓認為巫師有法力，可以隨心所欲把別人變成螞蟻或者烏龜；有個雅虎人發覺我不信，便帶我去看一個蟻冢，仿佛這就是證據。雅虎人記性極差，或者幾乎沒有；他們談到豹群襲擊，使他們死傷慘重，但說不清是他們自己親眼目睹的，是他們祖先看到的，還是夢中所見。巫師們有記憶力，不過所記有限；他們下午時能記起上午的事，最多能記起昨天下午的事。他們還有預見的本領；能蠻有把握地宣布十分或十五分鐘以後將要發生的事情。比如說，他們會宣布：有個蒼蠅要叮我的後頸了。或者：我們馬上就會聽到鳥叫。這種奇特的天賦我目睹了不下幾百次，頗費我思量。我們知道，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儲存在永恒的上帝的預見的記憶裏；奇怪的是人能夠無限期地記起過去的事情，卻不能預見將來。既然我能清晰地記起四歲時看到的從挪威來的那艘大帆船的模樣，那麼有人能預見馬上就要發生的事情，又有什麼奇怪呢？從哲學觀點來說，記憶和預知未來一樣神奇。希伯來人通過紅海是離我們很遠的事，但我們記憶猶新，明天離我們要近得多，為什麼不能預知呢？部落成員不準擡眼觀望星辰，這是巫師特有的權利。每個巫師都帶一名徒弟，從小教導秘密本領，巫師死後就由徒弟接替。巫師數目始終保持為四個，這個數字帶有魔力性質，因為它是人們思想所能達到的極限。他們按照自己的理解信奉地獄和天堂之說。兩者都在地底。地獄明亮幹燥，居住的是老弱病殘、猿人、阿拉伯人和豹；天堂泥濘陰暗，居住的是國王、王後、巫師，以及生前幸福、殘忍、嗜殺的人。他們崇拜一個名叫糞土的神，也許按照國王的形象塑造了神的模樣：斷手缺腳、佝僂瞎眼、但權力無邊。有時神也有螞蟻或者蛇的模樣。

 

"根據以上所述，我在當時傳教期間未能使一個雅虎人皈依基督，也不足為奇了。聖父這個詞叫他們摸不著頭腦，因為他們沒有為父的概念。他們不明白九個月以前幹的一件事能和小孩的出生有什麼因果關系；他們不能接受如此遙遠而難以置信的原因。此外，所有的女人都有交媾的經歷，但不都生孩子。

 

"他們的語言相當復雜，同我知道的任何語言都沒有相似之處。我們無法用詞類來分析，因為根本沒有詞句。每個單音節的字代表一個一般的概念，具體意思要根據上下文或面部表情才能確定。舉例說，納爾茲一字表示彌散或者斑點；可以指星空、豹子、鳥群、天花、濺灑、潑撒的動作，或者打敗之後的潰逃。相反的是，赫爾勒一字表示緊密或濃厚；可以指部落、樹幹、一塊石頭、一堆石頭、堆石頭的動作、四個巫師的會議、男女交媾或樹林。用另一種方式發音，或者配上另一種面部表情，每一個字可以有相反的意思。這一點並不使我們特別驚奇；我們的文字中，動詞tocleave就有劈開和貼住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當然，雅虎人的語言裏沒有完整的句子，甚至沒有幹句。

 

"相似的文字要求抽象思維，這一點使我認為雅虎民族雖然野蠻，但並非不開化，而是退化。我在高原山頂上發現的銘文證實了這一猜度，銘文中的字母和我們祖先的盧納字母相似，如今這個部落已不能辨認了。他們好像忘掉了書面文字，只記得口頭語言。

 

"雅虎人的娛樂是鬥經過訓練的貓和處決犯人。凡是對王後施行非禮或者當著別人的面吃東西的人都有罪；不需證人陳述或者本人供認，由國王作出有罪判決。被判刑的人先要受種種折磨，我不想在這裏描述慘狀，然後由眾人扔石塊把他砸死。王後有權扔出第一塊和最後一塊石頭，扔最後一塊時犯人早已氣絕。公眾稱頌王後的熟練和她生殖器官的美麗，狂熱地向她歡呼，朝她拋玫瑰花和惡臭的東西。王後一言不發，只是微笑。

 

"部落的另一個風俗是對待詩人的做法。成員之中有人偶爾會綴成六七個莫名其妙的字。他喜不自勝，大叫大嚷地把這幾個字說出來，巫師和平民百姓匍匐在地，形成一個圓圈，他站在中央。如果那首詩引不起激動，那就無事；如果詩人的字使人們驚恐，大家懷著神聖的畏懼，默默遠離。他們認為鬼魂已附在詩人身上；任何人，甚至他母親，都不同他說話，不敢看他。他已不是人，而是神，誰都可以殺掉他。那個詩人如有可能就逃到北方的流沙地去藏身。

 

"我已經說過當初是怎麼來到雅虎人的國度的。讀者或許記得，他們把我團團圍住，我朝天開了一槍，他們認為槍聲是神雷。我將錯就錯，以後盡可能身邊不帶武器。春天的一個早晨，天剛亮時，猿人突然向我們進攻；我拿了槍從山頂跑下去，殺了兩個猿人。其余的倉皇脫逃。子彈速度極快，是看不見的。我生平第一次聽到人們向我歡呼。我想王後就在那時接見了我。雅虎人的記憶力太差；當天下午我出走了。在叢林中的經歷沒有什麼可談的。我終於找到一個黑人居住的村落，他們會耕種、禱告，還能用葡萄牙語和我交談。一位講羅馬語系語言的傳教士，費爾南德斯神甫，讓我住在他的茅屋裏，照料我，直到我恢復體力，重新踏上艱辛的路程。起初我見他毫不掩飾地張開嘴巴，把食物放進去，覺得有點惡心。我用手蒙住眼睛，或者望著別處；幾天後，我才習慣。我記得我們在神學方面作了一些愉快的探討。我沒能使他回到真正的基督教義上來。

 

"目前我在格拉斯哥寫這份報告。我只敘述了我在雅虎人中間生活的情況，並未談到他們可怕的處境，他們的悲慘情景一直在我腦海中索繞，做夢也見到。我走在街上時覺得他們仍在周圍。我明白，雅虎人是個野蠻的民族，說他們是世上最野蠻的也不過分，然而無視某些足以拯救他們的特點是不公正的。他們有制度，有國王，使用一種以共同概念為基礎的語言，像希伯來人和希臘人一樣相信詩歌的神聖根源，認為靈魂在軀體死亡後依然存在。他們確信因果報應。總之，他們代表一種文化，正像我們一樣，盡管我們罪孽深重，我們也代表一種文化。我和他們一起戰鬥，反抗猿人，並不感到後悔。我們有責任挽救他們。我希望這份報告冒昧提出的建議能得到帝國政府的考慮。"

 

以上譯自《布羅迪報告》

 

 

 

博爾赫斯·另一個人

 

 

事情發生在1969年2月，地點是波士頓北面的劍橋。當時我沒有立即寫出來，因為我第一個想法是要把它忘卻，免得說蠢話。如今到了1972年，我想如果寫出來，別人會把它看做故事，時間一久，我自己或許也會當成是故事。

 

事情進行時，我覺得不合情理，在此後的失眠的夜晚，越想越不對頭。但這並不是說別人聽了也會震驚。

 

那是上午十點鐘光景。我坐在查爾斯河邊的一條長椅上。右面五百公尺左右有一座不知什麼名稱的高層建築。灰色的河水夾帶著長長的冰淩。河流不可避免地使我想到時間的流逝。兩千多年前的赫拉克利特的形象。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我認為學生們對我下午的講課很感興趣。附近一個人都沒有。

 

我突然覺得當時的情景以前早已有過（心理學家們認為這種印象是疲勞狀態）。我的長椅的另一頭坐著另一個人。我寧願獨自待著，但不想馬上站起來走開，以免使人難堪。另一個人自得其樂地吹起了口哨。那天上午的許多揪心事就從那一刻開始了。他吹的，或者試圖吹的口哨（我一向不喜歡充內行），是埃利亞斯·雷古萊斯的《廢墟》的當地配樂。樂曲的調子把我帶到一個已經消失的院落，想起了多年前去世的阿爾瓦羅·拉菲努爾。接著他念起詞句來。那是開頭一節十行詩的詞句。聲音不是拉菲努爾的，但是學拉菲努爾。我驚駭地辨出了相似之處。

 

我湊近對他說：

 

"先生，您是烏拉圭人還是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不過從1914年起我一直住在日內瓦，"他回答道。

 

靜默了好久。我又問他：

 

"住在馬拉紐街十七號，俄國教堂對面？"

 

他回說不錯。

 

"那麼說，"我蠻有把握地說，"您就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我也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我們目前是1969年，在劍橋市。"

 

"不對，"他用我的聲音回答，聲音顯得有些遙遠。

 

過了片刻，他堅持說：

 

"我現在在日內瓦，坐在羅丹諾河邊的一條長椅上。奇怪的是我們兩個相像，不過您年紀比我大得多，頭發也灰白了。"

 

我回說：

 

"我可以向你證明我不是瞎說。我可以告訴你陌生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那幢房子裏有一個銀制的馬黛茶罐，底部是盤蛇裝飾，是我們的曾祖父從秘魯帶回來的。鞍架上還掛著一個銀臉盆。你房間裏的櫃子擺了兩排書。蘭恩版三卷本的《一千零一夜》，鋼版插圖，章與章之間有小號字的註釋，基切拉特的拉丁文字典，塔西倫的《日耳曼地方誌》的拉丁文原版和戈登的英文版，加尼埃爾出版社出的《堂吉訶德》，裏韋拉·英達爾特的《血欄板》，扉頁上有作者題詞，卡萊爾的《成衣匠的改制》，一本艾米爾傳，還有一冊藏在別的書後面的平裝本的有關巴爾幹民族性風俗的書。我還記得杜博格廣場房屋一層樓的傍晚的情景。"

 

"不是杜博格，是杜福爾，"他糾正說。

 

"好吧，杜福爾。這些證明還不夠嗎？"

 

"不夠，"他回道，"這些證明不說明任何問題。如果我在做夢的話，你當然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你長長的清單根本沒有用。"

 

他反駁得有道理。我說：

 

"如果今天早晨和我們的邂逅都是夢境，我們兩人中間的每一個都得認為做夢的是他自己。也許我們已經清醒，也許我們還在做夢。與此同時，我們的責任顯然是接受夢境，正如我們已經接受了這個宇宙，承認我們生在這個世界上，能用眼睛看東西，能呼吸一樣。"

 

"假如我們繼續做夢呢？"他急切地問道。

 

為了讓他和讓我自己安心，我裝出絕不存在的鎮靜。我對他說：

 

"我的夢已經持續了七十年。說到頭，蘇醒時每人都會發現自我。我們現在的情況正是這樣，只不過我們是兩個人罷了。你想不想稍稍了解一下我的過去，也就是等待著你的未來？"

 

他不做聲，但是點頭同意了。我有點顛三倒四地接著說：

 

"母親身體硬朗，還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查爾加斯一馬伊普街的老家，不過父親三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死於心臟病。先前中風後半身不遂；左手擱在右手上面，像是孩子的軟弱無力的手放在巨人的手上。他最後活得不耐煩了，但是從不抱怨。祖母也死在那幢房子裏。臨終前幾天，她把我們都叫到床前，對我們說：我是個很老的老太婆，大半截已經入土了。這種事太平常了，你們誰都不必大驚小怪。諾拉，你的妹妹，結了婚，有兩個孩子。順便問一句，家裏人怎麼樣？"

 

"挺好。父親還老是取笑宗教信仰。昨晚還說耶穌和高喬人一樣，不願意受牽連，因此總是用寓言傳教。"

 

他遲疑了片刻，問我說：

 

"您呢？"

 

"我不知道你寫了多少本書，只知道數目太多。你寫的詩只討你自己喜歡，寫的短篇小說又太離奇。你還像父親和我們家族許多別的成員那樣講課。"

 

使我高興的是他只字不問我出版的書的成敗。我換了口氣，接著說：

 

"至於歷史……又有一次大戰，交戰各方幾乎還是那幾個國家。法國很快就投降了；英國和美國對一個名叫希特勒的德國獨裁者發起一場戰役，是滑鐵盧戰役的重演。1946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又出了一個羅薩斯，和我們那位親戚很相像。1955年，科爾多瓦省挽救了我們，正如恩特雷裏奧斯以前挽救過我們一樣。現在情況不妙。俄國正在霸占全球；美國迷信民主，下不了當帝國的決心。我們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士氣。既士裏土氣，又自以為了不起，仿佛不睜開眼睛看看外面。如果學校裏不開拉丁文課程，改教瓜拉尼土語，我也不會感到驚奇。"

 

我發現他根本不註意聽我講話。對於不可能而又千真萬確的事情的恐懼把他嚇住了。我沒有子女，對這可憐的小夥子感到一種眷戀之情，覺得他比我親生的兒子還親切。我見他手裏捏著一本書。我問他是什麼書。

 

"費奧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邪惡的人》，或者我想是《群魔》吧，"他不無賣弄地回答。

 

"我印象模糊了。那本書怎麼樣？"

 

我話一出口馬上覺得問得有些唐突。

 

"這位俄羅斯大師，"他提出自己的見解說，"比誰都更了解斯拉夫民族靈魂的迷宮。"

 

這一修辭學的企圖使我覺得他情緒已經平靜。

 

我問他還瀏覽過那位大師的什麼作品。

 

他說了兩三個書名，包括《雙重人格》。

 

我問他閱讀時是否像看約瑟夫·康拉德的作品那樣能清晰地區別書中人物，還問他有沒有通讀全集的打算。

 

"說實話，沒有，"他略感詫異地回答。

 

我問他在寫什麼，他說他正在寫一本詩，書名打算用《紅色的頌歌》。他還想到《紅色的旋律》。

 

"為什麼不可以？"我對他說。"你可以援引著名的先例。魯文·達裏奧的藍色詩集和魏爾蘭的灰色《感傷集》。"

 

他不予理睬，自顧自解釋說他的詩集要歌頌全人類的博愛。當代的詩人不能不面對現實。

 

我陷入沈思，接著問他是不是真的對所有的人有兄弟之情。比如說，對所有的殯儀館老板，所有的郵遞員，所有的潛水員，所有無家可歸的人，所有的失音的人，等等。他對我說他的集子談的是被壓迫、被遺棄的廣大群眾。

 

"你所說的被壓迫、被遺棄的廣大群眾，"我說，"只是一個抽象概念。如果說有人存在，存在的只是個別的人。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某個古希臘人早已斷言。我們兩個，坐在日內瓦或者劍橋的一張長椅上，也許就是證明。"

 

除了歷史的嚴格的篇章之外，值得回憶的事實並不需要值得回憶的詞句。一個垂死的人會回憶起幼時見過的一張版畫；即將投入戰鬥的士兵談論的是泥濘的道路或軍士長。我們的處境是絕無僅有的，老實說，我們都沒有思想準備。我們不可避免地談起了文學；不過我談的無非是常向新聞記者們談的話題。我的另一個我喜歡發明或發現新的隱喻；我喜歡的卻是符合隱秘或明顯的類緣以及我們的想像力已經接受的隱喻。人的衰老和太陽的夕照，夢和生命，時間和水的流逝。我向他提出這個看法，幾年後我還要在一本書中加以闡明。

 

他似乎沒有聽我說。突然問道：

 

"如果您做了我，您怎麼解釋說，您居然忘了1918年和一位自稱也是博爾赫斯的老先生的邂逅相遇呢？"

 

我沒有考慮過這個難題。我毫無把握地回答：

 

"我也許會說事情太奇怪了，我試圖把它忘掉。"

 

他怯生生地提了一個問題：

 

"您的記憶力怎麼樣？"

 

我明白，在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小夥子眼裏，七十多歲的老頭和死人相差無幾。我回說：

 

"看來容易忘事，不過該記住的還能記住。我在學盎格羅一撒克遜文，成績不是全班級最後一名。"

 

我們的談話時間太長，不像是夢境。

 

我突然想出一個主意。

 

"我馬上可以向你證明你不是和我一起做夢，"我對他說。"仔細聽這句詩，你從未見過，可是我背得出。"

 

我慢條斯理地念出那句著名的詩：

 

星球鱗片閃閃的軀體形成蜿蜒的宇宙之蛇。

 

我覺察到他驚訝得幾乎在顫抖。我低聲重復了一遍，玩味著每個閃閃發亮的字。

 

"確實如此，"他囁嚅說。"我怎麼也寫不出那種詩句。"

 

詩的作者雨果把我們聯結起來。

 

我回想起先前他曾熱切地重復沃爾特·惠特曼的一首短詩，惠特曼在其中回憶了他與人同享的、感到真正幸福的海灘上的一個夜晚。

 

"如果惠特曼歌唱了那個夜晚，"我評論說，"是因為他有此向往，事實上卻沒有實現。假如我們看出一首詩表達了某種渴望，而不是敘述一件事實，那首詩就是成功之作。"

 

他朝我幹瞪眼。

 

"您不了解，"他失聲喊道。"惠特曼不能說假話。"

 

半個世紀的年齡差異並不是平白無故的。我們兩人興趣各異，讀過的書又不相同，通過我們的談話，我明白我們不可能相互理解。我們不能不正視現實，因此對話相當困難。每一個人都是對方漫畫式的仿制品。情況很不正常，不能再持續下去了。說服和爭論都是白費力氣，因為它不可避免的結局是我要成為我自己。

 

我突然又記起柯爾律治的一個奇想。有人做夢去天國走了一遭，天國給了他一枝花作為證據。他醒來時，那枝花居然還在。

 

我想出一個類似的辦法。

 

"餵，你身邊有沒有錢？"我問他。

 

"有，"他回答說。"我有二十法郎左右。今晚我要請西蒙·吉奇林斯基在鱷魚咖啡館聚聚。"

 

"你對西蒙說，讓他在卡盧其行醫，救死扶傷……現在把你的錢幣給我一枚。"

 

他掏出三枚銀幣和幾個小錢幣。他不明白我的用意，給了我一枚銀幣。

 

我遞給他一張美國紙幣，那些紙幣大小一律，面值卻有很大差別。他仔細察看。

 

"不可能，"他嚷道。"鈔票上的年份是1974年。"

 

（幾個月後，有人告訴我美元上不印年份。）

 

"這簡直是個奇跡，"他終於說。"奇跡使人恐懼。親眼看到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復活的人也會嚇呆的。"

 

我們一點沒有變，我想道。總是引用書上的典故。

 

他撕碎鈔票，收起了那枚銀幣。

 

我決定把銀幣扔到河裏。銀幣扔進銀白色的河裏，畫出一道弧線，然後消失不見，本可以給我的故事增添一個鮮明的形象，但是命運不希望如此。

 

我回說超自然的事情如果出現兩次就不嚇人了。我提出第二天再見面，在兩個時代、兩個地點的同一條長椅上碰頭。

 

他立即答應了，他沒有看表，卻說他已經耽誤了時間。我們兩人都沒有說真話，每人都知道對方在撒謊。我對他說有人要找我。

 

"找你？"他問道。

 

"不錯。等你到了我的年紀，你也會幾乎完全失明。你只能看見黃顏色和明暗。你不必擔心。逐漸失明並不是悲慘的事情。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

 

我們沒有握手便告了別。第二天，我沒有去。另一個人也不會去。

 

我對這次邂逅相遇思考了許多，誰也沒有告訴。我認為自己找到了答案。邂逅是確有其事，但是另一個人是在夢中和我談話，因此可能忘掉我；我是清醒時同他談話，因此回憶起這件事就使我煩惱。

 

另一個人夢見了我，但是夢見得不真切。現在我明白他夢見了美元上不可能出現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