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遊白岳山日記》開首云：” 出西門，其溪自祁門縣來，經白岳，循縣而南，至梅口，會郡溪入浙。” ⑩此處寥寥數筆就交代了一條溪的源流。他的《遊黃山日記》寫” 初三日” 的行程：” 二十里，抵湯口。” 11本來，寫到這里，已經夠了。但是，作者仍然順手寫了” 香溪、溫泉諸水所由出者” 一句，似乎作者非把” 香溪、溫泉諸水” 的由來補寫清楚方可罷筆。這種寫法在徐霞客手中成了一種慣例，自早期的名山遊記到後期的西行日記，無不如是。《遊廬山日記》” 二十日” 條：” 越嶺東向二里，至仰天坪，因謀盡漢陽之勝。漢陽為廬山最高頂，此坪則為僧廬之最高者。坪之陰，水俱北流從九江;其陽，水俱南下屬南康” 12。在” 越嶺東向二里至仰天坪”…

中唐作家李翺的《來南錄》是中國古代地學遊記的濫觴之作。此《錄》詳細記述了作者自長安經洛陽，入黃河，轉汴河，過長江，經富春江，越玉山嶺，渡鄱陽湖，溯漳江，逾大庾嶺，沿湞江，出韶州，至廣州，長達數千里的歷程。這篇地學遊記的開山之作對行蹤的記載已非常詳盡：” 四月丙子朔，翺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峰直聳，似華山。丙申，上於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醜，至洪州。遇嶺南使，遊徐孺亭，看荷花” ④。筆者選載的四月全月的日記，表現出作者對遊蹤記寫的高度關注。

李翺《來南錄》結尾有如下一段：”…

柳宗元“永州八記” 的代表作《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一云” 披拂潭中，俯視遊魚，類若乘空” ）” 二句受到歷代讀者的鐘愛。明人楊慎曾指出這兩句本自《水經注·洧水注》的” 淥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遊魚，類若乘空” 數句，只是《洧水注》是否源自晉宋地記，今已無考。但是，《水經注·夷水注》” 東入於江” 條卻給我們透露了魚遊乘空源於晉宋地記的事實：

夷水又逕宜都北，東入大江，有涇渭之比，亦謂之佷山北溪水。所經皆石山，略無土岸。其水虛映，俯視遊魚，如乘空也; 淺處多五色石。

《太平禦覽》卷六十地部” 江” 條載有東晉袁山松《宜都山川記》的一段文字：…

遊蹤、景觀、情感是遊記文體的三大文體要素，它們演進的程度與表達的詳略，直接關係到遊記文體的形成與遊記文類的劃分。遊蹤演進的緩慢導致柳宗元” 永州八記” 為代表的山水遊記重大文體缺陷。重遊蹤，重地理記載，是地學遊記的重要文體特征。重客觀之景與重主觀之情，又使文學遊記分為再現型與表現型兩大部類。

遊記是散文中最自由的文體之一。作家可以靈活地采用筆記、日記、書信、詩歌等種種不同的形式去記遊。不同的遊記或以文學描寫為主，或以地理考察為主，但不論遊記的具體形態如何變化，遊蹤、景觀、情感仍然是遊記文體的三大基本要素，它們演進的程度與表達的詳略直接關係到遊記文體的形成與遊記文類的劃分。

一遊蹤的演進發展與遊記文體的形成…

五遊記文體的體式定型與多元並存

最後，讓我們重點進入對遊記體式的探討。



就遊記這一專有名詞的構成元素而言，可以說” 遊” 是其內容規定，而” 記” 則是其文體指稱。” 記” 作為一種文體，向來多歸於” 雜記” 一類，具有多樣性、包容性、靈活性特點，這就為更好地表達主體在遊歷過程中的個性化體驗提供了便利條件，為” 記” 在紀” 遊” 過程中的文體功能的發揮提供了多種可能。” 遊” 與” 記” 雙向互動，由” 遊” 而” 記” ，以” 記” 紀” 遊” ，進而發展成熟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可見，” 遊” 與” 記” 的組合並非隨意，而是因為彼此在內容與形式上具有內在的契合點。然而，這一內容與文體的契合並非妙手天成，而是經歷了一個從多向選擇到逐步定型的過程。…

宗教意涵：中國古代宗教觀中人與自然的關係集中體現於” 天人感應” 說，而在遊記中人與自然的審美關係確立並取代” 天人感應” 後，後者並沒有徹底消失，而是經常與前者交融，其中因緣之一是作為人與自然審美關係哲學基礎的” 天人合一” 與” 天人感應” 本有先天的血緣關係，都是自然人化與人化自然的產物。因緣之二是在遊記創作中有大量佛徒、道士參與，他們常常以宗教的思維形式來觀賞自然，審視人生，將宗教與審美合而為一，因而賦予遊記以宗教內涵。因緣之三是遊記的審美對象首先是山水勝景，而山水勝景又往往與佛道的寺廟、道觀以及種種宗教傳說和民間神話連為一體，遊歷山水、描寫山水就不可能不涉及到這些宗教內容。因緣之四是在自然人化與人化自然的雙向互構中，在追求超驗的形而上的人生體驗中，哲學與宗教具有一定的互通性與互滲性。

道德意涵：” 山水比德”…

四遊記文體的主流意涵與文化容量

遊記文體是基於魏晉時期” 遊” 的審美意識、” 遊” 的實踐活動與” 遊” 的文學創作三者的依次推進，以及” 遊” 的文學創作中遊程、遊觀、遊感三大要素的同時具備而正式形成的。可以說，遊記文體的發生序列決定了遊記意涵必然以審美為本原，為核心。

遊記作為一種展現人與自然審美關係的獨特文體，反過來又加深和促進了人對人與自然審美關係的認同和體驗，為人與自然的審美互構提供了一種完美而永恒的途徑。當審美主體在悠然放遊之中，見” 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

詩人遊記興盛於唐代。唐代是中國遊記的成熟期，除了得益於古文運動對文體的解放作用外，遊記文體的成熟還得力於唐代詩性精神的熏陶與孕育。詩是唐代文學的核心與靈魂，代表了唐代文學的最高成就，對整個文學和文人心態具有廣泛、巨大而深遠的感染力與滲透力。唐代的遊記作家首先都是詩人，在時代詩性精神的浸潤與滋養下，他們往往自覺不自覺地以詩心觀照自然，以詩情創造意境，成功地創造出一種亦文亦詩、充滿詩情畫意的遊記範式，其中柳宗元的” 永州八記” 成為詩人遊記的經典之作，正所謂” 文有詩境，是柳州本色” （注：林紓《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

如果說，” 遊” 的審美意識的覺醒為遊記文體的發生提供了深層動力，那麽，” 遊” 的實踐活動的盛行則為遊記創作提供了直接觸媒和具體內容。正是在山水之” 遊” 審美意識的激發與熏陶下，人們紛紛投身煙霞，寓目林泉，在大自然的佳山秀水中怡神悅性，感悟生命，一時遊賞之風大行於世，如羊祜” 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 （注：《晉書》卷三四《羊祜傳》。），宗炳” 好山水，愛遠遊” （注：《宋書》卷九三《宗炳傳》。）；而且當時不但個人的登臨活動蔚成風氣，人數眾多的群體遊賞也頗為盛行，最著名的如永和九年（353）蘭亭禊集、隆安四年（400）石門之遊等。就遊歷主體身份而言，除了上述文人之遊外，還有諸多佛徒道士如支道林、釋慧遠、葛洪、陶宏景等，也紛紛投身於山水遊賞之中。

“ 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 （注：《南史》卷二二《王承傳》。），在” 遊” 的審美意識的驅動下、在” 遊”…

三，” 永州八記” 遊蹤記寫不明顯的結論尚需商榷。” 永州八記” 中前四記與後四記創作時間相隔三年，空間連綴看似比較散漫，但卻具有嚴謹的內在結構，最為關鍵的是作者能以空間轉換為線索而將八篇遊記緊密地銜接起來。首篇《始得西山宴遊記》點明了永州這一大環境，又由法華西亭引出西山，寫西山則從大處著墨，謂” 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 ，隱然有八記” 領袖” 之風。《鈷鉧潭記》以下三篇，都在首段標明空間的變換，三者相連，作者遊蹤就一目了然：” 鈷鉧潭在西山西——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石梁。梁之上有丘焉——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伐竹取道，下見小潭” 。第五篇《袁家渴記》因與前篇相隔已久，因此特加一段概述性文字，交待各景點的空間關係：”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 ，承上啟下，既照應已遊過、寫過的西山等處，又引出下次將遊作記的袁家渴。《石渠記》以下，仍以首段交待空間變換軌跡：”…

內容提要：本文從五個方面探討了遊記文體的要素、發生、形態、意涵及體式，指出遊程、遊觀、遊感是遊記文體的三大核心要素，三者構成一個由下而上、依次遞升的金字塔結構；遊記文體的發生既需要“遊” 的審美意識、實踐活動與文學創作三者的依次推進，又需要“遊”的文學創作中遊程、遊觀、遊感三大要素的同時具備，兩者同步完成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遊記文體形態的分化與演變，突出表現為詩人遊記、哲人遊記、才人遊記、學人遊記的主潮興替；遊記文體的發生序列決定了遊記意涵以審美為本原和核心，同時又有巨大的文化涵化力與包容性；遊記文體樣式以記為主而賦、書、序多元並存。

基於” 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