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遊記興盛於唐代。唐代是中國遊記的成熟期，除了得益於古文運動對文體的解放作用外，遊記文體的成熟還得力於唐代詩性精神的熏陶與孕育。詩是唐代文學的核心與靈魂，代表了唐代文學的最高成就，對整個文學和文人心態具有廣泛、巨大而深遠的感染力與滲透力。唐代的遊記作家首先都是詩人，在時代詩性精神的浸潤與滋養下，他們往往自覺不自覺地以詩心觀照自然，以詩情創造意境，成功地創造出一種亦文亦詩、充滿詩情畫意的遊記範式，其中柳宗元的” 永州八記” 成為詩人遊記的經典之作，正所謂” 文有詩境，是柳州本色” （注：林紓《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

哲人遊記興盛於宋代。宋代文人一向以其理性精神著稱，他們以前所未有的哲理性與思辨性的眼光關注自然，審視人生，在自然中感悟哲理，在遊歷中尋求理趣，其遊記別具一種引入反思而又令人回味的理性之美。蘇軾的前後《赤壁賦》是哲人遊記的經典之作，也是整個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最輝煌的篇章。哲人遊記繼詩人遊記之後，其理性精神的高揚可以說是對詩人遊記注重情感的一種辯證否定，二者從感性與理性、詩情與哲理兩個方面共同奠定了中國遊記文學的兩大傳統範式，才人遊記與學人遊記正是這兩大範型的繼承、變形與發展。

才人遊記興盛於明代。才人遊記最為成功的體式是遊記小品，它以李贄的” 童心說” 為哲學基礎，以袁宏道的” 性靈說” 為文學理論，在作者主觀才情的主導下，自由抒寫，不拘常套，其重心在於獨抒性靈，充分表現個人的才學性情。其中公安派、竟陵派的諸多遊記小品都是才人遊記的典範之作。才人遊記是對哲人遊記的反撥，同時也是向詩人遊記的回歸，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運動過程。但才人遊記尚真、尚俗、尚趣的文學理念與追求，又帶有晚明啟蒙時代的鮮明烙印，是明代作家面對宋代遊記高峰的新的開拓與創造。

學人遊記興盛於清代。學人遊記上承於從《水經注》到《徐霞客遊記》的地學遊記傳統，然後經清代樸學精神熔鑄而成。經歷了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情感化、性靈化的才人遊記在文人士夫的反思與聲討聲中悄然隱退，而以樸學精神為主導，以經世致用為宗尚，融學術考證於山水觀照之中的學人遊記則應時而興，成為遊記創作的主流。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思想界巨子都有學人遊記傳世。學人遊記是樸學精神與遊記創作的結合，也是對晚明以來盛極一時的才人遊記的反撥，就其理性內涵而言，亦可視作向哲人遊記的回歸，只是學人遊記的理性精神表現於學術考證，而哲人遊記的理性精神表現於哲理思索，有形而下與形而上之別。

詩人遊記、哲人遊記、才人遊記、學人遊記這四類遊記形態之間既有歷時性的發展與演變，又有共時態的並存與互補；既有同類的繼承與回歸，又有異質的否定與反撥。當然，這四種形態並不能涵蓋所有遊記作品，但它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參照系，不能完全納入其中的一些作品實際是幾種形態的組合或變形，如清代桐城派遊記中有些屬於較典型的學人遊記，風格樸實典重；而有些既有質實考證又不乏清新寫景者，則是融學人遊記與詩人遊記、才人遊記之長。而且，以上四種遊記形態的提法，更注重的是遊記的構成元素與其精神氣質的結合，兼具文體論與藝術論的意義。


（梅新林·崔小敬：遊記文體之辨，2021-07-19《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