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林·崔小敬:遊記文體之辨(3)

如果說,” 遊” 的審美意識的覺醒為遊記文體的發生提供了深層動力,那麽,” 遊” 的實踐活動的盛行則為遊記創作提供了直接觸媒和具體內容。正是在山水之” 遊” 審美意識的激發與熏陶下,人們紛紛投身煙霞,寓目林泉,在大自然的佳山秀水中怡神悅性,感悟生命,一時遊賞之風大行於世,如羊祜” 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 (注:《晉書》卷三四《羊祜傳》。),宗炳” 好山水,愛遠遊” (注:《宋書》卷九三《宗炳傳》。);而且當時不但個人的登臨活動蔚成風氣,人數眾多的群體遊賞也頗為盛行,最著名的如永和九年(353)蘭亭禊集、隆安四年(400)石門之遊等。就遊歷主體身份而言,除了上述文人之遊外,還有諸多佛徒道士如支道林、釋慧遠、葛洪、陶宏景等,也紛紛投身於山水遊賞之中。

“ 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 (注:《南史》卷二二《王承傳》。),在” 遊” 的審美意識的驅動下、在” 遊” 的實踐活動的觸發下,由單純的遊賞山水進而走向描摹山水,可以說遊記文體的發生勢在必然。主體在山水放遊中,觸景生情,情與境會,便會很自然地形之於翰墨,由遊而記,以文紀遊,借山水之遊述一己之感,以珠璣之言寫山水之貌,在自然與人文的生命共構中傳達主體獨特的審美感受與情懷。而從其時文學創作的實際看,如慧遠《廬山記》、《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王羲之《蘭亭集序》、謝萬《春遊賦》等,諸多紀遊之作已經初步具備了遊記文體的三大要素——遊程、遊觀、遊感,已經屬於形式基本完備的遊記文體了。可以說,魏晉時期” 遊” 之審美意識、實踐活動、文學創作三者的依次推進,構成了遊記文體的發生序列,而其時具體作品中遊程、遊觀、遊感三者的同時兼備,則進而成為遊記文體正式形成的核心標誌。

由於主體不同的創作心態和價值取向,遊記在產生之初就呈現出風姿各異的面貌,如王羲之《蘭亭集序》的哲理沈思,酈道元《水經注》的科學探求,吳均《與朱元思書》的詩情畫意……這一原初而自發的形態分化,一直延續並貫穿於遊記的發展歷程之中,構築成遊記異彩紛呈、美不勝收的藝術長廊。

三遊記文體的形態分化與主潮興替

歷代遊記佳作薈萃,可謂儀態萬方,環肥燕瘦。然而,在頭緒紛繁、風格迥異的表象背後,遊記的分化與演進仍隱含著某種規律性的東西。《遊記》一文根據遊蹤、景觀、情感三大要素,對遊記的次文類文體作了二度劃分,一是根據遊蹤、景觀的詳略劃分為詩人之遊的文學遊記與學人之遊的地學遊記;二是根據景觀、情感的偏重劃分為以主觀之情為主的表現型遊記與以客觀之景為主的再現型遊記。這一富有邏輯性的二度劃分,的確有助於人們更好地把握遊記文體的形態特質。然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中國遊記創作歷數千年而不衰,形態豐富多彩而又千變萬化,既有同一類型的不同變形,又有不同類型的相互交融,這一方面要求我們應充分關注遊記文體的豐富性、復合性與遷延性,另一方面則要求我們在進行共時性的類型劃分的同時,還應高度重視歷時性的形態分化與主潮興替。

依據遊程、遊觀、遊感這三大核心要素在具體遊記作品中的表述詳略與功能強弱,再參以時代精神與作家氣質,我們可以把歷代遊記分為詩人遊記、哲人遊記、才人遊記、學人遊記四種形態,其中詩人遊記與才人遊記均略於遊程的客觀記述,而偏於遊觀描寫與遊感抒發,後者則往往以主觀情感傳達為主,帶有濃郁的個人色彩,但彼此又有雅化與俗化、精致與隨意的不同趨向;哲人遊記略於遊程記述,甚或略於遊觀描寫,而以遊感為重心組織全篇,且著重傾吐主體在面對宇宙自然時所產生的哲理性的思索與感悟。學人遊記與前三類遊記形成顯著區別的是它注重遊程的記述,遊觀描寫往往注重山脈水文等地理記載而忽略山光水色等自然風景,遊感則大多一筆帶過甚或付之闕如。這四類遊記的原初形態均可追溯到魏晉遊記,但其形成與定型又與特定的時代氛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可以說是遊記文學史上所謂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 。

(梅新林·崔小敬:遊記文體之辨,2021-07-19《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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