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遊記文體的主流意涵與文化容量

遊記文體是基於魏晉時期” 遊” 的審美意識、” 遊” 的實踐活動與” 遊” 的文學創作三者的依次推進，以及” 遊” 的文學創作中遊程、遊觀、遊感三大要素的同時具備而正式形成的。可以說，遊記文體的發生序列決定了遊記意涵必然以審美為本原，為核心。

遊記作為一種展現人與自然審美關係的獨特文體，反過來又加深和促進了人對人與自然審美關係的認同和體驗，為人與自然的審美互構提供了一種完美而永恒的途徑。當審美主體在悠然放遊之中，見” 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 （注：蘇軾《南行前集敘》。），若無佳作，何申雅懷？然而，遊記作家不僅是記述山程水驛，描摹山光水色，更重要的是在山山水水的遊歷與描繪中傳達主體特定的情思與感悟，或傾訴觸景而生的幽懷，或抒寫感物而動的欣悅，或寄托回歸自然的高遠。一方面，山水藉文章以顯，文章亦由山水而傳，正如前人評價柳宗元所言，永州的” 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 （注：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記》。）。柳宗元發現了永州山水之幽奇秀美，永州山水同時也成就了柳宗元一代遊記大家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作家以追光躡影之筆，寫通天盡人之懷，在遊記創作中，人與自然在審美的律動、文思的奔湧中找到了結合的契機，通過這種結合，人與自然在更高層次上達成了溝通，達成了默契——” 在天空和樹林的永恒的靜穆中，他找到了他自己” （注：愛默生《自然深思錄》，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在審美中，人實現了自我的完滿和靈魂的飛越；在人與自然的雙向生命共構中，遊記文學顯示出了它最深層的意蘊與內涵。

然而，遊記意涵的容量絕不限於此，而是以此為本原，為核心，然後向哲學、政治、宗教、道德、科學、民俗、文化等全方位拓展，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展現了博大深厚的中華文化精神：

哲學意涵：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從本體論的角度看，遊記創作面對的是人與自然的審美關係，其哲學基礎即” 天人合一” ，即通過自然人化與人化自然的雙向互構，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遊記正是以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蘊含與闡釋了中華民族” 天人合一” 的深邃哲學精神。其次，從發生論的角度來看，遊記的正式誕生正與魏晉人文覺醒同步而來，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歷史的必然。因為人與自然審美關係的確立作為遊記誕生的前提條件，首先即得力於魏晉玄學之於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作用。再次，從創作論的角度看，當面對自然進入審美活動時，往往不能不引發主體之於人與自然關係的哲學思索，蘇軾的前後《赤壁賦》之所以成為中國遊記之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中充滿著哲人智慧，作者之於自然、歷史、永恒等形上問題的思考與探索具有他人無可企及的哲理深度。

政治意涵：遊記文學是一個以人與自然審美關係為核心的獨立自主的藝術世界，也是文人企圖擺脫惡濁現實而加以美化的理想世界。因此，文人的紛紛走近自然，遊歷山水，實質上就是反抗現實，尋求慰藉與解脫。更何況如柳宗元的” 永州八記” 、蘇軾的前後《赤壁賦》等，都是在遭貶流放期間創作的，從這些作品中，人們不難體會到其” 反抗” 的政治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