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林·崔小敬:遊記文體之辨(5)

四遊記文體的主流意涵與文化容量

遊記文體是基於魏晉時期” 遊” 的審美意識、” 遊” 的實踐活動與” 遊” 的文學創作三者的依次推進,以及” 遊” 的文學創作中遊程、遊觀、遊感三大要素的同時具備而正式形成的。可以說,遊記文體的發生序列決定了遊記意涵必然以審美為本原,為核心。

遊記作為一種展現人與自然審美關係的獨特文體,反過來又加深和促進了人對人與自然審美關係的認同和體驗,為人與自然的審美互構提供了一種完美而永恒的途徑。當審美主體在悠然放遊之中,見” 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 (注:蘇軾《南行前集敘》。),若無佳作,何申雅懷?然而,遊記作家不僅是記述山程水驛,描摹山光水色,更重要的是在山山水水的遊歷與描繪中傳達主體特定的情思與感悟,或傾訴觸景而生的幽懷,或抒寫感物而動的欣悅,或寄托回歸自然的高遠。一方面,山水藉文章以顯,文章亦由山水而傳,正如前人評價柳宗元所言,永州的” 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 (注: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記》。)。柳宗元發現了永州山水之幽奇秀美,永州山水同時也成就了柳宗元一代遊記大家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作家以追光躡影之筆,寫通天盡人之懷,在遊記創作中,人與自然在審美的律動、文思的奔湧中找到了結合的契機,通過這種結合,人與自然在更高層次上達成了溝通,達成了默契——” 在天空和樹林的永恒的靜穆中,他找到了他自己” (注:愛默生《自然深思錄》,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在審美中,人實現了自我的完滿和靈魂的飛越;在人與自然的雙向生命共構中,遊記文學顯示出了它最深層的意蘊與內涵。

然而,遊記意涵的容量絕不限於此,而是以此為本原,為核心,然後向哲學、政治、宗教、道德、科學、民俗、文化等全方位拓展,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展現了博大深厚的中華文化精神:

哲學意涵: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從本體論的角度看,遊記創作面對的是人與自然的審美關係,其哲學基礎即” 天人合一” ,即通過自然人化與人化自然的雙向互構,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遊記正是以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蘊含與闡釋了中華民族” 天人合一” 的深邃哲學精神。其次,從發生論的角度來看,遊記的正式誕生正與魏晉人文覺醒同步而來,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歷史的必然。因為人與自然審美關係的確立作為遊記誕生的前提條件,首先即得力於魏晉玄學之於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作用。再次,從創作論的角度看,當面對自然進入審美活動時,往往不能不引發主體之於人與自然關係的哲學思索,蘇軾的前後《赤壁賦》之所以成為中國遊記之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中充滿著哲人智慧,作者之於自然、歷史、永恒等形上問題的思考與探索具有他人無可企及的哲理深度。

政治意涵:遊記文學是一個以人與自然審美關係為核心的獨立自主的藝術世界,也是文人企圖擺脫惡濁現實而加以美化的理想世界。因此,文人的紛紛走近自然,遊歷山水,實質上就是反抗現實,尋求慰藉與解脫。更何況如柳宗元的” 永州八記” 、蘇軾的前後《赤壁賦》等,都是在遭貶流放期間創作的,從這些作品中,人們不難體會到其” 反抗” 的政治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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