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蹤、景觀、情感是遊記文體的三大文體要素，它們演進的程度與表達的詳略，直接關係到遊記文體的形成與遊記文類的劃分。遊蹤演進的緩慢導致柳宗元” 永州八記” 為代表的山水遊記重大文體缺陷。重遊蹤，重地理記載，是地學遊記的重要文體特征。重客觀之景與重主觀之情，又使文學遊記分為再現型與表現型兩大部類。

遊記是散文中最自由的文體之一。作家可以靈活地采用筆記、日記、書信、詩歌等種種不同的形式去記遊。不同的遊記或以文學描寫為主，或以地理考察為主，但不論遊記的具體形態如何變化，遊蹤、景觀、情感仍然是遊記文體的三大基本要素，它們演進的程度與表達的詳略直接關係到遊記文體的形成與遊記文類的劃分。

一遊蹤的演進發展與遊記文體的形成

中唐作家柳宗元創立遊記文體這一事實已經得到大多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的首肯，但是，研究者很少注意到柳宗元以“永州八記” 為代表的遊記尚存在著重大的文體缺陷。

柳宗元遊記的重大文體缺陷是遊蹤記寫的不明顯。遊蹤是遊記中最為重要的文體要素之一，遊蹤的有無是區別山水遊記與山水記的惟一標尺;遊蹤的詳略是區別文學遊記與地學遊記的重要標尺之一。

山水記是與山水遊記血緣關係最近的山水散文，山水記與山水遊記的重要區別是山水記不寫遊蹤只記方位。這種區別的實質是山水記以空間為線索組織成文，山水遊記以時間為線索組織成文。遊蹤的本質是以時間為線索的山水遊覽歷程的文字記載，方位的本質是以空間為線索的景觀布局的文字記載。縱觀柳宗元的全部遊記，不少作品的方位記載較多，遊蹤記寫不甚明顯。《遊黃溪記》遊覽的是黃溪，但作者的文字交代卻是” 黃溪距州治七十里” 的方位介紹。《鈷潭記》介紹鈷潭的文字是” 鈷潭在西山西” ，這顯然是典型的方位介紹。《袁家渴記》開篇一段文字的方位介紹性質最為典型：”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姆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 這段全面介紹永州山水的幽麗奇絕之處的文字，完全按方位記寫。

柳宗元遊記遊蹤記寫的不明確源於柳宗元的遊記脫胎於記載一山一水的山水記，而且與中唐作家元結的山水記承傳關係最為密切。清末桐城派古文家吳汝綸曾精辟地指出：” 次山放恣山水，實開子厚先聲” 。元結寫下了許多山水記名篇，如《右溪記》等，這些山水記對柳宗元的山水遊記影響甚大。這種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表現為二者在山水描寫上的一致，二是表現為在文體特征上的一致性。所謂文體特征上的一致，主要是指二者所寫一是純粹的山水記，一是帶有山水記胎記的山水遊記。

柳宗元“永州八記” 的這一文體缺憾，源於在他之前，遊蹤這一文體要素相對於景觀與情感兩大文體要素，未得到充分的發展。

用散文語言寫山水之景源於晉宋地記①。在晉宋地記中，山水景觀的描寫達到了很高的水準，而且其精華部分多被酈道元《水經注》與隋唐類書所汲取。《水經注·江水注》有關三峽的那段傳誦頗廣的名文出自劉宋盛弘之的《荊州記》②，它代表了晉宋地記山水散文的最高成就。柳宗元通過隋唐類書與《水經注》兩條途徑均可汲取以晉宋地記為代表的山水散文的寫景成就，並將其移植於” 永州八記” 之中，因此，柳宗元” 永州八記” 在山水描寫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這一成功雖然不乏柳宗元本人的創造，但前人在山水描寫上的成就促使了景物描寫這一重要遊記文體要素的成熟也是不爭的事實。筆者僅舉一例予以說明。

（2021-07-19《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