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意涵：中國古代宗教觀中人與自然的關係集中體現於” 天人感應” 說，而在遊記中人與自然的審美關係確立並取代” 天人感應” 後，後者並沒有徹底消失，而是經常與前者交融，其中因緣之一是作為人與自然審美關係哲學基礎的” 天人合一” 與” 天人感應” 本有先天的血緣關係，都是自然人化與人化自然的產物。因緣之二是在遊記創作中有大量佛徒、道士參與，他們常常以宗教的思維形式來觀賞自然，審視人生，將宗教與審美合而為一，因而賦予遊記以宗教內涵。因緣之三是遊記的審美對象首先是山水勝景，而山水勝景又往往與佛道的寺廟、道觀以及種種宗教傳說和民間神話連為一體，遊歷山水、描寫山水就不可能不涉及到這些宗教內容。因緣之四是在自然人化與人化自然的雙向互構中，在追求超驗的形而上的人生體驗中，哲學與宗教具有一定的互通性與互滲性。

道德意涵：” 山水比德” 的道德指向在先秦曾廣為流行，至魏晉漸與審美論合流，就遊記創作而論，可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是作家的道德滲入，如宋代理學家張拭《遊南岳唱酬序》記述其與朱熹等人七日衡山之遊，遊賞之余不忘發揮其” 喪誌” 之論。二是對人類生命極限的體驗與價值的終極關懷。在古今探險遊記中，通過生命極限的體驗，生存與毀滅的考驗，大力張揚人類征服自然與征服自我的偉大人格力量。前者多為道德說教，如處理不當，往往會削弱作品的藝術感染力；而後者這種具有本體意義的道德指向實際上已與哲學合而為一，是更高層次的道德滲透。

科學意涵：從早期遊記的經典之作《水經注》開始，科學精神一直延續於歷代遊記創作之中。《水經注》通過從地誌著作向地學遊記，再從地學遊記向文學遊記的兩次轉化，開創了融科學性與藝術性於一體的成功範例。此後，宋人遊記中的尚實精神，也是承繼《水經注》而來，而又具有新的時代內涵。直至明代日記體長篇科學遊記《徐霞客遊記》的問世，則進而把科學性與藝術性的完美結合推向了極致。

民俗意涵：表現本土與異國的風俗民情，在魏晉遊記初創時期即已開其端，如張協《洛禊賦》、夏侯湛《禊賦》、阮瞻《上巳賦》以及王羲之《蘭亭集序》等，皆重在表現三月三上巳節修禊活動之盛況。法顯《佛國記》記述前往印度求經歷程，於宗教主題外於異國山水民情也有展示，對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記》有直接影響。宋代尤其是南宋遊記作家始有意識地向風俗民情拓展，如陸遊的《入蜀記》、範成大的《吳船錄》等，都有比較豐富的有關風俗民情的記述。此外，在明代的小品遊記和《徐霞客遊記》中，也不時涉及這一方面的內容。

文化意涵：從廣義上說，以上六種意涵都可歸結於文化之中，但這里所說的文化指向是指以自覺的文化意識融入遊記創作之中，並在其中展開文化思辨乃至文化批判，則始於20世紀80年代之後。就外部動力而言，這得益於80年代之後舉國上下” 文化熱” 的有力推動；就內在演變而論，則始於80年代初遊記創作向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雙向拓展。我們冠之為” 文化遊記” ，不僅因為其中的代表作——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直接以” 文化” 為名，更重要的是這類作品最具自覺的文化思辨與文化超越之特色。由於余秋雨等一大批學者散文家紛紛涉足遊記創作，遂使” 文化遊記” 蔚為壯觀，並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他們在對自然山水、民居園林、道觀廟宇以及其他文化遺跡的遊歷中，始終伴隨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性反思，讓讀者從作者與遊歷客體的對話中獲得智慧的啟迪與感悟。

可以說，遊記不僅是一個文學文本，同時也是一個文化文本，它具有巨大的文化包容性與文化涵化力。通過這一” 文學—文化” 文本，我們可以從一個特定的視角更好地理解中國文化，理解中國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