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遊記文體的體式定型與多元並存

最後，讓我們重點進入對遊記體式的探討。

就遊記這一專有名詞的構成元素而言，可以說” 遊” 是其內容規定，而” 記” 則是其文體指稱。” 記” 作為一種文體，向來多歸於” 雜記” 一類，具有多樣性、包容性、靈活性特點，這就為更好地表達主體在遊歷過程中的個性化體驗提供了便利條件，為” 記” 在紀” 遊” 過程中的文體功能的發揮提供了多種可能。” 遊” 與” 記” 雙向互動，由” 遊” 而” 記” ，以” 記” 紀” 遊” ，進而發展成熟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可見，” 遊” 與” 記” 的組合並非隨意，而是因為彼此在內容與形式上具有內在的契合點。然而，這一內容與文體的契合並非妙手天成，而是經歷了一個從多向選擇到逐步定型的過程。

在遊記初創期，作家們並未為紀遊之作確立一種固定的文體，而是處於多元化的選擇、嘗試與探索中，舉凡賦、書、序、記等各種文體都曾被廣泛而靈活地用於紀遊。其中，賦是遊記初創期最發達的一種文體，與以言誌緣情為主要功能的詩相比，賦更適於紀遊，其長處在於能更詳盡地鋪敘風物行蹤，擴大山水描寫的容量，自由表達主體的審美感受；但囿於賦體鋪張揚厲的傳統，以賦紀遊往往失之於板滯累贅，而且作者常不加選擇地羅列行程景物，既有主次不分之弊，又時時模糊了景物的審美個性。因此在後代遊記創作中，除一部分賦演化為文賦並在蘇軾等人手下大放異彩外，其余逐漸退出了遊記領域，唯其開創之功不可忽視。書是初期遊記的另一重要文體，魏晉時期曾出現一個頗具規模的山水書劄群，如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吳均《與朱元思書》等都是千古傳誦的名篇。從主體的創作動機看，以書紀遊是一種非直接的遊記創作，往往是作者由於某種原因行經某處，故修書轉述其地風光於親友或同仁。個體獨特的審美感受一經轉述，與直接表達終歸隔了一層，又常不能不雜以他事，因此嚴格說來，紀遊之” 書” 只能算一種” 準遊記” 。序原指寫在詩文前邊，說明其寫作緣由、內容、體例等的文字。與賦、書二體相比，序更接近成熟的遊記文體，既擺脫了賦鋪張揚厲的誇誕作風，趨於平易通暢，又克服了書往往雜以他事的敘述局限，可以更加完整地表達遊歷體驗與感悟，因此也較賦、書二體更多地被後代遊記所沿用。但序畢竟仍受製於所序之文，其獨立性受到嚴重影響。這樣，經過自然選擇與淘汰，” 記” 這一文體日益顯示出其較之賦、書、序能更自由、完整、獨立地表達山水審美經驗與感受的優勢，因而逐漸占據了遊記創作的主流地位。可以說，” 記” 這一遊記文體正宗地位的確立，乃是遊記發展的內在需求與作家自覺選擇相互作用的結果。

然而，” 記” 在遊記創作中雖占據了正宗地位，卻並未將其它體式完全排斥在外。如賦之一體，發展至宋代，宋人將散文與賦進行優勢雜交，取長補短而創造了散文賦，蘇軾以此體紀述其兩次赤壁之遊，著成前後《赤壁賦》。兩賦所體現出來的深沈的哲理探索與生命思考，齊物我、通天人的磅礴大氣和高邁情懷，以及物我混化與自我分化的獨特創造與時空組合的神奇開闔，不僅使其成為宋代” 哲人遊記” 的精品，更把中國古代遊記文學創作推上了峰巔。其中散文賦在藝術創造上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前後《赤壁賦》中既有對賦的傳統的繼承，如保留了主客問答形式，鋪張排比手法的適當運用，文氣的旺盛，音節的鏗鏘，詞采的華茂等，但更多的是以散文對其進行改造和創新，終於形成一種亦散亦駢，熔紀行、寫景、抒情、述志、說理於一爐，物我、時空融化無跡的新文學體式，前人譽之為” 一洗萬古，欲仿佛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 （註：強幼安《唐子西文錄》。），” 非超然之才，絕識之識，不能為也” （註：謝枋得《文章軌範》卷七。），確為後世所難以企及。書、序二體在後代亦時有佳作，前者如宋謝絳《遊嵩山寄梅殿丞書》、明袁宏道《答梅客生書》，後者如唐白居易《三遊洞序》、宋張拭《遊南岳唱酬序》、明屠隆《清溪詩序》等，均是以書、序紀遊的名篇。

因此，在遊記文體的體式上，經過眾多作家的長期探索與實驗，最終形成了一個以記為主，賦、書、序多元並存的繁榮局面。

以上我們就有關遊記文體的五個重要方面作了初步的辨析，鑒於遊記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遊記形態的獨特性、意涵的豐富性與創作的延續性，重點加強對遊記文體的研究，顯然有助於推進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走向深入，也可為當代遊記文學創作提供有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