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在公元前330年的這次公共訴訟中，作為起訴方的埃斯基尼斯似乎也深受德謨斯提尼所建構的“事實”模式的影響。哈裏斯驚訝地發現，在起訴演說《訴科忒西豐》中，埃斯基尼斯關於腓羅克拉底和約責任問題的表述竟然與德謨斯提尼《使團辭》(公元前343年)中的模式相同，都試圖表明自己在制訂和約期間並未損害雅典盟邦，而是承擔了雅典對希臘人所負的責任，維護了其他城邦的利益。(74)這與前文所述德謨斯提尼將弗基斯因和約而致滅亡的事實歸咎於埃斯基尼斯如出一轍。可以想見，當雅典民眾普遍運用德謨斯提尼所建構的模式來認識和判斷政治事務的時候，作為德謨斯提尼政敵的埃斯基尼斯也只得服從於這一“事實”模式。…

對於德謨斯提尼所呈現的這種模式，現代學者已經意識到它所產生的誤導作用。例如，哈裏斯曾明確指出，德謨斯提尼的說法會造成我們認識上的盲區，使我們過於簡單地理解馬其頓取得希臘統治權的原因；實際情況比德謨斯提尼的說法遠為覆雜，並非所有親馬其頓派都是被腓力二世賄賂收買的政治家，而腓力二世其實也從未表現出真要摧毀雅典的意圖。(61)無論現代學者對當時歷史事實的推斷是否準確，或者現代學者對德謨斯提尼的批評是否公允，我們都不妨認為，德謨斯提尼所呈現的模式是他在某種程度上對政治“事實”進行建構的結果。這種建構的目的則在於影響當時雅典民眾的政治認知，引導民眾按照這種兩極化的模式對各位政治家的主張和立場進行歸類，而“忠實於民眾”還是“忠實於暴君(指腓力二世)”之類具有明顯道德與意識形態色彩的評價標準又很容易使民眾在兩極對立中選擇一方，摒棄另一方。…

三、模式化的“事實”呈現…

埃斯基尼斯的申辯演說有助於我們對該問題的討論。首先，埃斯基尼斯同樣強調民眾關於公民大會演說場景的集體記憶。《論使團》(On the Embassy)第12—19節敘述第一次使團之前雅典人的商議過程，(24)埃斯基尼斯指出，“你們所有人都記得”(hapantas humas…mnēmoneuein)當時公民大會的場景，同時使用第二人稱覆數的表述方式，優卑亞使節“在你們面前進行匯報”(humin apaggeilai)，弗呂儂(Phrynon)“請求你們”(edeito humōn)向腓力二世派遣使節，“你們被說服”(peisthentes d’humeis)，科忒西豐“向你們匯報”(apēggeile pros…

接下來，德謨斯提尼斥責埃斯基尼斯在斯基羅佛裏翁月16日的公民大會上以欺騙手段妨礙民眾了解“事實”，使得雅典人在最終得知腓力二世占領溫泉關的消息時，已經難以決定如何采取行動了。在這裏，德謨斯提尼特別闡發了民眾在公民大會中進行政治商議的正當程序：先要“聽取關於事實的演說”(akousai peri tōn pragmatōn)，然後商議，進而“去做認為該做的事”(prattein ho…

——以腓羅克拉底和約為例

20世紀80年代，芬利(M. I.Finley)在描述雅典民主制運作時，曾經關註過政治認知的問題，他結合古希臘社會特征，從宏觀層面上討論了政治商議和決策過程中信息的獲得與交流方式，但是對於演說在這方面的作用似乎並未給出積極評價。①隨著古希臘演說與雅典民主政治研究的深入，西方學者逐漸意識到，演說不僅是社會現實的產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會現實。於是，演說本身的社會功能成為考察重點。在此趨勢影響下，赫斯克(Jon Hesk)的《欺騙與古典時期的雅典民主制》(Deception and Democracy in Classical…

近日裏，上海市委的領導正在研討：在新的形勢下，以什麽樣的“強大的精神動力”來支撐上海的建設？

今天的上海，已經面臨著一個難題有待解決。據《中國公眾城市宜居指數2006年度報告》指出，上海在國內的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上排名最後末位。該《報告》稱，“文化兼容性”是判定一個城市開放程度與宜居程度的標準之一。調查結果表明，在中國的主要城市裏，本地人對外地人的包容程度不如表面所見那麽高，城市之間包容性表現得分差異也較大。外地人對溝通、就業和就學三方面的平等性評價低於本地人。其中，在就業和就學上，外地人認為，城市的平等容納能力較低。——這樣的現實對於近年來上海一貫標榜的城市精神旗幟“海納百川”，恰是個嘲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