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揭示賽金花個人生命歷史所具有的社會意義時，不同地區的媒體發揮著各自不同的作用。為何報紙媒體要不斷挖掘賽金花身上所具有的社會意義？這是因為“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矛盾日益激化，在越來越多的男性逐漸投入到抗戰之中的同時，記者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隨著戰爭的爆發，女性的整體生存狀態勢必會受到影響；隨著婦女解放思想的日益普及，已經有所覺悟的女性或許可以成為輔助男性、支援抗戰的社會力量；仍有一些女性在觀望，需要被動員和鼓動起來。因此，他們要通過一個個具有典範意義的個案，使廣大女性用實際行動支持這場民族戰爭。隨著報道的不斷增加，賽金花的社會意義逐漸凸顯出來。與此同時，不同的報刊媒體也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事著確立輿論風格、樹立自身社會形象的各種實踐。

作為民國時期享有盛譽的報紙媒體，天津《大公報》一貫秉持“忘己之為公，無私之為大”[10]的辦報理念。自創辦之日起，該報即將“開女智”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並致力於促進廣大婦女的覺醒與解放。因此，賽金花及其個人在戰爭中的生命歷史受到了報人的格外關註

問：外人初到時，有否越軌行動？

答：先到五天，秩序不好，以後頗守紀律……

……

問：女士向瓦將軍如何解釋？

答：我向聯帥說，此乃匪徒之不慎，並非由西太後所唆使。太後深居宮中，外事無由深悉。此實皇家事情，初非有意議計。[11]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揭示議題的過程中，《大公報》的編者、作者努力克服自說自話的局限，營造出編者、作者、讀者互動的輿論氛圍。這使得報人的關懷與讀者、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關註產生了難得的共鳴。原先分屬於不同空間的人們，找到了共同的議題。其次，記者關註的焦點是賽金花在八國聯軍侵略戰爭中的所作所為，特別是賽金花與瓦德西的互動。從問題的設計上看，記者善於挖掘先前被其他媒體忽視的歷史細節，獲取具有獨特新聞價值的信息，盡管有些信息尚待確認。這又體現出《大公報》的另一特色：“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12]。此外，記者在言說這一重要歷史過程時，也沒有將註意力放在制造噱頭、糾纏於與賽金花有關的男女私情上。這既是對該報歷史傳統的堅持，又體現了記者自身的職業素養，還在社會上樹立了《大公報》的正面形象。

與此同時，在北平《世界日報》的“婦女界”專刊中，有關賽金花的介紹與訪問也不時出現。《世界日報》是由近代著名報人成舍我獨資經營的民辦報紙，在堅持新聞的時效性以及言論的獨立性之基礎上，不斷地進行自我改造，構建適應時代的新聞典範。“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前，《世界日報》開辦專刊《婦女界》。事變發生後，報人們對戰爭與性別等議題十分關心。在民族危機嚴重的年代，她們試圖借助時事、新聞來完成對歷史的逆向追溯，使這位在歷史上顯赫一時的傳奇女性在媒體中得以再現，以感召那些正處於迷茫狀態的廣大女性。“雖然她開口‘西佛爺’、閉口‘皇上’是近於封建思想，可是為國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比較現在甘心專買仇人的化裝品，而喊著救國口號的現時代婦女高超得多了。那時在享樂多年的故都市民們，一聽八國聯軍來占北京，誰敢往見八國聯軍總帥……賽金花卻甘冒斧鉞，只身往見瓦西，在我們歷史上實在不可多得的女子，我們希望現在一般女子都有她這個勇敢和知道愛國才好。”[9]

然而，《世界日報·婦女界》的編者、作者自覺或不自覺地以現代觀念審視賽金花。即使她們高度讚頌賽金花在戰爭中的奮鬥精神，也是旨在激勵城市知識女性在抗戰中有所作為。在這些女性媒體人看來，她們還應當擔負起喚醒絕大多數“沈睡”中之女性的責任。在日本侵華戰爭一步步逼近的特殊時刻，她們惟有幫助女性克服某些弱點，彌補其種種缺陷，才能使之具備抵抗外侮的能力。

這一時期，上海《申報》也將其視為“女界先覺”和戰爭年代的“最能愛國者”，並介入到對賽金花的訪談之中，與讀者一起聆聽賽金花的自我言說：

問：你在庚子時候，可雲女界先覺，最能愛國者矣。

答：也不過當時我與他們外國官認識，我有時講兩句和平話。只有德國兵打中國人，我看著最不忍……當時送錢與我的，可多了，我母親囑咐我，只準收禮物，不許要錢。所以我今天這樣窮。[13]

在訪談中，賽金花不僅低調回應了訪談者的高調介入，談論了自己的初衷和在戰爭中的一些作為，並揭示了自己受窮的“歷史”原因。顯然，她的回答與記者的主觀設定存在一定的距離，似乎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並未在其頭腦中形成清晰的概念，並自覺言說出來。或許由於她年事已高，對於歷史的記憶日漸模糊，對現實的苦難卻念念不忘，從而給訪談者對這段歷史的再現制造了障礙。然而，這又隱含了把人們將拯救娼妓的問題融入到一個更為宏大的救國主題之中的宣傳策略。他們以為賽金花個人生命歷史的轉折，與其為娼時進入公共視野的某些言行有關；當其再次呈現在人們的面前時，人們不能無視其現實處境，並引發連帶思考。本來，娼妓成為了近代中國社會衰敗的特殊標識，不僅象征著中國在以往戰爭中的屈辱地位，也預示著未來隨著日本侵略的擴大所帶來的中華民族進一步遭受蹂躪和摧殘的可能。於是，民族成為超越意識形態和階級屬性並需要女性盡力療救的對象。

值得註意的是，《申報》的訪談者在問題的設置上，既關註到相關歷史議題，又適時跟進新聞事件的最新進展。他們在考慮自身需要的同時，也對賽金花回答問題的興趣、習慣予以理解和尊重，目的是啟發其自覺、自動地講述出訪談者需要的信息，以滿足讀者的需要。實際上，這源於《申報》訪談者對新聞本質和特性的某些深刻認知：

每遇新聞平淡、消息枯窘之際，即將賽氏請出。縷縷述其談話，詳其起居，故賽金花三字，三年來，幾成新聞界常年借用之必須題材。不逾二旬，各報必發現一次，以此原因，賽氏以垂老之年，引起南北一般之註意，其冷落門巷，既不斷學者名士之車跡，而電影戲劇文學小說各項文人及營業家，尤視為奇貨。[13]

由此可見，《申報》的訪談者洞悉了報刊媒體乃至現代傳媒再現歷史時染上的一些通病：炒作已有的人物或議題，過度消費所謂的浪漫情節，無意發掘新的人物或議題以推動社會的理性思考。若要深入詮釋賽金花及其個人生命歷史中所具有的社會意義，還需要精英知識分子的參與。因為精英知識分子的基本訴求是探尋真相，這就必須依靠大量的一手資料，為這段歷史的解讀提供充分的證據，進而增加歷史文本的可信度。

1933年，劉半農、商鴻逵前往賽金花所居住的居仁裏對其進行訪問並著手編寫《賽金花本事》。在序言中，編寫者做了這樣的陳述：不問庚子時，即在今日，欲覓一美姿容、精德語之中國妓女，亦必戛戛乎難矣！又立克林德牌坊時，她會諄勸克林德夫人……庚子外交，尤其糟糕，應付大感辣手矣！而能有這麽一個妓女出來幫幫，雖不必怎樣頌揚她，但總還值得道一道吧！ [4](P1-2)

在精英知識分子看來，人們對歷史的記憶是社會反思的工具，以便凝結出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歷史經驗與教訓。而再現賽金花個人生命的歷史就是要揭示和書寫中華民族在近代社會飽受的摧殘和淩辱，昭示今人，警示來者。

作為一個典型個案，賽金花不斷地被置於亡國滅種的語境之中，反覆驗證著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社會虐待“自己的妓女”，卻未曾意識到自己如同妓女一般被列強所淩辱。精英知識分子借助民族危亡的語境，賦予“傳統”和“現代”、“中國”和“西方”以強烈的性別色彩，使具象的歷史人物和現象變得抽象起來，通過訪談、口述等文本呈現，警醒預設的讀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使其產生責任感和使命感，站在時代的高度重新撫平過去所遭受的歷史創傷，以便投身到拯救民族危亡的洪流之中。

三

在媒體參與創設的公共輿論空間中，涉及集體記憶的各種文本及其論述都在不斷地醞釀、形成之中，而它們彼此之間業已存在的互動關系也呈現出動態性變化趨勢。其內涵和意義都在不同文本的建構、詮釋中增加和減損。文本的書寫者們在獲取和感知文本中的有效信息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對這些信息進行選擇性的吸收，並通過書寫文本的形式再現某種含義，參與集體記憶的凝聚而展現自我。張競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給賽金花的信中，他寫道：我常喜歡把你和慈禧太後並提，可你比她高得多呢……你雖位卑但人格卻不微，當聯軍到北平，她拋卻人民和寶貝的太監們溜走了。只有你在金鑾殿中與外帥折沖，保衛了多少好人民[14](P161-162)。

張競生是通過比對賽金花和慈禧太後在八國聯軍入侵時的表現而對前者給予充分肯定的。顯然，他突破了階級、地位和權力等限制來看待和肯定女性的社會價值。這與他在闡釋性別議題時顛覆男性權威、註意凸顯女性的主體價值有一定的關聯。在他看來，女性是充滿生機的個體，男子成為社會的中心後，專門從事“理智、實用及自利”，遂使“人類的生趣也就不堪問了”[15](P37-45)。在他的心目中，一個完美的社會應當以情愛、美趣及犧牲精神為主，而這些美德是無法從男子那裏獲得的。他是這樣認定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的：男性特質代表劣等的國民性，而女性特質代表優良的國民性。假如近代社會的內外交困使男性沈淪的時候，中國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女性身上了。為此，他向賽金花發出這樣的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