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腓羅克拉底和約為例

20世紀80年代，芬利(M. I.Finley)在描述雅典民主制運作時，曾經關註過政治認知的問題，他結合古希臘社會特征，從宏觀層面上討論了政治商議和決策過程中信息的獲得與交流方式，但是對於演說在這方面的作用似乎並未給出積極評價。①隨著古希臘演說與雅典民主政治研究的深入，西方學者逐漸意識到，演說不僅是社會現實的產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會現實。於是，演說本身的社會功能成為考察重點。在此趨勢影響下，赫斯克(Jon Hesk)的《欺騙與古典時期的雅典民主制》(Deception and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一書於2000年問世，以嶄新視角對古希臘演說中的“欺騙”問題給予了嚴肅的學術關註。作者指出，演說術一方面作為欺騙手段遭到揭露與批評，另一方面卻在某種程度上發揮著捍衛真實和正義的作用。該書盡管沒有對演說傳播政治信息的具體方式進行細致分析，但已經開始從認知的角度關註古希臘演說的社會功能。數年之後，歐博爾(Josiah Ober)在其專著《民主與知識：古典時期雅典的創新與學習》(Democracy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in Classical Athens)中將公共知識作為研究主題，更完全地將研究視線轉向認知層面。該書強調民主政治對社會整體所產生的普遍作用，重點在於考察雅典民主政治如何整合、傳播並利用社會的公共知識。為此，他討論了雅典民主政治多方面的具體運作形式，其中自然包括公民大會與公民法庭這兩個重要的政治演說場合，並且特別對呂庫古斯(Lycurgus)的訴訟演說辭《訴列奧克拉特》(Against Leocrates)進行了個案分析，說明信息是怎樣通過法庭的訴訟演說而得以向公眾呈現的，進而從公共知識的角度重新審視民眾的政治參與情況。

 有鑒於此，為了進一步考察雅典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家如何利用演說影響民眾對政治事務的認知，有必要繼續進行深入細致的個案研究。在檢視古希臘演說辭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德謨斯提尼有關腓羅克拉底和約(Peace of Philocrates)的演說內容不失為頗具價值的分析對象。所謂腓羅克拉底和約，是“第三次神聖戰爭”的結果。該戰爭起因於公元前356年弗基斯(Phocis)對德爾斐的占領，其間，馬其頓的腓力二世乘機插手中南部希臘事務，支持忒拜攻打弗基斯，而雅典則站在弗基斯一方，對抗馬其頓。公元前346年，腓力二世與雅典人訂立腓羅克拉底和約，借此控制溫泉關，威脅中南部希臘。這成為雅典與馬其頓外交關系的重要轉折點，德謨斯提尼從此開始逐步推行堅決的反馬其頓政策。為了說服民眾接受這一主張，他在後來的演說中一再將該和約作為關鍵例證加以渲染，引導民眾回顧其經過，判斷其是非，反思其意義，形成特定的政治認知。他的相關闡述主要集中於公元前343年的《使團辭》(On the

 False Embassy)和公元前330年的《金冠辭》(On the Crown)之中；而政敵埃斯基尼斯(Aeschines)也曾就此和約與德謨斯提尼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有演說辭存世，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佐證。筆者將通過對這些演說內容的文本分析，從動態過程、集體記憶和模式化敘述三個方面，考察演說對民眾政治認知的影響，以期更為具體而生動地闡釋古希臘演說的社會功能以及雅典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

 一、動態的認知過程

 演說是雅典政治家的職責，也是民眾獲取信息的渠道。德謨斯提尼曾經提出：政治家應該如何接受審查(hōng’an ho rhētōr hupeuthunos eiē)？②原文中rhētōr一詞本義是“演說家”，這裏則特指政治家，hupeuthunos是由前綴hupo-與euthuna(審查)構成的形容詞，意思是“有必要接受審查”，其中的“審查”(euthuna)是雅典城邦專門針對各類公職人員在卸任時進行的述職審查。但是，rhētōr並非一種公職，在制度上也不存在針對rhētōr的述職審查，③德謨斯提尼的表述其實是在考問政治家的公共職責。他自己給出了答案：對政治家述職審查的標準在於“了解那些剛發生的事務，提前認識它們並提前講給別人”。④通常情況下，針對政治家的公共訴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這種所謂“述職審查”的作用。⑤德謨斯提尼在公元前330年的一次公共訴訟中為自己的政治生涯進行申辯，特別強調了演說方面的能力與貢獻，反覆聲明自己了解事實真相和腓力二世的實力，並將信息傳達給民眾，有助於他們探討公共事務，以及獲得“有關城邦未來政治生活的經驗”。⑥這也就是政治家在演說中必須履行的義務，他們有責任將自己了解的信息傳播給民眾，並使之形成具有積極意義的政治認知。而圍繞演說的“述職審查”不僅會審視政治家的演說對民眾認識相關政治事件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反思民眾從中所形成的政治認知是否合理，它還試圖對這種既有的政治認知予以補充、修正乃至重塑。因此，政治家的演說與所謂的“述職審查”先後發揮作用，在持續的動態過程中共同構成了民眾認知政治事務的主要途徑。

 公元前343年，德謨斯提尼就腓羅克拉底和約指控埃斯基尼斯的公共訴訟無疑是最能集中反映這一動態過程的案例。在起訴演說《使團辭》中，德謨斯提尼指出：埃斯基尼斯要以公民大會演說者的身份(tōn en tōi dēmōi legontōn)接受“述職審查”(euthunas hupheksei)，因為雅典的“政體是建立在演說之中的”(en logois he politeia)，說謊(pseudē legōn)是對民眾犯下的最大罪行，如果演說不是真實的(mē alētheis)，民眾就“無法安全地參與政治活動”(asphalōs…politeuesthai)。⑦正是在此意義上，德謨斯提尼向埃斯基尼斯提出了質問：“你匯報了什麽？如果講了真話，就讓你活；如果說了謊，你就要接受審判。”⑧可見，此次訴訟將對埃斯基尼斯過去的公民大會演說進行審查，回顧演說的內容及其對民眾政治認知的影響；同時，此次起訴演說本身也成為德謨斯提尼用以改變民眾既有政治認知的工具。於是，從公民大會演說到公共訴訟演說，便形成一種動態過程，而《使團辭》則呈現了其中一個“橫截面”，使我們得以清楚地看到，後來的訴訟演說是如何回顧和審視之前的公民大會演說，從而在這一動態過程中不斷重塑民眾政治認知的。

 依據演說辭陳述，最初在腓羅克拉底的斡旋與提議之下，雅典人決定與腓力二世磋商和約，德謨斯提尼和埃斯基尼斯共同參加了出使馬其頓的第一次使團，又稱“和平使團”。使團返回後，雅典人於當年埃拉菲博裏翁月(Elaphēboliōn)18、19日先後召開兩次公民大會，商議並通過了和約。⑨而後，於同月25日由雅典盟邦在公民大會上對和約進行宣誓。接下來，德謨斯提尼與埃斯基尼斯又共同參加第二次使團，前往馬其頓獲取腓力二世的宣誓，因此又稱“誓言使團”。使團返回雅典後，於斯基羅佛裏翁月(Skirophoriōn)15、16兩日先後在議事會和公民大會中進行匯報。⑩

 以上便是制定該和約的主要步驟，發生於公元前346年。從中可見，該和約的制定作為一個關鍵性的外交與政治事件，涉及多次公民大會商議過程。三年後，德謨斯提尼在《使團辭》中指控埃斯基尼斯出使馬其頓期間收受賄賂，卻將攻擊重點集中於被告的公民大會演說。演說一開始就聲明，指控針對的其實是埃斯基尼斯“在城邦政治活動中的地位”，這既包括他的所作所為，也包括他的公民大會演說(tois pepragmenois kai dedēmēgorēmenois)，尤其是他針對腓力二世的演說(logous kata tou 

 Philippou dēmēgorein)。(11)

 《使團辭》第10和11兩節用五個並列的分詞結構列舉了埃斯基尼斯在參加“和平使團”之前的一系列政治行為：在公民大會演說中宣稱，最早識破腓力二世；與伊珊德(Ischander)一同在議事會和公民大會中進行演說(12)；說服雅典人派遣使團，準備對腓力二世的戰爭；出使阿卡迪亞(Arcadia)返回雅典後，覆述自己在阿卡迪亞的演說；批評那些受到腓力二世賄賂的希臘人，備陳他們所造成的危害。顯然，這些行為都離不開演說，德謨斯提尼使用十分誇張的形容詞將它們稱為“他那些美好而宏大的演說”(tous kalous ekeinous kai makrous logous)。(13)

 據德謨斯提尼所說，埃斯基尼斯受賄是在跟隨“和平使團”返回雅典之後被發現的，其證據依然是他在公民大會中的演說。《使團辭》第13—16節敘述埃拉菲博裏翁月18和19日先後兩次公民大會的場景。第14節直接引用埃斯基尼斯的演說內容，並使用強調的修飾語來形容他的演說：將埃斯基尼斯18日的演說稱為“他那些簡潔而謙遜的演說”(toioutous tinas brakheis kai metrious logous)，到19日卻變為“無比該死的演說”(pollōn akious 

 thanatōn logous)，(14)因為埃斯基尼斯一反之前的做法，轉而危害雅典盟邦。在14—16節敘述完兩次公民大會的經過之後，德謨斯提尼表示，將向聽眾講述埃斯基尼斯在隨後的“誓言使團”中如何拖延時間、損害雅典利益。但是，接下來的第17節卻直接跨越到“誓言使團”返回雅典之後所發生的事情，即斯基羅佛裏翁月15日在議事會和16日在公民大會中的演說經過。這一敘述延續到第56節，(15)其中，第17—24節生動描述當時公民大會中的場景，第45—46節敘述德謨斯提尼在公民大會中與腓羅克拉底進行的辯論。隨後第57—63節對以上敘述進行總結，詳細列舉前後的事件經過，指出明確的日期，目的在於證明埃斯基尼斯等人與腓力二世合謀毀滅了弗基斯。(16)第64—87節集中譴責埃斯基尼斯的上述罪行，並強調他給雅典造成的危害。第88—105節對埃斯基尼斯將進行的申辯演說加以反駁。第106—121節證明埃斯基尼斯被腓力二世收買，與腓羅克拉底同謀。第122節以後圍繞對埃斯基尼斯的判決要求進行雄辯，直到第155節才轉回到“誓言使團”。這種敘述打亂了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而將前後的演說場景集中在一起，同樣強化了德謨斯提尼對埃斯基尼斯政治演說的關註。

在第17—24節描述斯基羅佛裏翁月16日的公民大會場景之後，第25—28節解釋為什麽要覆述這次公民大會中埃斯基尼斯的演說，德謨斯提尼給出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埃斯基尼斯在演說中用虛假的許諾欺騙雅典民眾，並且阻止其他人講出“事實”(talēthē)；第二個原因則是要借此讓雅典民眾懂得怎樣辨別埃斯基尼斯演說的真偽。第29節強調，要讓“事實”(pragmata)勝過埃斯基尼斯的“名望”。特別值得註意的是，此處“名望”一詞的古希臘語原文為doksa，派生於動詞dokeō(認識)，因此，doksa的本義是名詞性的“認識”，在這裏指民眾對埃斯基尼斯的認識，轉義為“名望”，其實正是民眾政治認知的組成部分。它在前面第12節中體現為：當埃斯基尼斯參加“和平使團”時，雅典民眾將他視為監督者，而不是出賣雅典利益的人。德謨斯提尼提醒民眾，正是由於埃斯基尼斯“以前進行的演說”(tous proeirēmenous logous)，“你們所有人”才會持有這樣的“認識”(tēn doksan)。在德謨斯提尼看來，這一“認識”不但會使民眾相信埃斯基尼斯在“和平使團”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會使民眾進一步信賴埃斯基尼斯，相信他在公民大會演說中所傳播的其他信息，以及那些所謂的許諾。為此，德謨斯提尼才認為有必要指導民眾辨別埃斯基尼斯演說內容的真偽。換言之，民眾關於政治家個人的“認識”可能影響著他們對其他政治信息的接受與判斷，從而使這種“認識”延伸為內容更廣泛的政治認知，這一過程同樣是通過政治家的公民大會演說而得以實現的。（收藏自 2015-07-08 愛思想網站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