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動物都有“領地”意識，動物等級越高的，領域意識越強烈，進化使得登上生物進化階梯頂峰的人類當然莫能例外。進而，人類社會的發展繼續朝著“分殊化”方向前進的（韋伯語），亦即，人們的利益日益呈現個性分化傾向，不再有統一的利益、行動和價值觀，“領地”意識也益發顯然，如我國“物權法”的近期即將出台正是表明了這點，以信奉“唯物主義”為國教的國人理應更重視人類發展的生物學基礎。由“領地”意識演化出的法權是，本地居民對於本地域所屬的相關權益具有優先性：如對於城市戶籍和人口流動控制，使限制城市人口密度的膨脹，以及對於本地域所建立起來的高級文明，乃至對於本地域先民所取得的歷史成就享有榮耀，這本身就是合理的。再說，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也是以解決本地域的民生為主。因此，對於上海來說，其接納外來人員的素質才幹、乃至德性品行應有選擇，首先應考慮本地區的利益，為此就不可能做到皆大歡喜：只要來者都可滿意落戶生存。正如一個企業招聘員工，只能錄用對於本企業合適的人選，而不可能是“海納百川”——不管阿狗阿貓的招來都行。對於一個高科技的企業來說，肯定得多錄用高學歷、掌握高科技本領的人才，此漲彼衰，對於低級技能人員的錄用勢必大為減少，這本身沒有不合理的，也並未有“歧視”之舉，至於那些不學無術的、好吃懶做者沒有必要為此喊冤。相對應的是，發展落後的城市和地區、勞動集約型企業當然難以留住高級的人才，這並非是高級人才有偏見所致，而是市場自發調節的結局，正如“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那樣。

現代性城市是以社會的經濟活動為中心內容進行運轉的。市場經濟的中心法則就是優勝劣汰，這本身就體現著社會正義的實現，因而不應是讓各個利益主體去充當“好好先生”。所以，只要進入了市場經濟博弈之中，就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城市中本地人與外來人員之間互動性的遷移、宜居、求學、交往和婚姻等狀況，而不宜交付主托給由市民性的道德訴求來解決。當進入上海謀生的外地人，倘若發覺自己並不受本地人歡迎，從而紛紛打算離開上海的時候，上海人必定會有所反應：這樣的話會損害上海人的利益，為此，我們上海人應該需要調整政策、報酬和態度了，去比以前要好地對待外地人——看吧，這就是市場經濟的調節功能在起作用。可是，現在的問題恰在於：眾多的外地人（不是絕少數！）願意離開上海嗎？

而如今，上海的城市精神定位，打出了“海納百川”招牌，還期待著得到“全國的理解和支持”，實際上卻給國人（外地人）以誤導：以為主人就是應該要放下尊嚴和架子來：只要任何外來者來到了上海，都得與外來者一起同甘苦、共患難，要麽就是有福共享，哼哼···。更有甚者，前些年，在陳良宇主持下，搞了個“做可愛的上海人”的精神文明建設，可是，實際效果如何呢？

實際上，人的生物學本性是頑固異常的，並不輕易地受後天的教化、江山的更叠所變易。

3)上海向往與“國際接軌”，希冀建成世界性大都市，就須對上海文化的覆雜構成進行多側面、多層次的提煉、升華、超越，我們可將這種精神性運動定為“追求卓越”。既然如此，就得屏棄陳腐落後，不去迎合低俗，也不必去強求從各路人士那裏“海納”到有全面的“理解和支持”，這在事實上也是難以做到的。

因為“文化”總是帶有自身特定的色彩和傾向性的，它與踐行的主體，人的氣質、稟性有關。“文化兼容性”總是由人來操辦的，而人總是有缺陷（局限）的，人的有限性決定了“文化兼容性”的“度”界限，即所能兼容的範圍。符合辨證規律的是，文化凡是兼容於高端事物了，就勢必難以兼容低端的，如上海文化定位於“追求卓越”就是這樣。今天有超過5萬名的海外籍人士來上海定居，安居樂業，上海成為海內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這充分表明了這座城市是不“排外”的，事實已經勝於了雄辯，然而卻難以為國人中的低層次人群認同和叫好，廣泛地聲稱：上海“排外”。

對上海有著濃厚感情的美國學者李歐梵指出，上海精神在近幾十年來的發展中，混雜進太多太濫的落後的農民元素，導致上海“城市靈魂的失落”，就是對於現代性元素的損耗和摧毀，這對於上海乃至全中國來說是一大損失，可是當今的決策者並不清楚明白這點。因此，倡導“海納百川”，意味著不管良莠不齊的、也不管魚龍混雜的，個個都可以比翼共生，甚而，雞鳴狗盜的、濫竽充數的也照樣可以被混跡進高俸厚祿之中——在價值趨向實質上，依舊留存著傳統性的落後成分。

在大自然裏，即使浩瀚無邊的大海，欲維持良性的海洋生態，也不能無限制地容納有嚴重汙染的河水，換言之，不應不分青紅皂白地接納“百川”的。自然界如此，況且人類社會乎？

對比我們的近鄰日本可知，當進入近代後，並非是以“海納百川”的方針全方位、等量齊觀地兼容並蓄接受各種價值體系和各路外來移民，而正是以“脫亞入歐”作為立國之策，其理論核心是“全面西化”，為此盡遣使團去歐美學習先進制度和文化，而視亞洲鄰國如草芥，拋棄了原有的腐朽沒落的亞洲價值觀，對本國的制度和文化進行了脫胎換骨式的改造，從而踏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歷時不久，國力便倍增，把所有的大東亞“窮鄰居”和低級文明遠遠拋在後頭。日本的維新改革經驗為國人、特別為上海人上了一堂真正的“發展是硬道理”課程。

4)境遇倫理學表明，道德行為主體的德性是深受周遭境遇約束的，冷靜地從公正立場評判，則需要由行為的主客體兩者統一起來考慮。上海人在全體國人面前總是形象不佳，口碑不良，這是事實。然則我們需要從中剖析明理，不應為表面假象所迷惑。我們該反省的是：評介的動機和意圖到底是什麽？日常語言學派認為：語言的意義就在於它的具體用法。我們應把說話者的方式同特定的語言場景以及說話者的內心情感結合起來，綜合考察其用意，而不是孤立、抽象地停留於言語所直接傳達的意思之上。

若從問題的某一側面看，上海人授人以嫌的是，本屬於市場經濟運作的功利性行為，如需要引進人才勞力，招商引資，合作互助等等，可是當它同時附帶著道德的立場而輕松地以高調子唱出“海納百川”的時候，國人並不認同有什麽高姿態的德性附身，而認為只是在“作秀”而已。更要害的是，高調子的立場反被國人授以高標準的道德要求來度量己身，並認作為是天然合理的，如此便扭曲了公正。

在我們這個小農經濟傳統深厚的國度裏，平均主義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上受到近世來泛濫的左傾主義的支撐，從而得以強化，使得道德輿論不是以統一的標準去評介世上的一切人物和事情，這種評介的價值依據以為：只要誰振臂一呼，四方雲集，擁有了足夠多的大眾人頭數量，便天然地占據了道義的制高點。“人民”、“群眾”這類名義是神聖的，可以相當當地去顛覆公正立場。

今天的香港遠比上海繁華、文明和開放，她的成就廣為頌揚。那麽香港有“海納百川”精神和寬廣的包容性嗎？且看：香港可以接納任何發達國家的公民來港旅遊，但是香港就是不能接受國內普通的公民以個人的名義來港旅遊或尋找工作，況且香港社會是通用粵語的。那麽在這裏就呈現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來：同處於中國的版圖內，既然香港與上海之間的實際包容性差距已經昭然若揭，為什麽內地的國人紛紛評說上海是非常“排外”的，而不去說香港的呢？兩者的區別不在別處，就在於“一國二制”的體系，通行獨立自治的資本主義制度成了香港的擋箭牌，有效地抵禦了內地各種平均主義/左傾主義/民粹主義的“文化兼容”攻勢，可惜上海沒有這個福氣。

看來，在一個小農平均主義的國度裏，似乎適宜於低調行事。（愛思想網站 2007-0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