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鼓手，演奏勃拉姆斯樂曲的偉大的小提琴家，演說家，政治家……都要用到共振。他們抓住了音樂或詞語的節奏，然後他們接收到了聽眾們返回給自己的相同的節奏。

在我的研討會上，當我全神貫註以至於我都不再需要用意識控制自己的言談時——我只是存在於自己說話的脈絡中，我便知道我已經抓住了正確的節奏。這種時候，我能明顯地感受到我的聽眾正“與我一起”，如同我正“與他們一起”一樣。

對共振的需要並不僅限於詞語或聲音。…

有一次，阿圖爾·魯賓斯坦的一位狂熱的仰慕者問他：你是怎樣做到把那些音符處理得那麽好的？鋼琴家答道：“我處理音符的技巧並不比別人更高超，但是那些停頓——哈！那才是體現藝術的地方。”

天地萬物按照節奏而運轉著。原子粒子，電子波，木頭和石頭的分子，青草和樹木，變形蟲，哺乳動物和禽類，魚類和爬行動物，地球，月亮，太陽和星星……還有我們自己，全部都被節奏所統治著。

於我們自身而言，就像所有動物一樣，心臟是最明顯的按照節奏跳動的；但是血流是被心臟所泵出的，器官、肌肉、筋骨又都被血液所滋養，無論我們意識到沒有，這些器官也都按照節奏運動。我們的呼吸，反映身體內在狀態的最明顯的指針，隨著我們的精神或軀體興奮度而加快或減慢。…

我自己對時間的迷戀可以追溯到我記事的時候。

我花費了很多年才認識到，當我還是個嬰兒，在有意識以前，我是按照自己的節奏，而不是鐘表時間，來吃飯睡覺和學習的。在那段我最心滿意足的時光裏，我是時間的主人。

在我六歲的時候，我的祖父，一位對機械世界的運轉感到欣喜的發明家，給了我一個鐘表並告訴我它是如何工作的。他花了好幾個小時和我一起探索數字世界，解釋它們與時間的關系以及時間與我們的關系。起初，比起對那個鐘表的表盤，我對它的內部機械更感興趣。但是很快我就領會到，鐘表傳達的信息——一天中的時間——在我們的家庭裏是多麽重要。…

最好的，我們可能失去方向。最壞的，我們建立起來的生活可能坍塌。

大多數的我們每晚設定鬧鐘，這樣我們就能確定自己在應該醒來的精確時間醒來——於是我們就能準備早餐，準時上班，不會讓孩子錯過校車。那些奢侈到不需要按照鬧鐘設定的時間醒來的人在起床後的第一件事仍然是看表，這樣做才能把自己在一天中定位。如果時間晚了，我們會想：“我睡過頭了”——就好像讓一天中的任何時光在無意識中流逝是一種罪惡。…

近一百年來，西方社會設定了一種過快的節奏，這種節奏持續變快，要求人們行動更多、生產更多、學習更多。我們所有的機能都像上了弦一樣為已經太快的速度再加速。計算機、傳真機、語音郵件、電子郵件、互聯網、手機、自動重撥：這些對處理公務來說是方便的，但是它們每一項都把環繞我們的節奏再次加速，持續地增加壓力——讓我們失去了放松和處理情感的時間。

這種“快、更快”的節奏是相對來說較新出現的現象，而且似乎沒有人知道如何改變它。大多數人甚至根本沒想過要改變它，因為社會認為它是“具有生產力的”，我們每一個個體已經被這種觀念所同化，以至於我們並沒有意識到我們想要改變它。

即使我們認識到某些事是錯誤的，我們也不知道如何去改變這樣的節奏，如何在更加緩慢、更加“人性化”的節奏中與其他事物產生共振。…

在一個大雪紛飛、寒風刺骨的日子裏，我們一行人搭乘飛機離開紐約，直接飛達魅力無窮、氣候溫和的藍色加勒比海，在美麗的聖約翰島徐徐著陸。

此行，我率領的團員都是參加歐米伽中心舉辦的“探討身心健康和個人成長研習班”的學員。在聖托馬斯島稍作停留之後，我們轉搭一艘巨大的渡輪，前往另一座島嶼。

上了輪渡，環顧四周，無限美好風光盡收眼底。蔚藍的海面上，輪渡悠遊自在前行，一座座小島徐徐倒退，在微風中綠意盎然地向我們告別，空氣中彌漫著花香，天邊甚至出現了一道美妙的彩虹。

不過，航程出現了變動，我們的船必須在碼頭停靠數分鐘。…

多年前的一個晚上，我作為主治醫師，在一個醫院的急診室工作。那時巴裏，當地的一位政治家，因明顯的心臟病發作而被送入診室，我立刻把他送去冠心病監護室。兩天後，當我回到醫院，去CCU查看他的情況，發現他已經不顧醫生的勸告而自行出院了。

十天後，他再次被送入急診室，伴隨著又一次的心臟病發作。我再次讓他辦理住院，並問他為什麽他之前溜走了，這違反所有醫生的意見，更別提有點常識的人都明白不應該那樣做。他告訴我：“我沒有時間在醫院裏躺著，我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然而顯而易見，巴裏不會再有更多的時間讓他去憂慮了，除非他改變自己使用時間和排列優先級的態度取向——不幸的是，他的態度太常見了。我甚至可以說，我們絕大多數人對時間使用的優先級的排列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