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鼓手，演奏勃拉姆斯樂曲的偉大的小提琴家，演說家，政治家……都要用到共振。他們抓住了音樂或詞語的節奏，然後他們接收到了聽眾們返回給自己的相同的節奏。

在我的研討會上，當我全神貫註以至於我都不再需要用意識控制自己的言談時——我只是存在於自己說話的脈絡中，我便知道我已經抓住了正確的節奏。這種時候，我能明顯地感受到我的聽眾正“與我一起”，如同我正“與他們一起”一樣。

對共振的需要並不僅限於詞語或聲音。

偉大的籃球運動員比爾·拉塞爾[比爾·拉塞爾：NBA傳奇球星，20世紀60年代在凱爾特人隊的13年內拿到11個總冠軍，是NBA歷史上迄今為止總冠軍戒指最多的運動員。譯者註。]在他的自傳SecondWind中寫道：在比賽中，當隊友與對手都拼到極限的時候，當他們不僅與其他運動員融為一體，同時也與比賽本身融為一體的時候，輸贏都沒有關系了。至高無上的是籃球運動本身，運動員們在場上達到了最高水平的聯合。

早期的宗教領袖和薩滿法師們知道節奏的力量，於是他們將平凡世俗的時間轉換成神聖的時間，在這樣的時間裏，沈思取代了快步行進，永恒戰勝了社會性的時間。典禮和宗教儀式總是依賴鼓聲或合唱聖歌來引發出一種氛圍，從而把人們帶入較緩慢的節奏頻率中去，讓人們感受到更加深遠的精神性的存在體驗。

在一些文化中，敲鼓的儀式可用來把人們引入出神的狀態。人類學家邁克爾·哈納研究了不同的文化，發現特定的鼓聲可以把整群人引入一種共同的節奏中去，這種節奏被視為是神聖的，通往“另一個世界”。薩滿法師們將鼓比喻為承載著人們駛向彼岸的“獨木舟”。

在非洲，古往今來，鼓不僅被用於宗教儀式，也用於舞蹈或其他典禮中，它能夠創造表現故事或環境的節奏。當還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鼓和相應的舞蹈就起著承載歷史故事的作用。旱災，收獲，出生，戰爭，鼓點傳達著與各類事件相契合的節奏。

與西方所知的那種可測量的節拍不一樣，鼓點是反映變幻的自然環境的節奏，為身處其中的人們創造了一種共振的節奏。直至今天，每個村莊常常有著屬於它自己的舞蹈和節奏。這些舞蹈和節奏反映出了不同的地域群體之間的區別，每個群體都與其獨特的節奏發生共振。甚至是城市，也具有其特殊的步調。比如，西雅圖與洛杉磯的步調就大不相同。

在非洲的節日裏會敲響鼓點。開始是緩慢的節奏，隨之越來越快，然後又慢下來，之後再變快。舞者們應和著鼓點的節奏，圍著火堆起舞。一些旁觀者跟隨著舞蹈的韻律，在鼓聲中用腳踩拍子，其他人則跟著拍手。很快，無論是舞者還是鼓手抑或旁觀者，都沈醉於舞蹈的節奏中，現場已經沒有了有意識的思考，只剩下與節奏的共振，事實上這節奏已經包含了世界上的每一個節拍，每一個韻律。

有靈感的鼓手會讓鼓點與當下的、宇宙的節奏和諧一致，於是鼓手自己便成為了向群眾傳播節奏的媒介。巴巴都德·歐拉都基是將非洲的鼓樂介紹給西方的先驅。他曾經對我說，節奏在他的全身湧動，但他感受到的不是控制和力量，他僅僅是一個節奏的傳達者。

同樣，在早期的西方社會，人們用歌曲的節奏來反映和主導生命的節拍。農民在田野歌唱，客人們在婚禮上起舞，鈴鐺為時間而鳴，船工們喊著號子把船劃過水面。人們聚在一起舉行宗教的或世俗的歌唱大會。在古希臘，荷馬是唱出他的史詩而非吟誦出來的。在中世紀，德國的每一個行會都有用來描繪自己的韻律的歌曲。

無論在何地，音樂——不是完全的聲音，而是聲音加上停頓，是聲音和停頓共同形成的節奏——都曾經是，並且一直是最有效的引發共振的事物。它的力量是驚人的。

我的父親向我講述過一場在薩爾茨堡舉行的由托斯卡尼尼指揮的貝多芬的歌劇《費德裏奧》，觀眾是沈著的精英階層，竟然被感染得隨著歌聲在過道裏跳舞，把臺上的歌唱者都驚呆了。

小號演奏家邁爾斯·伊文斯告訴我：“邁爾斯·戴維斯通過打開音符之間的空隙並且在其中做出發揮從而創造了偉大的音樂。”

打擊樂器演奏家托尼·瓦卡也說：“如果你找不到內心的節奏，你就找不到靈魂。”

但是今天我們聽的音樂大多都采用了變化範圍狹窄的快速節奏。我們當今的音樂，正如我們的社會一樣，變得越來越喧鬧；說唱搖滾統治了電視廣播。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認為，我們現在的流行音樂不能主導——而是反映了——生活的節奏：

音樂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由人們達成共識的旋律。你對音樂產生感覺是因為音樂人創作的作品是如此接近普通人的所做所感以及他們在當中所運用的節奏，所以人們一聽到便能立刻產生感受。音樂釋放了人們所熟悉的感覺和節奏。

由於音樂是很好的共振器，音樂就不得不加速了，因為我們的社會讓它這樣做。

共振在我們的生活中占據了如此大的比重，以至於我們通常都不會註意到它——但是偶爾我們也能一窺它的端倪。例如，當我的兒子伊萊兩歲半時，他就像其他小朋友一樣，一遍一遍地要聽《阿拉丁》的磁帶。而於我則有點不幸，即使當磁帶停止以後，這個旋律仍然在我的腦子裏縈繞不已。它在我的顱骨裏回蕩，而我甚至沒能意識到這一點；當一切安靜下來時，突然間《阿拉丁》的旋律再次跳了出來，非常具有爆炸性。其實它一直在那裏，就像一股湧動的暗流——然後我不經意間就碰觸到了那個固著在我腦中的旋律。

雖然大多數人沒有把《阿拉丁》內化到腦海裏，但是社會生活的種種片段像環境背景一樣緊密地圍繞著我們。我們一直活在啪—啪—啪的節奏裏，而且這節奏永遠都存在著，無論我們註意與否都是一樣。下意識地，就像身體吸收著用糖漿做偽裝的毒藥一樣，我們與越來越快的節奏產生了共振。它控制著我們走路的方式、說話的方式、與親人及陌生人交往的方式，它讓我們永遠不能放松下來。你可以在開會的時候註意一下坐在你旁邊的那個人，他可能不停地用筆擊打桌面，或是不停地用腳敲擊地板。

對於各種體驗只投下驚鴻一瞥就越過去繼續前行的習慣滲透到了我們的生命裏。

舉個例子，我們可能都會去動物園參觀，但近來對位於華盛頓的國家動物園的遊客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人們觀看園中動物的平均時間竟然只有一瞬：五至十秒鐘而已。用這樣短暫的時間去了解動物的行為、反應、動作、飲食或交流，其實跟你翻翻圖畫書的效果差不多。

在上面談到的研究裏，一位在國家動物園工作的導遊指出，很多遊客認為河馬會待在水下很長時間。

“事實上，”他說，“平均時間是90秒，最長也超不過五分鐘。遊客只是沒有停留那麽長的時間去等它們出現在水面上。”

要不停地行動，這種壓力無形中使得我們錯過了我們的目的。

這種被我們內化了的荒謬的快節奏，因為太過普遍存在以至於我們幾乎無法察覺，但是它已經在社會的驅使下植根到我們身上。現代社會的節奏提供了可能是最有力度的——同時也可能是最具毀滅性的——籠罩一切事物的共振。